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7年，我在香港《華商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叫做《文藝的寬容》。有人看了，據說很不以為然。那時，我新從國外回來，不明白國內文藝界的情況）發表了不妥當的意見，是免不了的。還因為那時我的興趣並不在文藝，“不以為然”也隻聽人這麽說，既沒見到批評的東西，自己也不注意這件事。今年，文化藝術界大家都紛紛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剛剛又碰到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有些刊物要我寫些文章，我就記起了這個題目，但文章本身的意思卻已忘得一幹二淨了。
我以為，魯迅先生對文藝是采取相當寬容的態度的，如果它對社會還有點用處。大家知道，魯迅先生對於青年是很愛護的。他常常鼓勵青年：不要怕幼稚，幼稚是成長的開始。他同青年們辦刊物，寫文章，他也為青年們看稿子，出集子，都非常熱情。他看到青年們被欺侮，總要出來說話。例如1933年，北京大學招考，劉複，這個“五四”運動時一名健將，也是個考官，他有次寫了些打油詩，在《論語》上發表。他嘲笑那些投考學生寫了錯字：把“昌明”寫作了“倡明”，“留學生”寫作了“流學生”。魯迅先生看了就寫文章說：“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它踏在腳下，拿出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了”，看來是很氣憤的。這裏，很看得出：對幼芽的寬容正所以加強對殘虐者作戰的力量的。在文藝戰線上，魯迅先生的寬容態度也大都是如此。
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他講了話。那就是在《二心集》裏那篇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其中有一段，他講到“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他很慨歎當時的有些人把寫作品當作“敲門磚”，“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氣或大名氣，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麽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為這於我們有用”。大概是同年的七八月間吧，左翼作家聯盟開過第二次大會。這次開會是在銀行公會。茅盾先生新從日本回來，參加了這次會議。我記得魯迅先生也說過幾句話，大意是希望大家大膽地寫些東西出來。偉大的作品一時產生不出，不偉大的作品還得有。批評家標準提得太高，作家就不敢下筆了，那是不對的。文學界總還得有東西。曆史不好讓它脫節，偉大是從曆史繼續中出現的。講到作家對批評家的關係的時候，我記得他說過同《我怎麽做起小說來》那篇文章裏同樣的話：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
其實，那時左翼作家寫不出作品來，是有種種原因的。提倡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但自己對無產者的生活並不熟稔。那時，《紅旗報》上雖然也很提倡工農通訊，並且還幫助作家下工廠，胡也頻就是其中的一個。可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一天天厲害了，深入工廠還是有不少困難的。這樣，工農群眾就同作家隔起了一道高牆，弄得作家們“心高於天，命薄如紙”，寫不出。但並不是其他熟稔的題材就沒有，正像魯迅先生回答Y和T的信中所指出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大時代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還是有人熟稔的；可是很少有人寫。這原因又在哪裏呢?我記得，那時內部有一種流行的批評，叫做“作品主義”。這批評是否見之於文章，我記不得了。可是這個批評，的確是落向蔣光慈的頭上過的。有些左聯的領導人，對作家最緊迫的要求，就是走上街頭去示威遊行。三八節到了，五一節到了，或是其他什麽日子，作家就得跑上大馬路或什麽馬路去。有的身上還夾帶著傳單，在人行道上擁擠著走。等到一個人從裏弄裏竄出來，在馬路中心放一個爆仗，於是就有人領著喊口號，散傳單，遊行隊伍就組成起來，從大馬路遊行到四馬路，有時還能遊行到法租界。到了巡捕房出動紅色警車，或被衝散，或抓去幾個人，那才“勝利結束”。蔣光慈大概很不以這做法為然吧，認為革命作家最重要的是拿出作品來，這樣做，除送些人給巡捕房，又有什麽好處呢?這就被批評為“作品主義”了。這自然就會影響其他作家的：“行動”第一，“作品”且慢，東西也就拿不出來了。魯迅先生知不知道那種批評，我不能妄猜。可是，當時我聽到魯迅先生勸人多寫些，我是想到這個“作品主義”的批評的。自然，要作家多參加一些實際行動總是好的。但作家要多寫些東西，就成為“作品主義”，那是隻好擱筆了。所以，作家寫不出東西，怪文藝批評家批評得太厲害了，那也不對，更厲害的批評，卻是在生活上有些人對於文藝的特殊看法。“作品主義”終究還是個好聽的名詞，而現在卻有“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這是在批評界以外的批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