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勞動是教育勞動[1]的一個最主要的方麵。而教育勞動的第一特性當然是活動的“教育性”(價值性、道德性)了。

赫爾巴特的一句名言是:“我不承認有任何‘無教育的教學’”,“教學如果沒有進行道德教育,隻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手段。”[2]台灣的陳迺臣博士在他的《教育哲學》中也曾經指出:“教育是應該包含有教導和學習的因素在內,但反過來說並不一定為真。亦即有教有學的行為或活動,不見得就是教育。這是因為教育本身也是一種價值的活動。”[3]這些論述都與“教,上所施下所效;育,養子使作善也”(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指向同一個結論:離開價值或者道德屬性無以論教育。盡管在教育實踐中,許多教育工作者出於不同的心態希望回避或者幹脆否定教育的“教育性”,但是“教育具有價值性”仍然是一種事實判斷而非價值的偏好。即使那些在教育實踐上奉行鴕鳥策略、努力進行價值逃避的教師也不過是實施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價值或者道德教育罷了。所以,與一些與自然物打交道、與價值無涉(或者價值屬性並不明顯)的勞作相比較,由於教育活動與價值或道德屬性在邏輯上無法剝離,教師勞動的首要屬性與特性就是他的價值或者道德性。

教師勞動的價值性還可以在教育勞動的主體(教師)與對象(學生)的特性中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教師勞動的第二個特點也許就可以概括為勞動主體與對象的主體性。

從教師的角度分析,教育勞動的特質之一是教育勞動主體與工具的同一性。所謂“主體與工具的同一性”指的就是勞動者本人既是勞動者又是勞動的工具。這一點在別的勞動中比較少見。比如一般工人或者農民的勞作,勞動者與他的工具是分離的——工人與他的機床、農民與他的拖拉機都是不同的事物。但教師不然,教師用他自己的身體與人格作為教育的工具(行言教、身教),教師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都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教育——勞動主體與工具無法剝離。至於教育勞動對象的主體性,更是容易理解。學生不僅“接受”教育,而且是在自主建構自己的知識與人格。現代教育其實就是一個比古代教育更為尊重學生主體地位的教育形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現代教育比古代教育更人道,也更“科學”。由於有這種勞動主體與對象的主體特性,不僅教育的價值性、道德性能夠得到更為有力的證明,更主要的是,在教育過程中教師職業道德也就帶有“全時空性”和“因時空性”的特征——前者指的是教育勞動道德性的普遍存在;後者指的是教育價值與機智的密切聯係(教育實踐具有很強的靈活性)。

教育勞動的第三特性是教育勞動關係的複雜性。仔細分析教育勞動就不難發現:教師在自己的勞動中一定會麵臨多種複雜的社會關係。最直接的有:教師個體與學生個體及群體的關係;教師個體與同行個體和群體的關係;教師與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的關係;教師與家長的關係;教師與社會以及教師與自己的事業的關係,等等[4]。

處於豐富的社會關係之中的教師在工作的時候必然處於一定的利益取舍之中。在教師的勞動中教師必然麵臨的比較典型的利益取舍關係主要有:1.教師個體的勞動投入和他的勞動效益之間的關係。比如,所有的教師都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應有的收獲,包括學生的成長,學生、同行以及社會的尊重和回報等。2.教師集團的利益關係。教師作為一個群體希望獲得本職業群體所應有的社會威望、社會尊重和報酬,同時也希望群體成員之間有一種良好的人際關係,互相尊重、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本集團的教育使命。3.教育對象的利益處理。教育對象及其家長都對教師有一定的期待,希望使學生在教師的教育下能夠有最大最全麵和最愉快的發展。4.社會利益關係。社會利益要求的集中表現是教育方針,亦即要求教師培養合乎社會需要的人才。而教師的價值與教育觀念可能與之一致,也可能與之矛盾。教師的每一個行為都不可避免地要麵對和處理這些利益關係。比如一個教師在看到某個學生上課做小動作、用目光予以製止這樣一個教育行為。他就既考慮了單個學生的自尊,也考慮到不要使全體學生受到一個小動作的影響,也考慮到了教師本人的教育效果、教師威望的維持,以及完成教育目的所要求的讓學生得到自由發展等利益關係。所以教師一舉手、一投足的確關係到許多利害關係,關係到這些關係的調整。與以上所有教育勞動的特性相同,教師勞動關係的複雜性不僅說明了師德的重要,也暗示教師的職業道德可能帶有其他行業所不具有的一些特性。

教育勞動的另外一個特性是教育勞動過程評估與管理的困難。

教師在自己的勞動中不僅麵臨複雜的人際關係,而且教師對這些關係的調整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在教育勞動中教師並不能完全依據自己的意誌處理教育活動中的社會關係,因為教師畢竟要受到一定的製約或監督。這一製約和監督有兩個重要的方麵,一是宏觀社會製度的製約,二是學校教育行政管理製度的製約。這些製度從最大的憲法、具體的教育法規到最小的教學製度與規範都對教師的行為有一定的製約。不過這些製約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製度或者製約的外在性。而外在性又決定著教師可能產生抵觸情緒,從而可能在教育活動中對製度的要求大打折扣。同時,任何外在的製度都不可能將教師的一切行為都置於監督之下,這就如無論多麽有能力的校長也不可能坐在每一個教師的教室裏一樣。此外,任何製度的要求都要在具體情境中才能落實,而落實的方案也不可能有劃一的答案。所以,假如教師沒有一個內在的約束機製起作用的話,所有的外在監督即使不是完全無效,也會大打折扣。所以看起來具有較大強製性的社會或學校管理製度必然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留有很大的自由空間。教師的行為需要有一個“自監督”的機製存在。而這個“自監督”的機製實際上主要是教師的職業道德。離開這一機製,評估與管理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以上列舉也許在邏輯上並不周延,但是教育勞動具有一般勞動所不具備或者不完全具備的一些特殊性的命題則是可以成立的。這些特殊性一方麵說明了教師職業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麵也暗示教師職業道德的特殊性與專業性。

[1] 在終身教育的理念之下,教育勞動當然應該是指所有教育主體的不同形式的勞動。但到目前為止,教育勞動的主要形式仍然是教師的勞動。本研究所言的教育勞動主要是教師的勞動。為了論述方便,這兩個概念常常交替使用。

[2] 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257頁。

[3] 陳迺臣著:《教育哲學》,(台灣)心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24頁。

[4] 檀傳寶著:《教師倫理學專題——教育倫理範疇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