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媒體在公眾麵前塑造和呈現的是走向聖壇的教師道德形象還是妖魔化的師德形象,從根本而言都不利於師德建設。從當前媒體對這兩種極端教師道德形象的建構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在以宣傳主導文化為己任的主流媒體中,教師道德形象大多被塑造成道德的聖徒。而在那些娛樂性、受官方控製較弱的媒體,如網絡中,教師的道德形象往往與妖魔化聯係在一起。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教師道德形象與我國當前媒體權力的重新分配、媒體價值取向的娛樂化以及媒體影像呈現的“超真實”性等方麵都有很大的關係。同時,教師這種媒體道德形象的價值分殊也與當前的一些教育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媒體權力的分化與教師道德形象的對立
在媒介形態較為單一的年代裏,政治力量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各種媒體實行全方位的監控和審查。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媒體作為主導文化的喉舌,被賦予了高高在上的話語權威。任何冒犯、抵牾、批判媒體所塑造的道德形象實際上就等於對抗主流意識形態。而在主流話語中,教師的重要職責在於教化萬民,興國安邦。因此,教師之於任何的政治統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為確保教師社會職能的充分發揮,一個切實可行的途徑就是借助媒體,通過主導文化的力量在社會公眾中強化教師的崇高性,凸顯教師道德的光輝色彩,以此達到在全社會形成“尊師重道”的社會輿論的目的。
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建設在我國的不斷推進,以及社會政治體製改革的逐漸深入,社會正朝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政治目標邁進,社會權力開始得到重新分配。作為這種社會權力重新分配的一個明顯結果是,社會公共空間開始擴大,媒體也開始以其社會第四種權力的形象展現在世人麵前。在這一過程中,高度一體化的媒體格局也逐漸瓦解,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多元局麵。摩根士丹利日前公布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正躍升為全球領先的媒體大國:在媒體規模方麵,中國的電視用戶數量、報紙發行量和30歲以下的網民人數均排名全球首位;在媒體種類方麵,中國現有3 000多個電視頻道、2 000多份報紙和9 000多種雜誌;在增長率方麵,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的廣告投放量飆升了近6倍,同期中國GDP增長了3倍,美國的廣告投放量增長僅2倍。[1]在這一現實麵前,政治力量再難以對如此繁雜的媒體進行全方位的審查和監控。媒體內部已經裂變為多種力量相互角逐。一方麵,代表社會主導意識形態聲音的主流媒體由於得到政治力量的扶持,依然具有很強的社會主導力;另一方麵,以地方性、娛樂性為主要價值訴求的新興媒體也憑借著其深厚的大眾基礎,衝擊、對抗著主流媒體的正麵宣傳。這種媒體力量的對比反映到師德楷模的形象塑造上,便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神聖化與妖魔化。主流媒體對教師的神聖化,更多的是出於其社會整合的目的。由於主流媒體所選擇、塑造的師德形象,往往過於強調其作為道德楷模甘於奉獻、嘔心瀝血的一麵,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師作為人所應具有的豐富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方式,因此,這種師德形象雖然令廣大教師十分欽佩,但卻也十分容易導致廣大教師敬而遠之的心理。因為,過於理想化或個別化的先進人物對於大多數普通教師而言,實在是“仰之彌高”,難以效仿。另外,非主流媒體對教師的妖魔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對當前的各種教育問題(如亂收費、有償家教等)的不滿與憤懣,但更多地則反映了娛樂化時代媒體對眼球經濟的追逐,以及對非理性衝動的屈從。這兩種極端化的教師道德形象的表達方式,都背離了廣大教師的真實生活,從根本上都不利於師德建設的健康發展。
(二)當代媒體文化的娛樂化與教師道德形象的商品化
傳統文化的分類原則主要是以符號以及符號係統的差異為分類的依據(如語言符號、文字符號、音樂符號、影像符號等)。而媒體文化則更多的是一種側重於以媒體類型和傳播手段為基本原則的文化類型。因此,媒體文化在這裏更多的是被看成是現代媒體先進的傳播功能與社會流行趣味結合的產物。[2]這種流行趣味,往往與感官娛樂性有關。從當前媒體所營造的文化盛宴中,我們不難發現,各種聲色犬馬的娛樂化感官刺激已經成為大多數大眾傳媒的文化價值偏好,從而成為了眼球經濟時代媒體創造神話的絕佳賣點。實際上,“媒介文化融會商業邏輯,其實質就是一種典型的商品化的消費文化,追求經濟效益的實用特征就突出地表現出來。換言之商業因素成為媒介文化的決定因素之一……媒介文化總體上顯得世俗化、功利性、通俗、膚淺”。[3]在這種媒體文化偏好的包裝下,教師也難逃被娛樂化的命運。當今時代,是一個眾神狂歡的社會。在這樣的娛樂文化中,權威被消解、禁忌被打破,人們內心潛藏的對權威、神聖的冒犯衝動憑借媒體得到了極大的釋放。當前一些大眾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妖魔化,本質上就是一種冒犯神聖的行為,其主要功能在於愉悅大眾,滿足大眾的“審醜”與“窺探”心理。在這些媒體文化的價值判斷中,如果教師能夠吸引受眾的眼球,那麽,教師與戲劇中的小醜在功能上並不存在截然的區別。在這樣的媒體文化偏好中,教師的道德形象正演化為消費社會中的一種商品。它與其他類型的商品一樣,都服從和服務於媒體的市場運作邏輯,商業氣息最為濃重。在這種市場邏輯的支配下,媒體文化所塑造的教師道德形象從本質而言已經超越了美醜的價值判斷。在這裏,教師正日益演變為一種可資利用的娛樂符號。教師或高雅或醜陋完全取決於這種道德形象能夠為媒體增加多少觀眾和廣告的數量。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媒體通過一係列有關教師的話題不斷製造出各種具有轟動效應的教師新聞。而媒體中所有關於教師的話題基本上都是向公眾開放的。在非主流、娛樂性的媒體中,教師不僅僅作為一個職業類型呈現在觀眾麵前。在很多情況下,這些媒體所關注的並不是有關教師的核心話題(如教師專業發展,道德建設等),而是圍繞教師所生發出來的眾多邊緣性話題(如教師的戀愛、婚姻、私生活等)大做文章。公眾津津樂道的,也是這種由教師形象而衍生出來的種種話題。這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教師作為商品在消費時代所具有的可資挖掘、放大的娛樂要素。在這樣一個娛樂化的媒體時代,教師道德形象也不可避免地淪為了消費社會中特殊商品。
(三)當代媒體影像的“超真實”與教師現實道德形象的隱匿
“超真實”是法國思想家波德裏亞在分析符號化的商品社會時所使用的一個概念。從理論上講,超真實是以符號的自主性為基本前提的。超真實可以被認為是模型取代了真實,可以是重新包裝代替了真實,也可以是形象符號被誤認為真實……這種超真實社會景觀得以實現的基本動力則來自當代媒體對各種現實的符號化再現。在媒體所營造的影像世界中,各種符號日益脫離其現實所指的意義限製,逐漸獲得一種自我複製和繁衍的功能。“在這種超真實裏,媒體不再是真實之鏡,而是變成了這種真實,甚至比真實還真。”[4]超真實消除了現實與影像符號之間的對立,影像獲得了其比現實還更真實的公共形象。當前,教師在媒體中的道德形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種媒體自我生成的具有超真實特征的影像符號。這種教師道德形象的超真實化呈現,並不等同於現實中教師真實的道德狀況。因此,毫無疑問,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工具化和商品化呈現,都不能反映當前我國教師的真實道德水準。然而,由於媒體在當代社會生活的巨大滲透,它已經成為公眾獲取信息的根本渠道。在這種“媒介即信息”[5]的年代裏,不僅媒體所傳遞的內容,而且媒體的類型本身,都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種可以左右公眾意見的強大力量。“一方麵,它幾乎無處不在地填充著日常生活,以盡其所指的方式為所有的人提供‘滿足’和欲望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它似乎僅僅是看得見的可供選擇的視覺符號;另一方麵,也正是這些貌似‘親和’的符號,‘不為人知’地改變和控製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在這個意義上,它又是一隻‘看不見的隱形之手’。”[6]由此可見,由媒體所把持的教師道德話語,已經儼然成為當前社會文化生活中的新的主宰。在媒體所呈現的或神聖或妖魔化的教師道德形象麵前,人們(包括廣大普通教師)獲得的隻是關於教師道德形象的媒體影像。這種媒體影像的大量繁衍,正日益形成一個脫離教師道德原型的獨立王國,構成人們認識、評判教師道德狀況的刻板印象。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教師道德影像取代了現實而獲得了一種超真實的存在,人們似乎已經失去了獲知教師道德真相的機會,也喪失了自主判斷的能力。教師真實的道德形象在這個超真實的媒體時代似乎已經隱匿,成了一個難以企及的問題。這正是當下媒體文化影響師德建設的要害所在。
(四)教育問題的凸顯與教師媒體道德形象的形成
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呈現的非真實性與兩極化傾向,一方麵可以從媒體係統內部來考察;另一方麵,我們似乎也不能忽略當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教師道德形象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雖然媒體在塑造、呈現教師道德形象方麵存在種種問題,但其對於我們反思當前教育以及師德建設方麵存在的問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神聖化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教育以及教師的理想主義情結,其實質則是教育與現實的脫離。被媒體賦予神聖道德光芒的教師,其所反映的教育價值觀、功能觀,更多是代表一種傳統的、理想化的教育觀。在這種教育觀中,學校教育被定義為遠離社會的一方淨土和象牙之塔。在這裏,教師作為意識形態的法定代表,肩負著對年輕一代的社會教化的神聖使命。教師本身也因此被賦予了無比聖潔的道德形象。這種對教師以及學校教育的理想化設定的前提則在於教育與社會的相互獨立,並以此來確保教育不受社會的種種不良習氣的影響。因此,這種所謂的教育或教師的聖潔性是以其與社會的脫離為條件的。這種教育與社會相脫離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已經日益為人們所認識和批判。然而,對於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片麵抬高所反映的教育與社會相脫離這一問題,人們似乎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其次,媒體對教師形象妖魔化的背後,凸顯的是公眾對當前教育腐敗的憤懣與不滿。教育作為一項關乎千家萬戶的公共事業,對於社會以及每個家庭而言,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特別是在當前優質教育依然是一種稀缺資源的環境中,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備受爭議。雖然教育部已經明確下文解決諸如重點校、重點班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但是,由於曆史的原因,各個學校之間在發展上還存在很大的地區、城鄉差異。而在同一學校內部,各種或明或暗的重點班依然存在。在這種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每個人都想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大化的教育資源,以及相關製度不完善的情況下,各種尋租行為便應運而生,從而也衍生出諸如教育亂收費等教育腐敗問題。在這種教育腐敗麵前,公眾一方麵是深為不滿,另一方麵則是不敢直接對抗,唯恐對抗的結果會給自己的子女帶來負麵的影響。在這種社會現實中,人們對教育以及教師的不滿便通過各種民間俚語與灰色幽默宣泄出來。如在坊間廣為流行的教師的“眼鏡蛇”形象充分反映了公眾對教育、教師敢怒不敢言的矛盾心態。而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妖魔化呈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眾對教育腐敗問題的一種帶有極強情緒色彩的表達方式。另外,教師的某些過激行為,也與當前教師的生存狀態有著密切的關係。在當前各個學校比拚升學率的激烈競爭中,教師實際上也承擔著很大的精神壓力。為了提高升學率,一些教師“恨鐵不成鋼”,表現出了有悖教育人道的言行。這種現象,表麵上是教師的個別行為,實際上與整個教育體製中存在的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媒體對這種現實的揭露雖然有將個別當成一般的弊端,但它也從一個側麵為我們反思當前的教育問題提供了契機。如果說,公眾對於妖魔化的教師,更多是抱有一種看客的心態去體驗那種冒犯道德權威的顛覆式快感。那麽,作為理性的教育研究者,應比公眾多一份社會反思和社會責任感,不能忽視這一現象背後所折射出來的教育問題。
最後,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非真實性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當前師德建設中專業性道德規範和評判標準的缺失。長期以來,人們對於教師道德的把握,更多的是訴諸於一種經驗的直覺判斷。這種經驗的直覺判斷主要來源於人們對教師道德形象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根源於社會的文化、道德傳統。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社會道德總體而言缺乏層次性和針對性。它一方麵“取法乎上”;另一方麵則“萬民同一”。隨著社會分工的加劇以及各行各業專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這種傳統的“整體性道德”由於缺乏普適性和針對性,很難指導當前社會的道德生活。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教師。在專業化的推動下,教師正逐漸從教書匠向專業工作者轉變。相應地,與教師發展息息相關的道德要求也應該從非專業向專業的方向轉變。遺憾的是,教師道德專業化的問題還沒有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這就容易造成教師、公眾以及政府對教師道德形象判斷的失誤。而媒體對教師道德形象的非真實性呈現,一方麵既來源於社會對教師道德形象判斷的失誤,另一方麵則源於教師道德形象判斷標準的非專業化。這種非專業化的教師道德評判標準,給媒體曲解、娛樂教師提供了文化前提。從專業性的角度看,教師在媒體中無論是被神聖化還是被妖魔化,都不是一個專業型教師所應具備的道德形象。因此,教師道德的專業性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也製約了教師在媒體中的道德形象的呈現。
[1] 陳雪根:《新媒體廣告搶了老媒體風頭》,《中國工商時報》,2006年6月8日。
[2] 蔣原倫:《媒體文化與消費時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頁。
[3] 於德山著:《當代媒介文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頁。
[4] 宋林飛著:《西方社會學理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87頁。
[5] “媒介即信息”是加拿大著名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提出的重要命題。他認為媒介即信息指的是媒介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源於新的尺度的產生;任何一種新的媒介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一種新媒介的出現總是意味著人的能力獲得一次新的延伸,從而總會帶來傳播內容(信息)的變化。媒介即信息的另一層含義是:一種媒介是另一種媒介的內容。即任何媒介的內容必然包含著文字、音頻、圖像等的符號或其他的可以傳輸的東西。參見麥克盧漢著:《理解媒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6] 孟繁華:《傳媒與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選自王嶽川主編:《媒介哲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