一戰期間,我家的廚師名叫艾薩,是個性格和善、很明事理的老人。有一天,我在內羅畢的麥金農食雜店買茶葉和香料,一個臉盤尖瘦的小個子女人來到我麵前,說她知道艾薩正在給我做飯,我說沒錯,確實如此。她說:“他以前一直是伺候我的,現在我要他回來做飯。”我表示自己深表遺憾,但不會放艾薩走。“哦,那可未必,”她說,“我先生是政府高官,請你回去轉告艾薩,說我叫他回來,要是不來,我就把他送到運輸軍團去。我知道,”她又補充道,“就算艾薩走了你也不缺仆人。”

回家之後我把這件事給忘了,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想起來,告訴艾薩我遇上了他的舊主人,把她的話轉述了一遍。不料艾薩大驚失色:“哦,您為什麽不馬上告訴我呢,姆薩布?”他說,“那位女士可是說到做到,我今天晚上就得和您告別了。”

“一派胡言!”我說,“我不信他們能把你抓走。”

“上帝救救我吧,”艾薩卻說,“就算現在出發恐怕也來不及了!”

“你走了誰來給我做飯呢,艾薩?”我問。

“我敢說馬上就有人來抓我了,不管是把我送到運輸軍團還是當場弄死,我怎樣都沒辦法再給您做飯了。”

那時,非洲土著人對運輸軍團的恐懼根深蒂固,我說什麽艾薩也聽不進去。他向我借了一盞防風燈,把他在世間的全部財產打成一個小布包,連夜趕往內羅畢。

艾薩從農場離開了近一年,這期間我在內羅畢見到他幾次,有一回還在通往內羅畢的公路上遇到了他。才短短一年,他瘦了,也老了,神情十分困頓,黝黑的頭頂長出了白發。他在內羅畢遇上我的時候不會停下來說話,但當我們在荒無人煙的路邊相遇,我停下車,他也把頭上的雞籠放下來,和我好好談了一次。

他還像以前那麽溫和,但畢竟還是變了,我覺得自己很難和他交心。他與我交談的時候一直心不在焉,似乎遊離在遠方。他被命運摧折得心膽俱寒,隻能從我不了解的力量當中尋求慰藉,而這些經曆讓他變得更加通透,我覺得麵前仿佛坐了一位在修道院見習的老朋友。

他向我問起農場的情況,懷著土著仆人常有的心態,覺得自己不在,別的仆人就會慢待主人。“仗什麽時候才能打完?”他問我。我告訴他據說不會太久了:“如果再打十年,我肯定會把您教的菜譜都忘光了。”

這位矮小的吉庫尤老人坐在橫穿草原的土路上,想法卻與法國美食家布裏亞-薩瓦蘭如出一轍,後者說過:假如法國大革命再拖五年,蔬菜燉雞的手藝就會失傳。

艾薩的感慨顯然是為我而起,為了不讓他這麽感傷,我岔開話題,問他近況如何。他足足想了一分鍾才開口,好像千頭萬緒湧上心頭,不知從何說起。“姆薩布,您還記不記得?”他最終說道,“您曾說過印度木材商的牛很可憐,天天拉車,永遠歇不下來,不像農場的牛隔三岔五就能休息一整天。我在那位女士手下幹活,就像木材商的牛一樣慘。”艾薩說這番話的時候眼睛並不看我,似乎帶著幾分歉意。土著人很少會同情動物,他當時也許覺得我的話難以理解,但現在竟然主動引以自喻,我想他也一定覺得不可思議。

戰爭期間有件事讓我不勝其擾:我的往來信件全被內羅畢一個瑞典籍審查官拆開讀了個遍。這人個頭很小,永遠一副沒睡醒的神情。其實他從我的信裏根本找不出什麽可疑的消息,多半是他活得太無聊了,才會對審查別人感興趣,把私人信件當成雜誌連載看得津津有味。那段時間,我寫完信的正文以後經常還會加幾句威脅審查員的話,比如等戰爭一結束就要對他進行報複雲雲。戰爭結束之際,不知他是想起了我的威脅,還是突然良心發現,總之他專門派人給我送來了停戰的消息。送信人到農場的時候,隻有我自己在家,隨後我出門到樹林裏散步,那裏一片靜謐,我想到法國和弗蘭德爾前線此刻也是這樣寂靜,炮火全部沉寂下來,就覺得很不可思議。這片寂靜拉近了歐洲與非洲的距離,似乎沿著這條林間小徑就可以一直走到法國的維米嶺。我回到家,看到一個人影站在門外,原來是艾薩背著包袱回來了。一見麵他就告訴我,他回來給我幹活了,還給我帶了禮物。

艾薩的禮物是一幅鑲著玻璃鏡麵的畫,畫上是一棵樹,用墨水仔細地上了色。樹上有幾百片葉子,每一片都泛著青靈靈的光,而且每片葉子中央都用紅墨水寫著極細小的阿拉伯單詞。我猜這些文字來自《古蘭經》,但艾薩也說不清它們的含義,隻是一個勁兒用袖口擦著玻璃,要我相信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禮物。他告訴我,這是他在這一年的煎熬當中拜托內羅畢的一位老阿訇為我做的禮物,老阿訇肯定花了很多工夫才一筆一畫把它畫好。

艾薩從此一直待在我身邊,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