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何時,師德發展和師德建設都不是以教師隊伍沒有或缺少職業道德為起點的。古往今來,中國社會在無數教師的教學實踐中形成了結構完整、意蘊豐富、適合當時社會發展和教育需要的師德內容和標準。現在把師德問題放大了來談,“隻是由於教師職業環境以及它所依存的社會環境、社會風尚發生了急劇變化,一方麵客觀上需要樹立反映新時代的師德新風尚;另一方麵,以防好的傳統師德麵臨淪喪的危險。”[1]師德是一個曆史性、發展性的概念,在社會轉型的當下社會,師德也處於嬗變之中。師德建設必然包含有社會向度的要求,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不可避免地希望通過對教師的塑造實現其國家目的和奮鬥目標。當下,在學校教學的一線出現了形形色色、或大或小的師德問題,有的屬於教師職業道德意識範疇,如厭崗怠業,有的屬於教師職業道德行為範疇,如體罰學生。對於這些持續困擾教育發展和師德建設的問題,不少教師將矛頭指向師德發展的時代環境,認為是新的時代環境製造了社會問題的“尋租空間”,是市場經濟的超常規發展和多元化社會的無序演進導致了許多社會失範行為的發生,教師的道德失範隻是諸多社會失範行為的表現之一。在這次全國範圍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71.1%的教師認為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等社會環境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廣大教師對傳統師德的認同度,而且在訪談中,很多教師流露出對當前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的複雜情感,交織著向往、困惑和迷惘的矛盾情緒。

在探討師德發展的時代環境時,人們往往采取問題取向的態度,時常不能客觀地看待和評價新事物、新現象。而事實上,基於生產力不斷進步的社會發展過程無所謂善惡利弊,其間由於新舊技術、事物、思想間的衝突、反抗、對峙所引發的混亂都在社會可控範圍之內,原因在於社會有“自我調節”的功能。不過,社會的“自我調節”功能並不是無條件、無要求的,它需要社會各個領域做出積極的配合。在師德建設工作中,人們理應端正態度,客觀地評價和看待新的時代環境。從當前情形來看,人們固然需要探討新環境下什麽是善的標準與道德法則,哪些新現象遵從或者違反了善的標準與道德法則,但更需要用發展的眼光適應新的環境,創造出新的善的標準與道德法則,通過增添新的時代元素讓新環境下的師德工作獲得與時俱進的發展。鑒於此,我們急需關注兩個緊要問題:一是市場經濟和多元化社會究竟給我們提供了怎樣的新環境?二是傳統師德是否需要做出調整和改進?

(一)市場經濟與教師職業道德

近幾年來,出現了一些有爭議的關涉教師職業道德的行為和現象,如有償家教、收受家長錢物等。無論作何歸因,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確實是一個客觀的影響因素。越是當前否定聲不斷,我們越是不能簡單斷定市場經濟引致了教師的功利思想和利己行為,而應當深入思考教師職業道德與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聯係,應當首先弄清楚究竟是市場經濟的失誤還是師德工作在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上存在誤區。

在中國社會中,一直以來存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認識,認為教師職業的神聖性需要教師群體的無私奉獻和不計回報來維護,一個好教師的評判標準就是將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精神發揮到極致,教師一旦計較個人得失便會被視為“不道德”。這種認識體現出社會“義利觀”的錯位,它漠視了教師作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事實上,在市場經濟興起之前,有關教師職業的“義”、“利”矛盾就一直存在,隻是比較緩和而已,是市場經濟的波瀾讓教師職業中的義利衝突凸現出來。從社會經濟文化的客觀發展狀況來看,市場經濟與教師職業道德之間並不是二律背反、相互抗阻的關係,相反,教師職業道德與市場經濟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本質聯係。

首先,使用“教師職業道德”一詞,表明社會分工中教師所從事的教書育人工作是一種具有專業屬性的職業,教師職業具有一般職業的基本特質。職業是一個與社會生產單元、與經濟緊密聯係的社會結構性概念,因此,職業道德在本質上難以抹去經濟的色彩。職業道德的出現是由於人類在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並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進行經濟生產和財產分配與消費的情形下產生的對各種職業道德的社會曆史需要。從本質意義上說,職業道德就是為了人類獲得和諧的生產關係。職業道德的功能,不在於消解人們追求財富和物質享受的欲望,而在於合理調節物質生產和利益分配中的各種關係。職業道德的這一本質意義對於教師職業同樣適用。教師職業雖然不從事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但教師職業是整個社會生產鏈條中的重要一環,它承擔著培養生產者的重要職責,是一種間接的物質生產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教師職業不具有絕對的、有別於物質生產部門的非生產性。因此,教師職業無法絕緣於市場經濟之外,教師職業道德與商品經濟之間也必然會產生一定的聯係。

其次,應當看到教師職業道德無法回避經濟問題的兩點原因:一是教師本身的經濟需要。經濟衝動是人的一項基本自然衝動,追求自然需要的滿足是人的基本特性,職業道德的功能之一就在於教會人們如何對待這種衝動,教師職業道德也不應推托這項職責。在市場經濟中,價值性的道德說教在許多情形下顯得軟弱無力,必須依靠強製性的法律才能維護市場的有序。市場經濟的法則和規律深刻地影響和模塑著置身於其中的每一個社會人。因此,要求教師用道德覺悟去壓製或取代經濟衝動就像要求市場用道德去經營一樣荒謬無理。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我們需要引入師德發展的新視角,積極關照師德發展的新需要。不應當一味對教師的經濟衝動和利益需要無條件地進行批判和壓製,應利用教師職業道德去引導教師的經濟行為,去健全市場經濟環境下教師的人格發展。教師職業道德的重要使命之一就在於幫助教師形成合理的價值追求,引導教師以道德標準追求合理的經濟利益,讓教師在處理義利關係時具有選擇性、能動性和超越性。二是市場經濟需要社會各行業職業道德的共同努力去減少副作用,教師職業道德應當積極承擔此項社會職能。比較而言,市場體製是一種能夠最廣泛地包容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體製,但它無力合理解決市場行為以及行為在市場協調中的副作用問題。[2]作為一種製度設計,市場體製本身是一種有缺陷的體製,功利化的傾向就是可能存在的顯著缺陷之一。副作用的解決需要依靠道德和經濟的共同努力。而教育從發生學上看與道德同源,教育的本義在於“‘善’的影響,使人善良”[3],那麽,作為引導、規範、製約教育行業的教師職業道德就應當在不回避經濟問題的同時,發揮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道德聯合的功能。

鑒於以上分析我們看到,市場經濟非但不是教師職業道德建設的外在阻力,反而是作為社會發展的進步要素向師德發展和師德建設工作提出的新課題。在市場經濟波濤洶湧的大發展時期,教師職業道德建設應當緊扣時代發展的命脈,適時適宜地不斷增添新的內容,在努力追求更高的道德智慧的同時也追求一種義利智慧。

(二)多元化社會與教師職業道德

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多元化社會並不是簡單地指有多個利益集團的社會,而是指各種利益集團、文化類型之間相互平等包容、社會結構開放、價值評價體係非單一的社會。身處多元化社會中的現代人無法逃避時代多元維度的擠兌——前現代、現代、後現代;傳統價值和現代價值;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等,這些並行著的多元維度讓人們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所麵臨的更多的已不再是善與惡之間的抉擇,而是善與善之間的抉擇。當下,人們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深刻感受到理論界早已呻吟不斷的所謂“絕對價值”的瓦解,許多過去被視為真理和永恒的絕對價值遭到顛覆,人們似乎什麽都可以做,無論人們做出怎樣的選擇或決定都會有合適的理由為之辯護。

多元化社會給師德建設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讓教師深感道德的危機。道德危機首先表現在教師自我認同的危機。在教師職業領域,自我認同的危機主要來自教師職業道德本身的不協調和滯後性。教師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會上的一些觀念和現象難免對教師產生衝擊,比如,社會上倡導競爭意識,還要不要謙讓精神?講求功利,還要不要奉獻?強調高效率、提倡“千裏馬”精神,那麽,“老黃牛”精神是否過時等。身處多元化社會之中,教師職業道德卻未能對各種文化和各種價值觀做出積極回應,仍舊用原有的一套道德價值規範去協**師的思想、衡量和評價教師的行為。這勢必使教師職業道德律令在多元化社會中顯示出前所未有的脆弱。

目前在教師群體中彌漫著一種焦慮的情緒狀態,一些教師時常處於身心的斷裂之中,不能體會到作為一名教師的職業意義和存在價值,最典型的表現是目前廣泛存在的職業倦怠現象。教師職業具有煩瑣、細膩的特點,隻要肯做就無休無止,有做不完的事情,講不完的課程,教不完的學生。許多教師,尤其是教齡較長的教師很容易產生厭教怠崗的情緒,他們長時間地置身於有始無終的教育工作當中,疲於應對各種各樣的任務和壓力,以致不堪重負,失去對工作甚至對生活的**,處在莫名的苦惱和困頓之中。在我們看來,教師們常常抱怨的那種似乎沒有來由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對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蒂裏希認為,“對無意義的焦慮是對喪失最終牽掛之物的焦慮,是對喪失那個意義之源的焦慮。此焦慮由精神中心的喪失所引起,由對存在的意義這一問題的回答所引起”。[4]這裏我們無意深究每個教師生活抑或生命的“意義之源”是什麽,我們所關注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麽導致教師喪失了所謂的意義之源?

我們發現,在很大程度上,焦慮情緒在教師職業生活中的突顯和彌漫是由於混沌和無序的多元化社會讓教師陷入了自我認同的危機之中,讓教師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與困惑。然而在人們將責難投向社會又乞靈於社會的救助時,社會發展的曆史和經驗卻表明,“社會”並非各行業部門尋求問題解決或利益補償的有效責任承擔者和行為者,建設一個有序的多元化社會需要依靠社會各行業部門的共同努力。因此在麵對當前多元化社會的挑戰時,教育應當更多地去反思、追究自身的責任。當前我國師德工作的不足之處在於:當我們的社會進入多元化發展階段的時候,當我們的教師出現了文化、道德、價值觀等方麵的認同危機的時候,我們的師德建設工作沒有跟上步伐,師德建設既沒有充分考慮教師的立場,也沒有對多元化社會的種種症候做出積極的回應和行動。

其次,道德危機還表現在一些教師受到“囚徒困境”的困擾。所謂“囚徒困境”,在經濟學上稱作“負外部性”或“外部侵害”,其含義是說,在當代,一般是貪圖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的人獲利,而顧及社會利益或整體利益的人受損或倒黴。例如,一個不願汙染環境的化工企業,必然要支付更多的成本,這樣,它就會在市場競爭中因價格較高而敗給那種不惜汙染環境的同類企業。在教師職業領域,“囚徒困境”也有鮮明的現實表征,這裏主要列舉兩類情況:第一類情況屬於典型的“囚徒困境”情形。如:目前的教育腐敗問題由於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和徹底治理仍舊比較廣泛地存在著,一些教師通過不正當手段可以很快跨越自身局限取得高職稱、進修機會、行政職位等,那麽相對於這些人來說,其他顧及學校製度和教師職業道德規範的教師在這些原本可以公平競爭的利益上就會吃虧,隱性地喪失一些資源和發展機會。於是這樣一些遵從規則和製度但又因此失去某些利益的教師就處在一種所謂的“囚徒困境”之中;第二類情況比較特殊,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囚徒困境”情形。如:有些教師對學生嚴愛有加,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但卻由於在教育方法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某些疏漏而導致學生沒有獲得預想中的發展,那麽,當這些教師看到其他沒有像他們一樣投入充分時間和精力的教師反而獲得了較好的業績時,很可能會產生心理上的失衡。從初衷與結果的不對稱上看,這些教師也因為利益受損而身陷“囚徒困境”之中。在這兩類“囚徒困境”現象中,教師職業道德的職能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失靈的。

這兩類情況都反映出目前的師德建設工作麵臨著源自外界的道德危機。當前的教師職業道德體係並沒有針對多元化社會做出回應與調整,它因此不能有效引導教師在職業生活中去積極追求正當的東西,也不能及時幫助教師正確排解在教育生活中的困惑。在第一類情況中,社會環境中的不良風氣浸染了教育係統的內部。對此,不能僅僅依靠師德監督機製和獎懲機製去簡單、武斷地製止此類現象的發生。治標更要治本,應當從中看到社會高調倡導的教師職業道德體係存在價值和信仰上的危機。在當前的教育係統內部,確實存在不少“說一套、做一套”的現象,這一方麵說明存在著製度安排和實施上的漏洞,但同時也反映出師德建設工作在對一些負麵問題的處理過程中沒有進行具有人性取向、生活取向的價值引導。在第二類情況中,表麵上看似屬於教師教學能力和班級管理能力的問題,但在現實教育生活中往往與師德問題聯係在一起。在這次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有許多教師在訴說工作中的困惑時都談到了類似第二類情況的問題,而且表現出十分相似的心態,很多教師在遭遇初衷和結果不一致的情形時都會產生心理上的失衡和道德上的失重。與過去的教師通常所采取的“反求諸己”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教師更傾向於進行外部歸因,過多地泛泛指責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對教師的工作和生活所產生的方方麵麵的滋擾,他們在遇到教育困難或問題時,很輕易地就將情緒宣泄到外界社會,這似乎已成為教師們的思維定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師德建設工作中沒有引入外部思維,師德發展沒有認真分析和對待社會新環境,是導致目前在大力推進教師職業道德的同時又出現道德危機的主要原因。

多元化社會的興起,伴隨著一些價值文化的失落和一些非價值文化的價值化,這讓教師在社會生活和教育工作中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衝擊、矛盾和困惑。當前中國的多元化社會遠未達到成熟自律的完善程度,因此師德建設需要主動承擔起更多曆史的和現實的責任。就教師麵臨的道德危機而言,師德工作一方麵要積極發揮文化鑒別、選擇、過濾的功能;另一方麵又要不斷調整思維方式和內容結構,讓師德工作更加貼近教師的真實生活和內心世界,幫助教師擺脫道德危機、化解道德困擾,擁有一個平和、健康的職業生活。

[1] 陳桂生:《“師德”研究》,載《教育研究與實驗》,2001年第3期,第8頁。

[2] 樊浩著:《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頁。

[3] 作為“教育”題中應有之義的“善”,在中國古代儒家德治取向中,主要為“善良”之意,即倫理之“善”,道德人格;在古希臘,特別是在雅典,既為人格之“善”,又有“美善”、“完善”之意。近代教育補充了謀求個性和諧發展,這是“教育”的轉義。陳桂生著:《教育原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頁。

[4] 蒂裏希著,何光滬譯:《蒂裏希選集》(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