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勞動的特點與教師專業道德的特性”的討論對於教師專業道德建設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實際意義。這一點無論是從教師專業道德(或倫理)的內容建構、教師專業道德的養成,還是教師專業道德建設的主體參與等任何一個角度都不難得到充分的說明。

目前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教師職業道德方麵的規章。但是這些規章的一個較大的缺陷之一是缺乏“專業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的特征,“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一方麵對於倫理原則的把握不夠;另一個方麵是規範不具體,缺乏專業特性和可操作性。

我們可以以中國大陸地區全國教育工會《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 (1997年8月7日修訂)文本為例看這一“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在專業性缺失方麵存在的一些問題。上述《規範》總共羅列了“依法執教”、“愛崗敬業”、“熱愛學生”、“嚴謹治學”、“團結協作”、“尊重家長”、“廉潔從教”、“為人師表”8個德目(或8項要求),在每一個德目之後對這一德目的具體內涵做了簡單的解釋。這一規範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

第一,對於教師工作的專業特性反映不夠,一些條目隻要將主題詞替換一下就可以馬上變成其他職業的規範。如“依法執教”、“愛崗敬業”、“團結協作”、“廉潔從教”等,其他行業可以輕而易舉地將這些口號改造為:“依法執×”、“愛崗敬業”、“團結協作”、“廉潔從×”等。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對這些條目的具體解釋,這一缺陷會更加明顯。如“依法執教”的解釋為:“學習和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基本路線,全麵貫徹國家教育方針,自覺遵守《教師法》等法律法規,在教育教學中同黨和國家的方針保持一致,不得有違背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言行”; “廉潔從教”的具體要求是“堅守高尚情操,發揚奉獻精神,自覺抵製社會不良風氣影響。不利用職責之便謀求私利”。我們暫且不談這些規範所表達的倫理內容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學性,我們隻從專業性的角度進行評價。這一規範顯然缺乏應有的專業性,因為所謂“專業性”,最重要的標準之一應當是指某一行業行為主體和主體行為及其規則的“不可替代性”。如果不考慮教師勞動的特點和教師專業的特殊性去界定教師職業道德,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將繼續停滯在一般性行業道德(Vocational Ethics)的非專業水平上。

第二,規範的製定隨意性大,不全麵、不具體。我們可以將上述《規範》與1975年美國全國教育協會製定的《教育專業倫理守則》做一比較。雖然後者隻由前言和教師“對學生的承諾”和“對專業的承諾”區區16條目組成,但是仍然涵括了教育專業生活中的最主要問題,且每一條目都規定得十分具體、有針對性。例如在“對專業的承諾”中,該《守則》指出“基於深信教育專業服務品質直接影響國家人民的福祉,教育工作者應當全力提升專業水準、帶動行使專業判斷的風氣、吸收值得信任的人投入教育生涯、防範不合格的專業實習”。具體的條目要求則包括“不得蓄意運用專業職權發表虛假言論,或隱藏有關能力與資格的資料事實”(第1條)、“不得協助已知在品格、教育或其他相關屬性上不合格者獲得專業職位” (第3條)等。台灣地區的一些專業道德規範的製定也具有相同的專業特征。作者在2000年參訪台東師範學院(現為台東大學)時即發現該校《教師服務倫理規範》(1999)年用五章74條的方式對教師的基本信念以及教學倫理、學術倫理、人際倫理、社會倫理等方麵做出了全麵、細致、具體的規定[1]。反觀上麵提到的《中小學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的規定,就顯得粗糙、抽象、一般,篇幅有限而套話聯翩,在規範的“專業性”上當然遜色了很多。

解決教師職業道德規範製定中所麵臨的上述問題,其出路隻有一個,那就是首先在觀念上實現由一般性的教師職業道德向教師專業道德的觀念轉移,在承認專業性存在的前提下開展教師道德規範的製定工作。當然,除教師道德規範的製定,師德建設的推進也離不開對於“教師專業道德”概念的認可。隻有從專業生活質量提高和教師的專業發展的角度去理解師德建設才能專業性地推進教師的專業道德建設。

所謂從專業生活質量提高的角度理解教師道德建設是指將教師的職業道德理解為專業生活的必需。這種必需主要表現為兩大方麵。第一是底線或基本需求的厘定——教師專業倫理的要求應當適當。一方麵,教師的專業生活需要有專業道德上的基本要求予以保證,以確保教師能夠在倫理上達到起碼的標準;另一方麵,教師的專業生活也需要有專業道德規範予以保障,以確保教師在行使專業權利時免受非專業人士的非理性指責與侵犯。現代教師的工作,內部、外部的分工都十分細密,如果不做專業上的適當界定,標準過低或過高都會影響教師專業生活的質量。第二是高層次需要的反映。“教育工作者承擔了維護最高倫理標準的責任。”[2]因為教育是一種文化或者精神的事業。教師沒有與此性質相匹配的追求、氣質與修養就不合乎專業的需要,也無法獲得專業生活的意義。所以,在教師專業道德(或倫理)的內容建構上,實現倫理原則與規範的統一是十分重要的。

而從專業發展的角度理解教師道德建設的重點之一則是將專業道德的發展與教師生涯發展與規劃結合起來。有研究發現[3],教師專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專業道德發展特征有所不同。第一個階段是入職期(從教0~4年)。這一階段的教師對即將要從事的職業、對於恪守“專業道德”一般都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但是多數教師尚處於依從性的道德學習狀態,容易產生懈怠的情緒,對於專業道德的認同有下降的趨勢。第二個階段(從教5~16年)為發展期。教師個體對於專業道德的認同隨著自身教學實踐經驗的積累而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對專業道德的認同也逐漸向“認同性道德學習”狀態過渡。第三個階段(從教17~21年)為停滯期或重新評估期。教師多數處於一個停滯發展的時期。教師的“認同性道德學習狀態”可能正在完成一個內部的整合,正積攢力量以完成從“他律”到“自律”的質變。或者可以說教師正重新評估自己對專業道德的認同、理解。第四個階段(從教22~27年)為穩定期。教師一般多處於一個比較穩定的高水平的認同階段,一些教師專業道德的學習狀態向“信奉性道德學習狀態”轉化。教師個體對於專業道德的認同逐漸提升為價值的內化。第五個階段(從教28年以上)為保守期。在第五階段,許多教師的職業心態開始下滑,開始為退休、離職作心理上的準備。但許多教師的專業道德基本上還是處於一個穩定的“信奉性道德學習狀態”。專業道德發展階段及其特征的研究結論對於我們的啟示是:不同生涯階段或專業發展水平的教師,師德水平與發展需求並不相同,師德建設當然應當有不同的工作重點,需要不同的策略。

從教師專業生活的需要出發、從專業發展的角度理解教師道德建設也是我們提高師德建設實際效果的一個必由之路。長期以來,我們隻看到師德規範對於教師行為規約的一麵,而對這一規約與教師個體及專業團體本身“德-福一致”的關係缺乏起碼的敏感、確認,教師道德教育往往會成為教師專業生活中最枯燥乏味、最不人道的一個環節。如不改進,師德教育實效低下的局麵仍將延續。因此,認可教師道德的專業性、認可教師專業道德與專業生活、專業發展的內在聯係是我們正確理解和推進教師的專業道德建設的前提。順應時代發展,我們應當從專業生活質量提高和教師的專業發展的角度專業性地推進教師的專業道德建設。

在教師專業倫理建立和師德建設工作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堅持義務論、目的論的統一。我們知道,在倫理學研究中,義務論、目的論的爭論曠日持久[4]。爭論的實質是道德的實質到底是依據絕對命令的純粹道義還是出於個人或社會的功利計較而生發的生活策略。我們如果不從理論的角度深究,而隻是從教師專業道德的實際需要出發討論問題,則大可不必身陷這一無休止的爭論,而可將這兩個最主要的流派的智慧予以綜合利用:既認可某些師德原則的普適性、無上命令的特征,也要建立道德人生與幸福之間的有機聯係,以有效促進教師的日常道德修養。因為在實際的教師道德規範建設與行為養成過程中,脫離教育幸福去講專業道德就會非常不人道;而脫離對道德底線的尊重與恪守,教師專業道德就會落入相對主義、功利主義的俗套,師德就會演變成可有可無的權宜之計。

最後,由於教育勞動具有活動的教育性、勞動主體與對象的主體性、勞動關係的複雜性和教育活動過程評估困難等特征,規範製定、維護主體的多元性原則也十分重要。一些法規由政府或者立法機構製定,一些專業規範由教師專業團體製定是必要,也是方便的。但是作為教師專業規範的主體——教師,尤其是普通教師,如何進入專業倫理建立和完善的民主程序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專業倫理規範是為他們而建立、由他們去施行的。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不僅在價值上不人道、不民主,而且在效果上也一定會大打折扣。教師專業倫理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自覺性。自覺性的倫理當然需要有倫理主體在所有環節的自覺參與。

[1] 台東師範學院:《東師校刊》第10期,台東師範學院2000年版,第103-105頁。

[2] NEA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EA Handbook, Washington DC, 1977-1978。

[3] 王麗娟:《教師專業道德的發展階段初探》,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

[4] 歐陽教主編:《教育哲學》,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06-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