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千古“史聖”司馬遷(1/3)
司馬遷（約前135年-前90年），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巨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史記》一書既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史學著作，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更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鴻篇巨製。魯迅先生稱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基於司馬遷對曆史學的貢獻，後世史學家公認司馬遷為“史聖”。
替人求情，失寵下獄
司馬遷，字子長，其生卒年代史無明文，通常認為是公元前145年-前86年，享年60歲。西漢夏陽龍門人（今陝西省韓城縣）。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
據說司馬遷家世代都是的曆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複了祖傳的史官恒業。
作為一位太史令，司馬談一直以這個並不顯要的太史官職為榮，在他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這也對司馬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後來司馬遷也為這個事業奉獻了一生。
一直以來，司馬談都想著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裏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豐三年，司馬遷的父親去世。病危時拉著司馬遷的手哽咽地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司馬遷被父親的這一番諄諄囑托所震動，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答應了。
那時司馬遷38歲，正式做了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也因此他便有了閱讀外麵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其認真程度可見一斑。
父親的遺誌，司馬遷從來沒曾忘卻，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他也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因直言而遇上橫禍。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夏天，漢武帝派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這個李廣利是武帝的寵妃李夫人的哥哥，另派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利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漢武帝聽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後非常生氣，滿朝文武察言觀色，趨炎附勢，之前還紛紛稱讚李陵英勇，現在卻附和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便說了一些替李陵解釋的話，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他對漢武帝說：“李陵隻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然而就是這些正義之話，卻害苦了司馬遷。
在漢武帝看來，司馬遷所說之話的意思似乎是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將軍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遭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死
刑。
在那個時候，死刑也是有減免辦法的。據漢朝的刑法，死刑有兩種減免辦法：一是拿五十萬錢贖罪，二是受“宮刑”。司馬遷官小家貧，當然拿不出這麽多錢贖罪。而宮刑對於一個人來講，又是一種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既殘酷地摧殘人體和精神，也極大地侮辱人格。司馬遷當然不願意忍受這樣的刑罰，悲痛欲絕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殺。可後來他想到，人總有一死，但“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輕重意義是不同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孫臏等人，想到了他們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驕人成果。所以，司馬遷最終選擇了宮刑。在獄中，司馬遷備受淩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了性命。麵對最殘酷的刑罰，司馬遷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此時沒有怨恨，也沒有害怕。他隻有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記》寫完，“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正因為還沒有完成《史記》，他才忍辱負重，苟且偷生地活了下來，希圖出現一線轉機。
公元前96年，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這時司馬遷五十歲，出獄後當了中書令，他專心致誌寫他的書。直到公元前91年，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司馬遷因其早期生命體驗與融合儒道而形成的生命意識，弘揚一種超越於社會功利層麵的理想主義精神追求。司馬遷的受刑，既是社會的悲劇，也是個性的悲劇，遭受宮刑的人生悲劇玉成了《史記》悲劇精神的目的性、堅韌性與超越性；從而在這兩個基礎上形成司馬遷超越於生死關係之上的價值觀。忍辱著述的創作心態使《史記》帶有濃厚的人文理想色彩。
“忍辱負重”是一種抗爭術，這四個字說起來容易，真正能做到、做好太難了！對於做大事的人來說，忍辱負重是成就事業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能在各種困境中忍受屈辱是一種能力，而能在忍受屈辱中負重拚搏更是一種本領。
發憤著書，名垂青史
《史記》是我國曆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曆史學方麵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司馬遷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曆史和文學的大道上，沒有誰能繞得過去，也沒有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偉業，他空前絕後的文采，他對中國曆史文化無人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他作為男人遭遇的曠世屈辱，既讓人景仰、誠服和擊節讚歎，又讓人心生悲憫。
司馬遷於公元前96年遇漢武帝大赦天下而出獄，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史記》語言生動，形象鮮明，也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曆代傳頌。
《史記》是司馬遷用一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一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
《史記》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恐怕與其所記錄的真實性有很大的關係。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複作了核對。這些均可以看得出來，為傳寫《史記》，司馬遷付出了多麽大的努力。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曆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曆史人物的遺聞軼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闊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曆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曆史文獻之最可貴之處就在於真實，司馬遷能做到如此，不愧被人們給予那麽高的讚譽。
要堅持“實錄”精神，對於當時的社會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要麵對現實、記錄現實，然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想他之所以受宮刑之罰，不就是因為其力求“實錄”所致嗎？可是他並沒有因受如此大的懲罰而改變原則。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曆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曆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麵，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
。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當時言論並不自由，且時時受漢武帝監督的情況下，司馬遷要做到真實記錄，需要麵對多麽大的壓力，是很難想象的。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曆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曆史，這是非常可貴的。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曆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隻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一部規模宏大、體製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為了完成《史記》的著述，司馬遷所忍受的屈辱和恥笑，絕非常人所能想象。一個人在身心都遭受常人無法忍受的折磨時，是非常需要一種對他而言強大的精神動力來支持並且推動他舉步維艱的每一個前行腳步的。那麽對司馬遷而言，是什麽給予他如此巨大的力量發憤而作呢？
首先就是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的驅使。
對於修史，司馬遷有一條“重於泰山”的堅定信念，所以，不完成《史記》的寫作，絕不能輕易去死，即使一時被人誤解也在所不惜。就是這樣的信念支持他在“腸一日而九迴”的痛苦掙紮中頑強地活了下來，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終於實現了他的夙願，完成了他的大業。這與他個人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觀有著密切的關係，司馬氏家族幾代修史，讀史使人明辨是非，司馬遷非常推崇屈原，也為其遭遇深感不平，雖然他不讚賞屈原投河自殺的行為，然而司馬遷的人生觀是深受屈原影響的，屈原的愛國忠心深深感染他，曆史上忠肝義膽的仁人誌士的壯舉也已深入他的靈魂，影響著他世界觀與人生價值觀的形成，以至於他在生死之間徘徊迷惘是堅強的選擇了生存，並且更認清了自己作為史官的職責與使命，那就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且，完成《史記》也是他父親的遺願，如果說前麵是社會交付與他的使命，那這就是他父親交給他的使命。因為他是一個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人，所以他勇敢堅強的扛了下來，並把這個使命化作他活下去的精神寄托，甚至唯一寄托。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今天我們讀著這部不朽的巨著，遙想司馬遷當年寫作時的艱辛與堅毅，怎能不對他的崇高精神無比敬佩呢！
另外一個就很簡單了，就是立名、立言。“雁過留聲，人過留名”，有的人活在世上不求功名，淡薄一生，而有的人卻想要在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渴望名垂千史，司馬遷屬於後一種，希望文采表於後。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但無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司馬遷給後人留下的財富卻是不可估量的。
通常來講，一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大致會有兩種選擇：要麽悲觀消沉，要麽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一條路。他秉著自己的目的，將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注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曆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曆史，為後人展示了一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曆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在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司馬遷所謂的“憤”，是指其“意有所鬱結”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種心理上受壓迫而不得伸展的狀態，怨憤鬱結，借著書立說發揮疏通，這樣才能恢複心理平衡。“憤”包含了個人怨憤的情緒，同時也顯示了窮且益堅的意誌，由於它強調了創作者在逆境中奮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極富於批判精神和戰鬥精神。能夠“發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強者，在逆境中他們人格高尚，意誌堅定這種“憤”蘊含著積極進步的社會內容和強烈的正義精神。
在屈辱、痛苦、挫折麵前，是抑鬱而終，做一個弱者，含恨離開人世，還是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做一個真正的強者，從精神上站立起來，永遠不被打垮？這個問題，我們從司馬遷身上可以找到答案。
漫漫歲月，茫茫人海，生活道路上無不充滿坎坷。那麽我們應該怎樣來看待挫折，怎樣去麵對挫折呢？挫折雖給人帶來痛苦，但它往往可以磨練人的意誌，激發人的鬥誌；可以使人學會思考，調整行為，以更佳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目的，成就輝煌的事業。
當然，挫折並不能自發地造就人才，也不是所有經曆挫折的人都能有所作為。隻有抱著崇高的生活目的，樹立崇高人生理想，並且自覺地在挫折中磨練，在挫折中奮起，在挫折中追求的人，才有希望成為生活的強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