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親自提名調華國鋒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後來升任組長），主管全國農業、財政、商業方麵的工作。這樣，華國鋒由縣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國務院，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邁，終於進入中央。
這時，華國鋒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委由卜占亞主持常務工作。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也不時去湖南。
1971年4月，來到長沙。見到幾個湖南的接待人員胸前佩著像章，便說“討嫌”，要他們摘掉。
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後，又把自己讀過的16開本的《宣言》送給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囑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這些“細節”，透露出他對所搞的“四個偉大”以及學習著作“走捷徑”之類的厭惡。
1971年8月14日，乘坐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為期將近一個月充滿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10多天，前來長沙。在長沙住了5天，於8月31日前往南昌。
華國鋒作為陪同人員，在武昌、長沙兩地聽講黨的曆史和廬山會議情況。
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招呼、吹風，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徹底了結去年廬山會議沒有了結的、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
8月25日，在武昌對華國鋒說：
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鬥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鬥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鬥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
此言，一下子使華國鋒警覺起來，意識到路線鬥爭是當今壓倒一切的首要
任務。這次來長沙，氣氛顯得非常嚴肅，非同往常。在長沙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華國鋒以及湖
南省另一負責人卜占亞作了一次談話。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奉之命趕來長沙。和他們談話一次。
最後，又和華國鋒、卜占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麵，毫不留情地質問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麽密切，來往這麽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聆聽的講話，華國鋒意識到正在與反革命集團作堅決的鬥爭。
對華國鋒等人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後來，還帶頭指揮唱起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離長沙去南昌後，華國鋒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學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的決定。
後來，人們才明白，的這幾次談話，叫做“吹風”，又叫“打招呼”。這幾次談話以及他在武漢、南昌的談話，後來整理成《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誌的談話紀要》。
在談話中直截了當地點了的名：
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麽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
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曆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麽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麽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麽“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麽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的是要大家“服從命令聽指揮”；領唱《國際歌》，為的是說明“世上從來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的“天才論”。
在跟華國鋒談話的時候，還說了這麽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華國鋒雖然跟葉劍英不熟，但是的這句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倚重葉劍英，最初就是始於的這句話。
1971年9月13日，的“親密戰友”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國開展批判的“批修整風”時，華國鋒又一次表現了自己對於的忠誠：帶領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書記冒著嚴寒，前往故鄉韶山，在那裏舉辦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逝，提名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
謝富治，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他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屢立戰功。1952年起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後來擔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在“**”中，謝富治追隨、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係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於1972年3月26日病死於北京，公安部部長空缺。盡管華國鋒從未從事過公安工作，但是被提議擔任公安部部長這一職務。公安部部長的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對於黨、政、軍接班人的安排
當第二次選定的“接班人”叛逃身亡之後，不得不另選接班人。
前已述及，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過，當時對於接班人的考慮是多方的：
1972年9月7日，從上海調來王洪文；
1971年2月，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
另外，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經從沈陽調來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於1916年，比華國鋒大五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他在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
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先後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最初對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的考慮是分別作為黨、政、軍的接班人。早在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已經顯露出安排李德生作為軍隊方麵接班人的意向。正在出席會議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來的召見。周恩來向他傳達了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換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上山開會。黃永勝是集團的主將之一。把黃永勝調上廬山，和、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時——的專列從上海駛抵北京豐台車站。在專列上接見了奉命趕來的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
命令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到南口，以防進行武裝政變。當天深夜，當乘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時，周恩來立即命李德生前往軍委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
所以，安排李德生作為軍事方麵的接班人的意圖，可以說是十分清楚的。調華國鋒來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公安部部長，打算安排他作為國務院方麵的接班人。從上海調來王洪文之後，先是讓他在北京“讀書”，出席各種會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這一決定，實際上就是“預告”了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