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遺孀”被捕，改變了中國曆史進程。關於“毛的遺孀”如何被捕，向來眾說紛紜。本書作者采訪了執行拘捕“毛的遺孀”任務的當事人張耀祠將軍……
“毛的遺孀被捕”震驚世界
1976年10月12日清早，英國倫敦剛剛出版的《每日電訊報》引起讀者的廣泛注意。這期編號為37752的《每日電訊報》頭版頭條位置，以三行通欄大字標題報道了來自中國的重大新聞：
華粉碎極“左”分子（眉題）
毛的遺孀被捕（主題）
四個領導人被指控策劃北京政變（副題）
報紙都很注重“搶”新聞，尤其是“搶”重大新聞。《每日電訊報》在全世界報紙麵前，“搶”到了一個“第一”：第一次獨家披露了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中國政局的這一重大變化是在六天前——1976年10月6日——晚上發生的。“毛的遺孀”————連同三個“極‘左’分子”頭目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就是生前稱之為“四人幫”的那“四個領導人”，在北京悄然被捕。
這一“粉碎極‘左’分子”的重大行動，是在“華”領導之下進行的。“華”，亦即華國鋒。華國鋒當時的職務是中國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
“華粉碎極‘左’分子”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即便在“毛的遺孀”被捕之後，對外仍嚴格封鎖消息。
英國《每日電訊報》的獨家新聞，出自該報駐北京記者尼傑爾·韋德之手。
韋德具有極強的“政治嗅覺”，自從1976年9月9日0時10分中央主席去世以來，他非常關注中國政局的變化。
早在20多天前，他便從中國電視的一個鏡頭中，捕捉到重要信息……
那是1976年9月18日下午3時，全中國都在收看北京重要的電視實況轉播。用中國權威的通訊社──新華社——當時的報道來說：“在遼闊的國土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舉國上下，8億人民沉痛悼念我們偉大的黨、偉大的軍隊、偉大的國家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我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
新華社的報道，用這樣的語言形容之逝：
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和無限崇敬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主席與世長辭，在全中國全世界人民心中引起了無限悲痛。
幾億中國人收看追悼的大會實況電視轉播，誰都沒有注意到一個小小的細節。然而，英國記者韋德卻以他高度敏感的眼睛注意到了：追悼大會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致悼詞。王洪文站在華國鋒身旁，當華國鋒念悼詞時，他不安地探過頭去，越過華國鋒的肩膀，看華國鋒手中的悼詞稿子……
從今日的眼光來看，華國鋒的悼詞充滿“文革”味：
在領導我們黨同國內外黨內外的階級敵人作戰中，在長期的艱巨的複雜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鍛煉和培養了我們的黨。中國的曆史，就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黨內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鬥爭的曆史。在領導下，我們黨戰勝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機會主義路線，在無產階級“**”中，又戰勝了、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
……
一再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為我黨製定了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
根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的變化和階級鬥爭的特點，做出了“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的科學論斷。代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繼續革命的利益和願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粉碎了、的複辟陰謀，批判了他們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保證了我國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勝利前進。
韋德高度敏感的耳朵，也同時注意到：華國鋒所念的悼詞中，沒有提到兩天前，即9月16日，中國最權威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社論中反複強調的“遺言”──“按既定方針辦”。
韋德作出自己的判斷：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和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政見分歧。不過，作為一名外國記者，在當時的中國，活動深受限製。他設法向英國駐華大使館裏的中國雇員打聽消息。終於，在10月10日，韋德從英國駐華大使館的中國雇員那裏獲知重要信息：北京大學出現大字標語，熱烈歡呼“兩報一刊”當天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韋德立即找來這篇社論，細細琢磨，發覺社論中有幾句話很值得玩味：
任何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篡改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
是誰在背叛？是誰在篡改指示？兩報一刊的社論雖然沒有點明，但顯然是有所指的。
兩報一刊社論在當時的中國具有最權威的地位。韋德斷定，中國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韋德使出渾身解數，很快就打聽到“毛的遺孀被捕”！兩報一刊社論中所說的背叛、篡改指示的人，就是指“毛的遺孀”及其同夥。
於是，韋德在10月11日寫出獨家新聞《毛的遺孀被捕》，並立即發往倫敦《每日電訊報》。韋德寫道：
據北京可靠消息，主席的遺孀和她在中國政治局的三名追隨者被指控策劃政變而被捕。這一逮捕行動是在周末特別會上向工廠和附近單位的政工人員宣布的。首都昨夜沒有發現騷亂現象。
拘捕包括毛夫人在內的所謂“上海幫”是1971年前國防部部長企圖發動政變後，中國最大的爆炸性政治新聞。
翌日，當《每日電訊報》以頭版頭條位置推出韋德的報道，世界為之震驚了！
10月13日，世界各報紛紛轉載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消息，使這家報紙和韋德出了大風頭……
關於“毛的遺孀被捕”的種種傳聞
確實，“毛的遺孀被捕”，成了中國曆史的一個轉折點。
那個曆史性的夜晚，成了中國當代史上的裏程碑，成為結束“十年浩劫”的句號。
從此，曆史學家給中國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寫下這樣的時間“界定”：“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
“無產階級**”的起始日期定為“1966年5月16日”，是因為中國中央委員會在那一天通過了成為“無產階級**”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
“毛的遺孀被捕”，是在一個晚上突然爆發的，可以說是“曆史的急轉彎”。人們把中國粉碎“四人幫”稱之為“中國的十月革命”。
對於這場“中國的十月革命”，人們隻知道“革命”的結果——“四人幫”被捕——卻並不知道這場“革命”是怎樣發生和進行的。
中國當局對於“中國的十月革命”具體細節守口如瓶，雲遮霧障。在當時，這理所當然屬於中國政界的“高度機密”。
正因為中國當局從不透露“中國的十月革命”的具體細節，於是，也就給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記者和作家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能”的機會。
首先對“中國的十月革命”繪聲繪色，是在韋德發表那獨家新聞之後，英國的《泰晤士報》眼看《每日電訊報》一炮走紅，便在1976年10月14日，以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法新社記者喬治·比昂尼克的報道《毛的遺孀正在偽造毛的遺囑時被捕》。《泰晤士報》還為比昂尼克的報道加了這樣的大字說明：
據北京的可靠消息，的遺孀和30多名極左集團領導人在舉行“陰謀會議”偽造遺囑時被捕。
《泰晤士報》所刊登的比昂尼克的長達2000字的發自北京的報道，詳細敘述了“毛的遺孀”被捕的經過。這報道理所當然引起“轟動效應”，比昂尼克也一下子出了大風頭。
然而，比昂尼克那純屬編造的“新聞”，隻不過是一堆聳人聽聞的“謊言的泡沫”而已。在曆史的長河中，這些泡沫稍縱即逝。
其實，像比昂尼克那樣的純屬編造的報道，有過許許多多。就連美國號稱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羅斯·特裏爾，在其1984年於紐約出版的ABIOGRAPHYOFMADAMEMAOEDONG（直譯應為《夫人傳》，中譯本譯為《正傳》）一書中，也想當然地編造了拘捕的經過。雖說那時離“毛的遺孀被捕”已經整整8個年頭，但是中國當局仍對那一事件保持沉默。
特裏爾這樣“透露”道：
一小時後，一隊摩托車和一輛軍用吉普靜悄悄地駛過北京動物園附近空曠的街道，來到一圈灰牆上的一座高大的鐵製大門前──這是官園。8341部隊第37支隊中挑選出來的一位校級軍官和兩位尉級軍官跳出了吉普車，他們有行動指令。他們輕手輕腳地走進漆黑一片的官園，在經過認真研究地形圖後，精確地知道哪個房間是他們突襲的目標。
他們足登輕便橡膠底鞋，像貓一樣輕巧，摸到了大臥室的電燈開關，啪的一聲打開了燈，一擁而入，衝進了碩大的臥室，自動步槍對準了臥榻。
像隻老虎一樣從被單中跳起，吃驚地睜大雙眼，睡袍四下飄起。“不許動！”士兵們齊聲大吼。刹那間，死一樣的沉寂，似乎聽到了陣陣回聲。然後，癱倒在地板上，大聲悲號起來。壓倒她那陣陣嗚咽，校級軍官粗聲粗氣地說：“你被捕了！”轉過淚水模糊的臉喊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膽敢搞政變！”
其實，根本不是在北京官園被捕的，拘捕時也根本沒有出動“摩托車”、“軍用吉普”，更沒有動用“自動步槍”。既沒有“像隻老虎一樣從被單中跳起”，也沒有“淚水模糊”。
在這方麵，中國作家的“想象力”也絕不亞於美國作家。
中國作家所國心著《1967年的78天——“二月逆流”紀實》一書，是在“中國的十月革命”之後整整10年——1986年——出版的。
在書的“開篇”中，作者這樣驚心動魄地描述了“中國的十月革命”：
7日淩晨2時左右，天空一片漆黑，有十幾輛軍車駛出營區大門。趙營長荷槍坐在指揮車上，戴著耳機，無線電天線在擋風玻璃前搖曳。車隊行駛十分鍾後，已接近中南海……
車隊駛近中南海北門，趙營長從槍套裏抽出了沉甸甸的五九式手槍，暗暗想道，今天哪個龜兒子敢不老實，我就……他大拇指一推，下意識地打開了手槍保險。
“各分隊注意！”他亮開嗓子發出命令。部隊分成三個小分隊，迅速奔向三個不同的目標──、張春橋住宅和懷仁堂。各個小分隊對不同的目標采取了同樣的戰術。1/3的兵力把守建築物四周的路口，1/3的兵力包圍建築物，其餘1/3的兵力執行逮捕。
這裏不僅時間不對──不是1976年10月7日淩晨2時——而且根本沒有出動“十幾輛軍車”。所國心這樣“真切”記述在中南海張春橋住宅裏拘捕張春橋的場麵：
張春橋還沒有睡覺，在一盞宮廷式台燈下記日記。聽到走廊上急促的腳步聲，他仿佛已知道發生了什麽，一把推開了圈椅，站起身來，板起麵孔對著走進屋裏的警衛戰士們。
他眼睛燃燒著仇恨的光焰，緊緊抿著嘴一聲不吭。他始終不肯交出保險櫃鑰匙，直到兩名戰士上前捉住他胳膊的時候，他還掙紮著威脅道：“你們不要太猖狂了，無產階級革命派會跟你們算賬的！”張春橋沒有顯出過度的驚慌，他緊鎖雙眉，從衣架上拿起一件灰中山裝，穿在身上。他穿得很慢，似乎很從容，他摸著新衣服上滑溜溜的扣子，費了老大勁兒才將它塞進很緊的扣眼裏，然而，不知不覺中他扣錯了兩個紐扣。他索性把紐扣全部解開，敞著懷，像個機器人似的，邁著僵直的步子，走出房門，在汽車裏坐了下來。說得更確切一點，是癱倒在座椅上。
其實，張春橋並不是在中南海住所被捕的，所以，這一切“細致入微”的描寫也就子虛烏有了。所國心又如此這般描述了拘捕的情形：
與此同時，人數最多的一個小分隊由趙營長率領，正在執行預料中最為艱難的任務──逮捕。住宅，趙營長來過不止一次兩次，都是為公事而來。他常沿著擺滿花草的寬大走廊，一直走到樓上的小會議廳，一板一眼地檢查這裏的保衛工作。這裏的整個環境從沒讓他看見過有什麽令人不安的感到危險的東西。但是，這一次他卻感到在走廊裏有一種特別令人不安的氣氛，連走廊也變得陌生起來了。的住處平時戒備森嚴，趙營長首先同的內衛周金銘取得了聯係，傳達了中央的決定。
“是！我堅決執行中央的命令！”周金銘沒有顯出一點遲疑。這位奉命保護的內衛，是個忠於職守的軍人，正義和良心促使他服從了更神聖的命令。
他下令撤去住宅裏外的警衛之後，帶領趙營長進入前廳，轉身進內室去叫。不一會，怒氣衝衝地出來了，一照麵就埋怨：“什麽了不起的事，非要我起來不可？”趙營長一字一句地向她宣讀了中央的逮捕令。聽了，怔了一會兒，又換了一副麵孔。她又哭又鬧，倒在法國式沙發上賴著不走：“這是陰謀，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下毒手呀……”這個30年代上海灘上的二流演員，在扮演其人生的末場戲。然而，演戲也是需要觀眾，需要劇場效果的。見對方（包括她的內衛）都冷冷地站著，無人買賬，又自覺沒趣了。她擦擦眼睛，站起來整整衣服，把手背到身後，昂起下巴說：“告訴他們，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固然是在她的中南海住所被捕，但是前去拘捕的不是“趙營長”，也沒有“又哭又鬧”。
從法新社記者到美國作家、中國作家，都如此這般細細編織了“曆史的謊言”；當然也有客觀的原因，那就是“毛的遺孀”究竟怎樣被捕，中國政府一直未作正式的披露，於是，才會出現這些繪聲繪色的“傳聞”。
張耀祠和汪東興說出“拘江”內幕
任何機密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解密。
雖說關於“毛的遺孀被捕”的內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筆者以為，如今從零零散散、陸陸續續的信息中，已經能夠勾畫出那真實的一幕……
“毛的遺孀”，是由張耀祠將軍在1976年10月6日晚8時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張耀祠將軍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8341部隊負責人。海外稱8341部隊為中國的“禦林軍”，因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黨政機關都是由8341部隊負責保衛的。
筆者曾於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飛往中國西南，采訪了張耀祠將軍。據張耀祠告訴筆者，他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時，接到汪東興的電話，要他馬上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