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瑜記得，1975年，在紀念長征40周年的時候，作為長征的老戰士，胡耀邦在中國科學院向2500名共青團員發表了熱情的講話。會場上鴉雀無聲，年輕人們聚精會神地聽著胡耀邦的講話。不少青年聽到感動之處，熱淚盈眶。正是在這次講話中，胡耀邦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新長征”。胡耀邦說，當年紅軍為了打敗蔣介石，不畏艱難險阻，進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在今天，我們依然要進行長征，那就是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不畏艱難險阻，進行“新長征”。

正是在那些日子裏，胡耀邦主持起草了跟“四人幫”對著幹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胡耀邦滿懷**寫作這一重要文獻。他曾對吳明瑜說，寫作時“下筆如有神”！

在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胡耀邦和鄧小平同受批判。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被“四人幫”指責為鄧小平的“三棵大毒草”之一。

胡耀邦在受批判時患病。他患急性胃炎，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曾被懷疑為胃癌。然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旋風在北京猛烈刮起。胡耀邦被說成是“裝病”，逐出醫院。

1976年春節，北京召開萬人批胡大會。姚文元囑令《人民日報》在頭版預留版麵，以刊登批胡大會消息。

大會在北京體育館舉行。大會開始時，有人遞條子，說不認識胡耀邦，要求胡耀邦站起來，讓大家看一看。大會主持者不知是計，要胡耀邦站起來。當胡耀邦站了起來，整個會場頓時爆發極為熱烈的掌聲！批胡大會開不下去了！

姚文元得知後，大罵會議的主持者連會議都不會主持。自然，批胡大會的新聞稿，也就沒有上《人民日報》。

“四人幫”不甘休，仍要鬥胡耀邦。胡耀邦不得不從北京到大連休養。

到了大連也不得安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在大連開展。“四人幫”在大連的爪牙得知胡耀邦來到，要開大會批判他。

醫生說，胡耀邦確實有病，不能到會場接受批鬥，我們要為他的生命負責。但是，醫生的勸告無效，胡耀邦還是被拉去批鬥。

胡耀邦無法在大連休養，在受到批鬥的當天下午，便坐火車離開大連，仍回北京。

當胡耀邦從大連回北京途中，到達沈陽時，發生了唐山大地震！如果火車早點開，就可能在唐山出軌，中國就可能少了一位未來的中央總書記！當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北京便爆發了“十月革命”。如前所述，在1976年10月12日，當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去看望胡耀邦時，胡耀邦就明確表示：“停止批鄧，人心大順。”

中央黨校成了胡耀邦的陣地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複出，比鄧小平早一個多月。

胡耀邦是經華國鋒“三請”，才終於複出的。

華國鋒深知胡耀邦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論修養和很強工作能力的領導人，懇請賦閑在家的胡耀邦出來工作。照理這是一件很容易做通的工作，沒有想到華國鋒“三請”胡耀邦，這才終於把胡耀邦“請”出來。

華國鋒當時想請胡耀邦主持中央黨校工作。中央黨校是輪訓培訓黨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幹部的最高學府，也是重要的理論陣地。“文革”十年，中央黨校停辦十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華國鋒著手恢複中央黨校工作。中央黨校校長，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兼任。華國鋒希望胡耀邦能夠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工作。

華國鋒“一請”胡耀邦，是在粉碎“四人幫”不久。華國鋒和汪東興前往胡耀邦家看望。據胡耀邦女兒滿妹回憶，華國鋒親自登門看望胡耀邦，請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婉拒了，華國鋒登門無果。

華國鋒“二請”胡耀邦，是在1977年2月26日，華國鋒邀請胡耀邦到中南海商談工作問題。這次仍是華國鋒、汪東興一起同胡耀邦談話。華國鋒告訴胡耀邦，中央黨校即將恢複，請胡耀邦去黨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再度謝絕了華國鋒。

華國鋒“三請”胡耀邦，是請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出麵。1977年2月底，葉劍英約胡耀邦來北京西山自己的家中暢談，終於說動了胡耀邦。胡耀邦又征求了尚未複出的鄧小平的意見，決定出任這一職務。

1977年3月3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的一星期——中央政治局決定，恢複中央黨校，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兼任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調中國科學院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1977年3月25日，剛剛結束了中央工作會議，胡耀邦來到位於北京西郊、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開始主持工作。中央黨校是中國的最高學府，集培養幹部和理論研究於一身。這裏既藏龍臥虎，又是風口浪尖。

不過，當胡耀邦來到中央黨校，卻因為十年浩劫而滿目瘡痍，不僅沒有學員，教師大都在“五七幹校”，連大部分校舍都被解放軍總參謀部所占用。中央黨校成了一座空校。

中央黨校在1949年至1955年稱中央馬列學院，自1955年至1966年稱中央高級黨校，自1966年之後稱中央黨校。

中央黨校在“文革”中經曆了大劫大難。所謂的揪“楊家將”和“林家鋪子”，幾乎鬧翻了中央黨校。

“楊家將”指的是楊獻珍的部屬。楊獻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後來，楊獻珍因“合二而一”論遭到批判，而在“文革”中楊獻珍又因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成員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楊獻珍有過較多接觸的中央黨校幹部、教師，都被列為“楊家將”，受到株連。

《林家鋪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說，被夏衍改編成電影而廣有影響。在中央黨校，“林家鋪子”卻有著特殊的含義：林楓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林楓因與彭真有著密切的工作關係，隨著彭真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也被打倒。於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楓有較多接觸的中央黨校幹部、教師，都被歸入“林家鋪子”，受到株連。

自從1966年8月林楓被免去中央黨校校長之職以後，在十年“文革”中央黨校沒有任命過新的校長。康生左右著中央黨校的運動，成了中央黨校的“太上皇”。康生去世後，則由紀登奎主管中央黨校工作。在“文革”中，中央黨校兩派鬥爭非常激烈，由於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紅旗派”掌權，使中央黨校成了“紅旗派”的天下。

在“文革”中，中央黨校不再招收正式的新學員，隻辦短期的讀書班，教師們被送到河南省周口地區黃泛區農場“五七幹校”。這樣，北京西北郊的中央黨校成了一座空校，隻留一個小小的“留守組”。

後來，中央黨校大部分校舍撥給了解放軍總參謀部使用，隻有圖書館和幾座教師宿舍尚屬中央黨校。

胡耀邦對於中央黨校不算陌生。在1975年，胡耀邦曾被指派前往中央黨校的讀書班學習。當時，學的是姚文元的《論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胡耀邦居然在課堂上打起瞌睡來，公然表示蔑視。盡管胡

耀邦對張春橋、姚文元不屑一顧，卻在中央黨校期間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這一回，胡耀邦重回故地。他來到長滿荒草的中央黨校，正是百廢待興之際。可是，他卻定下半年之後——1977年9月1日——無論如何要開學校的目標。

胡耀邦隻帶著秘書梁金泉一人前來中央黨校，住進了53號樓底層。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說，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撲在中央黨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從中央黨校的幹部中，選擇一位熟知情況的人擔任秘書。

胡耀邦選中了陳維仁。

筆者在中央黨校幽靜的校園裏，采訪了後來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陳維仁。戴著一副深咖啡色鏡框近視眼鏡的他，娓娓道來，深情地回憶著與胡耀邦共事的難忘歲月……

陳維仁被胡耀邦選中，大抵出於以下三個原因：第一，他有著多年秘書工作經驗；第二，在“文革”中受迫害，與造反派無涉；第三，有寫作能力。

陳維仁原本是《人民日報》編輯、理論教育組副組長。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的秘書。1959年，他被送往中央黨校學習。1963年9月學習期滿，本來要回《人民日報》工作，卻被出任中央黨校校長不久的林楓選為秘書。

在“文革”中，鄧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櫃”，林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維仁也就被作為“黑秘書”受到批鬥。從1969年到1974年，陳維仁在河南周口地區的“五七幹校”度過了5年的“再教育”生活……

陳維仁記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見胡耀邦的。在此之前，他正在保定參加“觀察團”——因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保定兩派的鬥爭仍很激烈，“觀察團”受命在那裏聽取兩派意見，向中央匯報。這樣，也就延誤了他去胡耀邦那裏報到的時間。

他來到胡耀邦所住的53號樓，一推開門，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馬上站了起來，跟他熱情握手，說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現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來，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央黨校揭批“四人幫”的簡報。本來，這是秘書的工作。

胡耀邦比陳維仁年長9歲，陳維仁為稱呼犯難：叫“胡校長”吧，他知道胡耀邦從來不喜歡“帶銜”的稱謂；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陳維仁的心思，說：“以後叫我耀邦同誌吧——全校上上下下都這麽叫我，你也不例外。”

從此，陳維仁一直叫他“耀邦同誌”。胡耀邦則叫他“老陳”，在別人麵前，稱他“陳秘書”。陳維仁對於秘書工作輕車熟路，很快就和胡耀邦相處非常融洽。後來，在1988年秋，已經離休的陳維仁在山東煙台與胡耀邦重逢，胡耀邦曾賦詩一首贈陳維仁：

碧海秋昊又相逢，

忽聞退作長壽翁。

十載辛耘莫嗟少，

栽得桃李到瀛蓬。

陳維仁說，胡耀邦工作非常盡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書看報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習慣於坐在沙發上看，文件則放在沙發前的長條茶幾上。不過，沙發離門口很近，秘書的辦公桌倒是在裏麵。這樣，客人一進門，首先見到的是胡耀邦，而不是秘書。胡耀邦卻從來不在乎這些。

胡耀邦擅長寫作，擅長演講，才思敏捷。他從來不要秘書為他起草講話稿，隻是在講話後，要請秘書根據講話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寫文章，總是要寫上幾句“提神的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警句”吧。

他很注意語言的生動性，注意有新的見解。

有時，要提出新的觀點，胡耀邦總是在小範圍內先講一次，聽取大家的意見，然後才在大會上講。所以，胡耀邦講話實際上是很謹慎的。

胡耀邦沒有架子。本來，作為首長，他應該到北京飯店去理發，可是他卻常常到中央黨校附近小街上去理發。他跟普通顧客一樣坐在那裏排隊。不過，陳維仁和梁金泉考慮到他的安全，總是跟著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發師見到這人理發總是跟著兩個不理發的人，一打聽，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對“走後門”極為反感。他曾說，中央黨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學校。你要學習，請從前門進來。你要做官，這裏沒有“後門”！

胡耀邦還主張“走冷門”，別“走熱門”。誰犯了錯誤，門庭冷落，倒是應該去看望；別到那些“門庭若市”的地方去湊熱鬧。

胡耀邦的最大嗜好是看書。一邊看，一邊喜歡用紅筆畫道道。他看《列寧選集》，連注解都很仔細地看了，畫上許多道道。

胡耀邦很少出席晚會，偶爾有空，他去看曆史性的電影。有一回，中央黨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戰》，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歡京劇，正巧，陳維仁也愛京劇。聽說陳維仁有《楊門女將》的唱譜，胡耀邦向他借來，空閑時看著譜子哼幾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煙很多，一天兩包。後來，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書為他保管香煙，一天“定量”10支。胡耀邦常常“超額”，向梁金泉說：“超額了，那就‘超額’完成任務吧！”

陳維仁說，胡耀邦是一個富有開拓性的人，他到哪裏，就把哪裏的工作做得富有起色。陳維仁又說，胡耀邦是老紅軍，一直保持著老紅軍艱苦樸素的本色。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則回憶說，胡耀邦待人寬厚。

胡耀邦曾再三說過：“我從來不整人，但是我要批評人。”

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之後，深感行政工作要有能人挑擔。胡耀邦向中央要求，調馮文彬前來中央黨校擔任副教育長。馮文彬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幹部，和胡耀邦一樣經曆了長征的考驗。馮文彬還曾是胡耀邦的上級。

自從馮文彬來到中央黨校之後，果真把行政工作抓得頗有起色。當時最為棘手的是向總參索回被占校舍。馮文彬四處奔走，他與葉劍英元帥頗熟，請求葉帥給予支持，終於使總參同意讓房，校舍問題得以迅速解決。教師們也陸續調來，開始編教材。這樣，中央黨校的開學工作漸漸有了眉目。

胡耀邦把繁重的行政工作交給了馮文彬，便騰出手來抓中央黨校的理論建設……

《理論動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在“文革”中，中央黨校寫作組“唐曉文”（“唐曉”為“黨校”的諧音）曾與“梁效”（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的寫作組）齊名，是“四人幫”手下的筆杆子。

胡耀邦領導中央黨校學員開展對“唐曉文”的批判。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的整風會議上指出，應該把被“四人幫”顛倒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具體地說，就是要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

胡耀邦深感應該組織一套新的寫作班子，開展對於理論的研究，於是找中央黨校的“筆杆子”們商議組織新的寫作班子。

胡耀邦約見了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後來，吳江擔任了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副教育長）。

吳江，小胡耀邦3歲，出生於1918年，浙江諸暨人氏。吳江有深厚的理論功底，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係主任、《紅旗》雜誌編委。

此外，胡耀邦還物色了吳江手下的筆杆子孫長江。這時，孫長江已經從國務院科教組調入中央黨校。

由吳江、孫長江等組成了寫作班子，還必須有發表的陣地。胡耀邦以為，應該在中央黨校創辦一個刊物。

據吳江回憶，有一回胡耀邦找他“聊天”。由於胡耀邦知道他曾在《紅旗》雜誌工作過，首先問起“黨內筆杆子”陳伯達、胡喬木的一些情況，然後才“言歸正題”：

胡耀邦在仔細聽了這方麵的情況後，突然說：“我們也需要有自己的刊物，沒有一個陣地不行。你看黨校出個刊物如何？”“是校刊？”我問。他搖搖頭：“是議論性的刊物，針對時弊，短小精悍，供黨政幹部閱讀。”看來，胡耀邦這次聊天的落腳點是在這裏，他頭腦中原來正醞釀著辦一個刊物。這次談話使我察覺胡耀邦對於文字宣傳和理論工作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