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第巴是索南熱丹。這人早年隨侍過四世喇嘛，後來是五世喇嘛的大管家，他在是否借助蒙古勢力的問題上是個主戰派，多次慫恿五世喇嘛動用武力，而他也對蒙古勢力一味逢迎，是個不折不扣的親蒙古派，多少有點胳膊肘往外拐的意思。第一任第巴是固始汗親自任命的，而蒙古人肯定用傾向於自己的人，如此形成慣例後，政務大權就完全落在蒙古人手裏了。同時，索南熱丹當第巴時簡直就是利欲熏心，沒起到什麽模範帶頭作用，這讓五世喇嘛意識到高級官員任免權的重要性。

索南熱丹去世後，由於固始汗早幾年已經去世，五世喇嘛開始按照自己的意誌任命第巴。他選擇的就是自己的堅定追隨者、桑傑嘉措的叔叔赤烈嘉措。為了改變政治格局，他還限製了第巴的權力，使這個職位逐漸衍化為喇嘛的宗教活動助手。直到他親自培養的桑傑嘉措上台後，他才放心地重新賦予第巴人事任免權。

第三任第巴叫羅桑圖多，原是五世喇嘛身邊處理日常宗教事務的人，不過這人犯了點生活作風錯誤，和一位貴族小姐談上戀愛了，隻好辭職，後來果真跟那位小姐隱居去了。

他卸任後的三年，五世喇嘛就想任命此時已經23歲的桑傑嘉措。這次任命過程可謂用心良苦。本來，各地提出的候選人裏沒有桑傑嘉措，但五世喇嘛說占卜算出他排名靠前，之後又反複派人去勸說，並給他放寬條件、消除顧慮、掃清障礙；劉備請諸葛亮是一拍即合，可此時的五世喇嘛更像是“懇求”。但桑傑嘉措很明智，他知道自己年齡不大、威望不高，百般推辭，實在無法了，反而推薦了羅桑金巴。這就是第四任第巴。

不過，羅桑金巴很快就患病不起，第巴的重任其實還真就落在了桑傑嘉措身上。三年任期到了之後，羅桑金巴堅決辭職，這時五世喇嘛鐵了心讓桑傑嘉措上位。他說幾年前的占卜結果還有效，不必再推選候選人了，既然桑傑嘉措還有候選資格，而且當年也是“惜敗”，這次就直接任命算了。

但桑傑嘉措還是拒絕。

此後五世喇嘛采取車輪戰術，多次派人去勸說，個人勸不成就集體勸，到最後實在勸不動了，幹脆自己親自出麵。他的勸說很有意思，有這麽幾個層次：

一是以情感人，說自己老了，對你還有養育之恩，此時放下架子親自請你出山，就算以後你做錯事我也都不會批評你，看在這個情麵上你總不能百般拒絕吧。

二是以理服人，說你不是有出家學佛的心願嗎，有這個決心和願望是值得鼓勵的，但學佛是個漫長的過程，永斷輪回之苦談何容易呢，既然實現不了還不如先幫我兩年再說吧。

最後是以條件動人，說你不是覺得自己身體不行、怕耽誤工作嗎，那麽我放寬條件，允許你不上班，在家處理事情也可以，反正你得先就職。

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但桑傑嘉措還是拒絕。

最後，五世喇嘛又派人做工作，並說出這樣的話：“不希望別人來承擔，隻能死而後已，否則不想罷休……我衷心期望你接受這一任命，除非我不在人世。”這話其實就是說，你再不當，那就把我一個人活活累死算了，但就是這樣，我也想讓你當。

這次五世喇嘛沒等桑傑嘉措拒絕，幹脆下發了任命狀。桑傑嘉措沒辦法，也就答應了。

為了確保桑傑嘉措的政治地位，五世喇嘛將他扶上馬之後還送了一段路，下發了一份文告。這份文告也是他的遺囑之一，書寫在布達拉宮的牆壁上，並按上了自己的手印。文告中有這樣的話：“桑傑嘉措與喇嘛無異”。

如果以上這些還不足以證明五世喇嘛對桑傑嘉措的信任，那麽，下麵這個事件讀起來，就完全有中國曆史上皇帝托後、托孤的意味了。此事不但是兩位政治家的事業交接，其中的情感交織簡直就是中國曆史幾千年中的君臣典範。

1682年，五世喇嘛病重，正巧桑傑嘉措也生病了，他不顧自己的病體，反而派人帶口信給桑傑嘉措說：我的病吃了藥已經好轉，而你的病卻讓我很擔心，你安心養病，別為我擔憂。第二天，他還朝禮神像，為桑傑嘉措祈福消災。其實，此時的五世喇嘛已經病入膏肓了，可他惦記的竟然是自己的接班人。就在兩天之後，五世喇嘛病危，他招來桑傑嘉措，撫摸著他的頭，叮囑他政教兩方麵需要注意的事項，告訴他如何對待蒙古人，此外，還囑咐要對他的去世實行匿喪。

如此的知遇之恩，如此的悉心培養，如此的委以後事，怎麽能不讓桑傑嘉措銘記肺腑、全身以報呢？

他擔任第巴期間，確實做出了很多有利於西藏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宗教發展的巨大貢獻；若論個人政治能力，他也是當時無出其右的政治家之一了。

但他非常清楚的一點是，五世喇嘛的遺願，是要清除曆史遺留問題，也就是當初和碩特蒙古幫著格魯派打天下、之後卻賴著不走、掌握大權的問題。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逐步削弱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政治影響，而他的政策是延續五世喇嘛生前的政治思路的，所以才造成了後來大力扶持噶爾丹並百般為他開脫罪名的政治錯誤。然而就在他堅定不移地往下走的時候，和碩特蒙古出來個厲害角色——拉藏汗，在鬥不過的情況下，他選擇了魚死網破，最終身敗名裂。

至於匿喪，很多學者和民間傳說中認為，這是桑傑嘉措利欲熏心、大權獨攬的表現，恰恰說明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由此，他編造出了五世喇嘛匿喪的遺囑。

這個問題可以這樣看待：如果確有遺囑，桑傑嘉措的做法沒有錯。

如果沒有遺囑呢？他的做法也不見得錯。首先，五世喇嘛早就聲明“桑傑嘉措與喇嘛無異”，賦予他大權，這是早就公之於眾的，他有權對政教事務進行合適的處理；其次，在當時的政治局勢下，桑傑嘉措為了完成五世喇嘛的遺願，就應該大權獨攬。如果是出於職責、為了地方和民族的利益、為了建立有利於地方的政治格局，並非為了個人貪欲和政治野心而大權獨攬，這有什麽錯呢？事實上，優秀的政治家不大權獨攬，幾乎什麽事兒都幹不成。

退一步來說，就算匿喪手段有些見不得人，可也根本不是桑傑嘉措的發明，這一政治手段早在五世喇嘛在世時就用過。1658年第一任第巴索南熱丹去世後，五世喇嘛為了將第巴的任命大權從蒙古人手裏奪回來，就匿喪了一年。在這一年，他造輿論、拉同夥，做好了一切準備之後，才任命了桑傑嘉措的叔叔，標誌著第巴任命大權劃歸到格魯派手中。

為了創造新的政治格局，五世喇嘛可以匿喪，那麽，桑傑嘉措匿喪又有什麽錯呢？

桑傑嘉措的匿喪，難道不可以視為對五世喇嘛政治手段的模仿和繼承嗎？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桑傑嘉措堅定不移地嚴格執行五世喇嘛的政治思路，不懂得靈活變通，才走上了絕路。那麽，他是怎麽樣帶著倉央嘉措走上這樣一條不歸路的呢？而在這條路上，倉央嘉措走得心甘情願嗎？

至少，倉央嘉措走的是不開心的；但是，他走得心甘情願。

這一點貌似很令人費解，但實際上，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走過、或是正在走這樣的路，這兩點其實沒有那麽矛盾。而且，所有偉大的人物都必然要走通這條路，雖然不開心、不如意，但堅定的理想和信念支持著他們心甘情願地走下去。

關鍵的問題在於，這是條什麽路。

桑傑嘉措是一個堅實的五世喇嘛的擁躉，他希望培養出一個像偉大的五世一樣的六世喇嘛。至於所有的政治風險，他深知年輕的倉央嘉措是應付不過來的，他情願自己承擔，等倉央嘉措成人時還給他一個已經定型的政治格局。

桑傑嘉措想建立一個什麽樣的政治格局呢？綜合當時西藏的局勢，這個政治藍圖大概應該是這樣的：以喇嘛為核心的格魯派宗教集團政府，這個政府不希望由外族勢力操縱，但卻可以因為喇嘛的宗教權威，使得外族勢力對它形成一種“施主”關係。格魯派對外族勢力的態度應該是依靠但不依賴，外族勢力對格魯派的態度應該是聯手而不插手。

這個藍圖實際上就是五世喇嘛想完成但沒有完成的政治遺願。

而建立並穩定這樣的政治格局，其核心就是一個處於絕對權威地位的喇嘛，因此，桑傑嘉措對倉央嘉措的佛學學習抓得非常嚴。他清楚隻有一個像五世喇嘛那樣的大師做宗教上的權威、民意上的領袖，才能真正實現與外族勢力的理想關係，所以，喇嘛是個什麽樣的人，是保障這個政治藍圖實現的根本。

可以說，這個藍圖就是以五世喇嘛為模版設計的。事實上，這個設計圖也隻能按照五世喇嘛為模版，這既包含了桑傑嘉措的感情因素，也是當時曆史發展的必然階段。

但這個模版有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它太過理想化了。它必然要求繼承者既有五世喇嘛的宗教威望，也有高超的政治水平，可這樣的人幾百年未必出一位，至少，倉央嘉措做不到。況且塑造五世喇嘛偉大一生的曆史環境已經完全變化了，靠學習和模仿是培養不出政治領袖的。

繼承人該怎麽培養，中國曆史上開明君主的政治智慧是很高超的，如果是**平四海、開疆辟土的皇帝，最好選一個會治國的守成之君繼位；如果是銳意改革、不惜得罪臣民的皇帝，最好選一個性格溫良、人緣好的繼承者，大業已定後，絕對不能按照自己的樣子當模版設計未來。然而，桑傑嘉措不能這麽做，因為此時的格魯派政權大業未定——和碩特蒙古勢力還沒有清除掉，清政府的天下還沒坐穩，三藩之亂差點丟了半壁江山，對它和準噶爾蒙古，格魯派應該建立什麽關係，桑傑嘉措心裏摸不著底。

那麽，倉央嘉措對這條路有什麽想法呢？年輕的他，心目中的政治藍圖恐怕和桑傑嘉措設計的一模一樣，他也想建立一個以喇嘛為核心的政教集團，但這個核心是不是必須是宗教權威，活佛的主要功能是宗教性的還是政治性的，他的思考與桑傑嘉措目標一致，但方法不同。況且，當時的西藏局勢也確實混亂，他的方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自己也摸不著底。

當一個人的理想和別人強加給他的實現途徑產生了矛盾時，表現在生活方麵就是對那條別人安排的道路極度不滿。此時的倉央嘉措就是這樣。他十分清楚活佛的主要任務和功能都在發生變化，他想努力地適應這種變化，然而，這個宗教理想與他的生活實際是脫鉤的。每個人、包括他自己都是想當一個在佛學上有成就、政治上有貢獻的領袖，但以當時的情況而論，學佛是可以慢慢來的，並不是最要緊的。同時，參與政治又是上層僧侶不理解、不同意的，畢竟上層僧侶是宗教人士而非政治家，他們很難看到喇嘛的活佛功能和主要任務已經在改變。即使看到了，也是希望倉央嘉措以五世喇嘛為模版，別放鬆佛教學習。而當時的倉央嘉措，肯定是不太喜歡一門心思鑽研佛法的，所以，格魯派上層僧侶對他的評價是“迷失菩提”，並非民間傳說中的“耽於酒色”。

在這條路上，桑傑嘉措和倉央嘉措兩人都沒錯，他們是結伴同行但各有想法的。在曆史上，哪怕是有同樣目標，但因為對實現方法的意見不同而分道揚鑣的事情層出不窮，然而，也有攜手並肩、求同存異的例子。比如孫中山和黃興。

想法在沒有實現之前，是沒有辦法分出高明還是愚蠢的，所以，對待這條路，倉央嘉措走得不太開心，但肯定走得心甘情願。而且他必須和桑傑嘉措攜手走，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這就是當桑傑嘉措倒台後，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隻有他沒說話；而拉藏汗除掉了桑傑嘉措後，也必須除掉他的原因。

這就是倉央嘉措的生活謎團。這個謎，不是由他個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的，而是由對格魯派發展方向的不同思考造成的。這個時候的格魯派，處於一個分水嶺的狀態，此前格魯派的領袖是宗教性的，此後政治作用越來越明顯；此前格魯派活佛的產生都要看政治勢力的臉色，此後活佛可以影響政治勢力首領的繼承；此前活佛的宗教權威性被政治勢力利用，此後活佛的宗教權威逐漸變為自己的政治資本；此前格魯派與哪股政治勢力交好，可以互贈封號，但說實話這封號不值錢，遇到更強的勢力時再贈一個就可以了，此後格魯派的封號值錢了，怎麽贈、給誰贈都是個極大的政治問題。

所以，五世喇嘛去世後，格魯派處就在十字路口，這個政治格局建成什麽樣、打成什麽底兒，決定了格魯派的未來。此時的桑傑嘉措、倉央嘉措以及格魯派僧侶集團都想摸著石頭過河，找到新的發展方向。

可是，對格魯派發展的思考，當時任何人都無法得出結論。事實上，一種政治格局的產生，不是由哪一個人設計的，而必然是曆史的選擇，這就是倉央嘉措和桑傑嘉措的悲劇所在。他與攜手並肩的桑傑嘉措努力地想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情況下找到一條治理西藏政教事務的新路，但卻抵擋不住曆史的必然。這個曆史的必然，就是任何優秀政治家也無法擺脫的曆史規律。

這才是倉央嘉措真實的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