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去廣州組稿，應中國作家協會廣州分會的邀請，對廣州市青年作者及愛好文藝的青年作了一次談話，根據記錄，寫成這篇文章。
作協要我跟各位同誌談談文學上的問題，並且送來一張單子，開列了不少題目。我一看這些題目，概括起來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怎樣寫作。這問題提得對。因為自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再經過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的改造，文學創作上“為誰寫”的問題，不僅在理論上解決了，而且，在社會實踐上解決了。文藝既然是反映現實生活的，而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隻要你忠實地反映了它，那你就達到了為誰寫的目的了。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使我們的作品寫得更好，反映現實生活反映得更生動，更逼真，更有藝術感人力量，然後才談得上真正為千百萬人民群眾服務。
要作品寫得好，首先得把我們從文藝理論的清規戒律中解放出來，在生活中培養我們成為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戰士，寫我們所愛寫的。陸定一同誌最近發表了一篇講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提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認為是最好的創作方法，但並不是唯一的創作方法。”我很讚同這話。本來文學史證明，不是有了創作方法的理論，才有作品，而是有了作品，才有創作方法的理論的。假如我們年輕的作者，現在還未弄清楚什麽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者什麽是“批判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那就不能寫作了嗎?我看不一定。魯迅先生在寫《彷徨》《呐喊》的時候，也不一定就專門研究過這些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名詞，怕還沒有聽到過，但是他卻寫出了光輝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作家有時是很可以不去管這一套“創作方法”的理論的。那麽是不是說文藝理論和批評就沒有作用了呢?不是的，對青年說來，它們會給我們一些知識，對作家說來，會起一些鞭策和督促的作用。但一個作者在動筆寫作的時候，盡想著怎樣怎樣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一定寫不好的。魯迅先生也說過，作家對於批評家的話，可以當作參考，不要太過介意。因為我們的傑出的批評家不多，我自己就是其中最壞的一個。我今天也不過“姑妄言之”，各位同誌也隻好“姑妄聽之”的。這段話就算是一個開場白。
現在，我想談一談創作的一些過程。
文學是反映生活的，生活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生活。一定要對生活有所感才會有想寫的念頭。生活中的感受，就是客觀的生活，打動了作者——主觀的心。作者隻有寫出自己受感動的事物，才能叫讀者也感動的。這裏就有藝術作品的第一個要素。但主觀的感受，有深有淺，有真有假。自己生活得很舒適，看到窮苦人挨餓受凍，心裏很過不去，想舍施一點給他，這是一種感受。自己生活很苦，看到別人的生活也一樣苦，感到這世界要打翻過來才行，這也是一種感受。但兩種感受是很不同的。看到兩個衣衫襤褸的人，你會同樣同情他們的困苦，但你如果知道：一個是失業的工人，而另一個是破落的地主，那你給予他們同樣的同情就錯誤了。因之，作家也和革命家一樣，要從自己的生活感受中看出所感受的事物的意義來，才能寫得出既具有感染力又具有健康的思想的作品，作家要使自己不被那種虛假的感受所欺騙，我看，是要有些科學的思維，或者說理性的認識作指導的。
我以為找出生活中所感受的事物的意義來，在作家是很重要的。僅有了一點生活感受，並且從其中發現了意義，是否就可以寫出一篇藝術作品呢?自然是可以的，但那樣的作品，多少是一種雜感式的，偉大的作品總是經過作家長時期的醞釀和思索的，這就是說，作家帶著他最初的感受，經曆了一大段的人生曆程，使他最初的感受貫穿了生活的各方麵，在記憶和聯想中，這最初的感受的意義越來越感到深切，這樣作家就有廣泛地開展概括的可能，也就會有寫出思想性和藝術性更高的作品的可能。拿魯迅的作品來作例子吧。魯迅看到一個黃包車夫，撞倒了一個老太婆，他馬上停下車來，扶起她，並且陪她到警察所去，說明自己“闖的禍”。這個事實感動了魯迅，並且從中看出了勞動人民的正直，不躲避自己做了錯事的責任，看出了勞動人民的偉大的同情心，同時又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了。於是寫出了一篇千把字的短篇《一件小事》。這作品自然是很好的，很有教育意義的。但思想性藝術性更高的《阿Q正傳》就不是靈機一動，隨感而發的作品了。像《阿Q正傳》這樣的作品，僅靠一點生活感受是寫不出的，它一定要經過作家長期的思考，把生活中某些共同的東西聯想起來，然後找出特定的人物，即“模特兒”，來表達出作家的思想——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足以表達我的意思”的意思。因此可以說，大作家和他所寫出來的偉大作品，絕不是看到什麽就寫什麽的，一定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把生活中足以貫穿他的感受和表達他的意思的東西在腦子裏回憶，聯想起來，使它醞釀成熟了，才把它寫出來的。
我以為，對作家來說，有一個東西很重要，那就是記憶。作家都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方法，來把記憶力加強、加深。記憶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有自己的淘汰作用(或者說蒸餾作用），凡是一種驚心動魄的事情，印象就深，容易記下來，可以終身不忘。凡是一些小的僅僅隻能一時感動人的東西，就很容易在記憶中消失。凡是曾經感動過人的，而又發現了它的意義的東西，就會永記不忘；凡是漠然感動過人而自己沒有發現其意義的東西，就時過境遷的忘掉了。所以在記憶中能夠留下來的將是更深刻、更鮮明的東西。把這些東西保存下來，經過時間的考驗之後，或者對某些原來的看法改變了，也就淘汰了，或者對某些東西，有更深刻的認識了，也就保留得更牢固了。這裏就有作家的深厚的創作基礎了。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事實上，也隻有具備偉大的思想家的素質的人，才能成為偉大的作家。因為他能夠思索，能夠從生活中看出意義。隻有把過去生活感受加以思索，把當前的生活，加以廣泛的聯想，找出它們的意義來，這樣寫出作品來，才可以教育人，影響人的靈魂。
要對生活思索，也要對生活加以聯想。
我們有些作品都很幹巴巴的。原因在什麽地方呢?我認為並不如有些人所說，僅僅是什麽形象思維不注意了，太強調作品的思想性了；恰恰相反，我認為是由於我們作家的思想力不強，觀察力不深，再加上不夠大膽去想象。高爾基寫《母親》的時候，俄國工人階級的自覺性還不很高，高爾基筆下的伯惠爾形象，顯然是高出於當時俄國工人階級所能達到的覺悟水平的。但高爾基以他的深厚的思想力，作為想象的翅膀，飛翔於現實之上，觀察到那時俄國工人階級有可能產生的英雄形象，這就創造出了伯惠爾。
這樣，這個作品的影響就大了，它影響到使許多不自覺的工人，都自覺地對資本主義製度進行鬥爭。如果作家缺乏思想力和觀察力，缺乏想象，作品當然會幹巴巴的。許多老幹部看了我們的一些作品，都不想看，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比作家寫出來的作品還要豐富、動人。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為我們的作家，把現實主義的原理搞錯了，把反映現實，理解為照抄現實了。把作家應以自己獨特的思想力和觀察力來分析生活批判生活的意義輕輕放過了。
作家經過了生活、感受、回憶、思索，然後就進入想象、概括，這是創作的必然過程。我不懂得俄文，還沒研究過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但我認為作家創造作品，總有那麽一些過程。還以魯迅寫《阿Q正傳》為例，來說明這些過程吧。
《阿Q正傳》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之高，在國內，今天能超過它的還不多，在世界上也有它一定的地位。我們可以從魯迅的許多文章中看到他怎樣創造阿Q這個人物的典型的。
魯迅出身於沒落的封建家庭，後來在南京水師學堂讀過書，以後就到日本去學醫。當他看到那個中國人圍觀日本人來砍殺中國人，而無動於衷的電影之後，於是他覺得學醫沒有用處，因為他覺得“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苗壯，也許隻是做毫無意義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因之，他就要用文藝來改變中國人民的這種精神狀態。這個感受，對於魯迅來說，是極其深刻的。魯迅回國後，他看到了辛亥革命，在開始時，革命黨人很勇敢，前仆後繼，慷慨死難，非打倒清朝統治者決不罷休，可是臨到武昌起義以後呢，有些轟轟烈烈的革命黨人又和封建官僚同流合汙了。辛亥革命的失敗，益發加深他這種感受。他在紹興，也還親自看到過王全發如何響應革命，占領了紹興城，如何又同紳董們聯合起來，恢複了舊秩序。用魯迅的話來說，所謂民國，那不過是舊招牌加上一層油漆罷了。人民呢，那是不曾起來過的。他對人民，是十分“哀其不幸”，但也十分“怒其不爭”的。到了革命過後，軍閥戰爭一年連著一年，大事已無可為，他曾經一度感到失望——希望之為虛妄正與失望相同，他躲到研究古碑帖裏去了。可是“五四”運動來了，這才給他新的力量新的出路，他那想從思想上來改革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的願望，看來又有實現的可能了。他於是出來呐喊。因為當時“五四”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的本質意義，是和魯迅的思想認識相一致的。《阿Q正傳》正是在魯迅這種思想的衝擊力下寫成的。
由於魯迅對中國人民有著非常高度的愛，這就迫使他要批判普遍存在於中國人民身上的各種落後的東西。他把辛亥革命時期作為這個小說的曆史背景，因為在這一變革時期最能突出中國人民的生活麵貌。他又選擇自己的故鄉紹興作為人物出現的舞台。因為他對那一個環境和生活最為熟稔。他展開了回憶，選定了模特兒，正像《魯迅小說裏的人物》的作者所說，阿Q是實有其人的，但隻取他的一端，所有其他很多人的言行，概括在他身上的。他堅定地掌握了在東京最初的感受而後在生活中發展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個思想，概括了紹興城裏的“閑人”“阿富”“阿桂”“桐少爺”等等人的特征言行(請你們看一看《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這冊書吧），在阿Q身上，並且發展了阿桂“我們的時候來了，到了明天我們錢也有了，老婆也有了”這個思想，畫出阿Q的革命的形象。這一切，不是很好說明魯迅創作阿Q的過程，是經過生活，感受，回憶，思索，想象(聯想），概括這一係列的過程嗎?而作為這一小說創作的杠杆力量的，我認為，那是魯迅分析生活的思想力和觀察力！至於魯迅這種思想力和觀察力得之於他的形象思維或邏輯思維，那我不是魯迅，就很難回答了。
但必須再說一回，魯迅創作阿Q的時候，就是在蘇聯也還沒有掛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招牌，而在我國文壇上還隻盛行著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的。因此，我們青年作家不要依照主義的原理來寫東西，還是首先多生活，從生活中去看出一些意義來，再把這意義去參證生活，更多的生活一下，把生活積累得豐富一點，這樣來寫才好。
下麵，我想再談一談怎樣寫的問題。
要懂得怎樣寫，首先是要懂得怎樣生活。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文藝工作者，他首先必須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魯迅說過：要寫革命的文學，首先是一個革命的人。怎樣寫?最重要的是怎樣生活。如果生活馬馬虎虎，工作不負責任，是不能寫出好作品的。
不要把生活看得太狹窄，更不要把生活和工作分裂來看。而且，要知道，在我們的社會裏，工作是生活的中心。我們現在的社會是有組織的社會，是掌握了社會的規律按照自己的理想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任何的工作都是互相聯係的，我們的政府，大至國際政治大事，小至農民積肥都要管。我們每個人的工作，都是我們生活的大機器中的一個環節。各個生活都是息息相通的，因而也是跳躍著共同的脈搏，是容易感到一些什麽的。
如果這樣認為：我是機關工作人員，要寫東西，一定要下到農村、工廠去體驗生活。這種為了創作而去體驗生活，不是為了做好工作而去豐富我們的生活，要有好的創作，我認為是困難的。因為，你不在那裏工作，不但抓不住生活的核心，而且也不能熟稔人，了解人的靈魂。
要對生活密切的關心，更要有豐富的生活知識。關於知識，我覺得不論是我們青年作者或是我們老作家，一般來說，是很不夠的。應該知道，實際的生活知識，會幫助我們把工作搞得更好，各種知識都是生活的積累，也會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生活，研究和分析生活。比如你要到工廠中去了解工人，如果你沒有中國工人鬥爭的曆史知識，你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老工人，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新工人。你要寫廣州的工人，你還得知道1926——1927年的港澳的大罷工，工人如何組織糾察隊幫助北伐，也得知道大革命時期廣州後方的情況以及廣州公社的鬥爭。這些曆史知識，對於你要了解一個為廣州社會主義建設而奮不顧身的工人品質，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因為知識不豐富，對生活的意義就不能理解得透徹。
現在有這種情況：有些青年人不要工作，隻要創作。強調在工作崗位上不能寫作。我說，不要工作就是不要生活；沒有工作就沒有生活，要想創作，隻能是空想。在今天的社會，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是危險的，離開了生活，是寫不出東西的。肖洛霍夫寫他的作品，就是住在頓河，有一個時期還做了區委書記。
另外一種情況：想寫農村，就下去體驗幾個月生活，這種做法，寫些報道還可以，想寫出較完整的藝術作品我看就難了。因為我們要寫農村，就應該到合作社去工作，隻有在工作中才有生活，才能接觸人並進一步去了解人。隻有為了做好工作而生活，通過改造了生活同時又改造自己的過程，才能真正的懂得生活，懂得人，寫出好的作品來。當然，一個作家活了相當年紀，也鬥爭了一個時期，已有了豐富的生活，為了補充一些東西，去一些地方參觀遊覽，來豐富他的創作經驗，那又當別論；我所說的是指那些本身既沒有生活，又指望下去幾個月就能寫出藝術作品的人。
那麽說，我們在機關工作的人，生活接觸得很少，又怎樣寫作呢?在機關工作能夠創作是肯定的，問題在於怎樣看機關的工作和生活。我們需要的創作題材是很廣泛的。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好的，但是不是除了大的運動可以寫之外，其他的就不可以寫呢?我想是可以的。因為，在機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是可以寫的。比如我自己就在政府機關中工作過，我看了一些人，也有過創作衝動。有些人愛裝飾自己，把自己和我們領袖在偶然合拍的照相，高掛在房間裏，以表示自己的英雄氣概。看報紙，最注意什麽人升做什麽部長、司長或處長。談論起來，專背自己光榮的曆史，和別人比級位。不願在中央工作，就會說出“中央是根蟲，地方是條龍”的話。還要強不知以為知，說七十回的《水滸》一定要拉長改寫為一二○回本的《水滸全傳》，那自然寫得不好了。諸如此類的言行，實在可以寫一篇諷刺小說。還有機關裏男青年同誌，總找不到戀愛對象，據說是有些女青年同誌總是眼睛往首長看，自己是科員，要找科長和處長；自己是科長要找處長和司長。這就使他們苦悶了。是否如此呢，我是聽說的。如果屬實，那現象也值得寫。由此可見，在機關工作的人，如果能夠常常思索一下我們工作和生活中的意義，那就是日常的小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大問題來的。
機關工作中有人，就有各種思想情況，就有鬥爭。文學作品就是要反映這些東西，為什麽不能寫呢?這樣說，並不是胡風那種“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的論調。胡風是在國民黨統治的時候，針對有許多青年人想去延安，去解放區參加工作而提出這個口號的。他的目的是阻礙大家去革命！胡風還是為了反對知識分子要同工農兵的生活打成一片而提出這個口號的，他的目的是反對思想改造！我們不能把他說的話抽象地來理解，應該和具體的環境結合來理解。而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在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各種工作是互相通氣互相聯係的。生活在機關中，也時時刻刻和人民息息相關。同時，我們今天還須有大批青年去工廠、農村邊遠地區，同工農群眾一起，進行辛勤的勞動，在工作中也就得到了思想改造。所以，問題是如何在工作中去認識它的意義和理解它和人民的密切的關係，從而了解我們筆下所寫的東西是和千千萬萬人民聯係著的。隻要我們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和思索生活當中的一切事物，那是有許多東西值得寫的。
關於用怎樣形式、體裁來反映生活，也是一個問題。青年人一下子搞大作品恐怕有危險。青年人生活經驗少，還是寫些小的和短的，練練筆，也是好的，不要希望一舉成名。名是個好東西，但“人怕出名豬怕胖”，豬胖了要殺掉吃，名出了，沒有底子，會一跌下摔破腦袋的。但也有一些青年一寫起來，就是幾十萬字的，我以為這不好。在我的工作崗位上，也看過一些青年的稿子，有個青年投來三十萬字的稿。他隻有二十多歲吧，他卻要寫抗戰以來這麽多年的中國人民的鬥爭史。計劃是三部曲，一百多萬字。我看，這是不夠實際的。我認為還是應該從寫短的開始。因為寫作是一定要下些功夫才能獲得成功的。正如演員要下苦功練嗓子才能唱好戲。不經鍛煉、不下苦功，想一舉成名，那是不可能的事。從小的、短的開始鍛煉自己，到了生活積累多了，對生活了解得更深了，那時候來寫大的也不晚呢。
毛主席號召作家要深入生活，我認為，那第一個目的，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感情，培養我們對勞動人民的熱愛。然後，作家才能以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為基礎進行創作。絕不是下去看看，就寫一點，現炒現賣式來寫作的。也有好多作家，下去了，搜集了很多材料，就是寫不出，這是什麽原因呢，思想感情沒有改造過來，對材料還不能發揮磁性作用，吸收不了，不能成為自己的東西。所以，我總希望青年人，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文藝工作者，還是首先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士，工作下去，生活下去，然後再創作。認真的工作，認真的生活，才有認真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