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引起方方麵麵的注意。盡管汪東興下令“下不為例”，但在羅瑞卿的支持下，《解放軍報》又發出重磅炮彈。方毅和宋平分別在科學界和甘肅支持“真理標準討論”。鄧力群和周揚的報告成了北京的熱點。
汪東興發出“下不為例”的警告
新聞傳媒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著廣泛的影響。正因為這樣，在中國，向來把黨報黨刊稱之為“黨的喉舌”。汪東興力圖嚴密控製“喉舌”。
在《人民日報》那“傾向性”很強的標題受到批評之後，《紅旗》雜誌在1978年第7期轉載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便極為注意“分寸”。
《紅旗》雜誌的評論員文章提及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的講話，用了這樣分寸不同的“導語”：
華主席在講話中，極其精辟地闡述了……
葉副主席在講話中指示我們……
鄧副主席在講話中強調指出……
這就是說，《紅旗》雜誌跟《人民日報》的“分寸”不同：《人民日報》形容鄧小平“精辟闡述”思想，而《紅旗》雜誌不僅要把“精辟闡述”思想“奉獻”給華國鋒，而且改為“極其精辟地闡述”。
這一字一詞，都反映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不同的態度。
汪東興深知控製“喉舌”的重要性，他已經風聞有的報刊正在組織有關討論“真理標準”的文章。
汪東興要竭盡全力阻止報刊上開展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因為汪東興深知，有關“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絕不是純粹的學術討論，而是直接涉及當前的政治。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潛台詞”是很明白的：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是說，晚年“左”傾理論經實踐檢驗是錯誤的，不是真理，應予否定。這也就是說，“**”應該否定，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應該否定，華國鋒的一係列“左”的方針、政策、理論也應予否定。所以，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直接關係到中國的命運，關係到華國鋒的命運！
汪東興正是明白“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背後的“潛台詞”，所以要對報刊嚴加控製，要阻止開展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就在鄧小平6月2日發表重要講話後第13天——1978年6月15日——下午，汪東興召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開會，跟他們“打招呼”。
汪東興強調了新聞傳媒的黨性，他希圖以黨性、黨紀約束中央直屬新聞單位。汪東興說：“黨報要有黨性。黨性、個性的關係，是個性服從黨性。《紅旗》是黨的刊物，《人民日報》是黨報，新華社是黨的喉舌，廣播電台是黨的喉舌，《光明日報》也是黨報。黨性與個性要擺得對，允許個性，但個性要服從黨性，個性不能超過黨性……”
汪東興提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是“黨性不強”的表現，聲言“下不為例”：“我們要對黨對人民負責。現在我們的黨性還不夠強，路線覺悟不高。有一次會上，我針對一個問題（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講過：‘黨性不強、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這“下不為例”，也就是要把“真理標準”問題畫上句號，不許報刊再發表類似文章。
汪東興接著說明了“黨性不強”在宣傳上所造成的危害：“宣傳上不足之處，國內外敵人會利用，蘇美兩霸和反動派都要利用、挑撥，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係，挑撥中央委員之間的關係，挑撥和華主席之間的關係，挑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宣傳的關把得不緊，被敵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汪東興在講話中，幾次點了胡耀邦的名。因為汪東興已經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發表的。在汪東興看來，胡耀邦在搞“小動作”。
汪東興著重批評了《人民日報》，談了對《人民日報》四篇文章的意見：
一、《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幾篇文章講得不對，隻講了一麵而沒講另一麵，沒有分析，好像有一股氣，在出氣。打著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紙上那樣寫，要注意。我給耀邦說，要他在報上寫文章要注意。報紙好像什麽都要翻案……這樣翻，將來老百姓要算賬的。對紀念總理的文章，有的講過頭了，有的還是假造的。
二、《人民日報》記者餘煥春（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的發言，竟認為的案子（1976年“四五”運動）還沒有徹底翻過來。這明明是說的“反革命事件”，你也要翻，翻誰呀？
三、《人民日報》在（剛剛召開過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期間，對鄧副主席的講話，在標題上用了“精辟闡述”，而葉副主席講的話，華主席講的話，為什麽就不標出“精辟闡述”呢？
四、（《人民日報》轉載的）徐遲寫陳景潤那篇文章，對“**”那樣寫，對嗎？徐遲還寫了一篇周培源，對北大怎麽那樣寫？北大是抓的點嘛！
汪東興這番講話，顯然是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所引爆的“兩個凡是”的大堤突破口趕緊堵上。
《人民日報》偏偏再來一例
就在汪東興告誡中央直屬新聞單位“下不為例”的翌日，即1978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邢賁思的文章——《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
這清楚表明，“傾向性很強”的《人民日報》沒有理睬汪東興“下不為例”的警告，偏偏再來一例！
不僅《人民日報》如此。就在邢賁思的文章發表的當天，新華社也轉發了這篇文章。這表明新華社也不理睬汪東興的警告。
第二天，《光明日報》和《解放軍報》全文轉載了邢賁思的文章。這又表明，《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也不聽汪東興的話。
這就是說，邢賁思的文章，等於是一個多月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模式的重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光明日報》發表，新華社轉發，《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一回，則隻是把《光明日報》換成《人民日報》而已！邢賁思文章的發表，表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新華社又一次聯手采取行動，置汪東興的警告於不顧！
與上次一樣，例外的仍然是《紅旗》雜誌。在總編輯熊複坐鎮下，《紅旗》雜誌依然保持著“沉默”！雖說《紅旗》雜誌是中央理論刊物，發表關於“真理標準”的有關理論文章原本是《紅旗》雜誌的“本分”。
當年的《紅旗》雜誌辦公樓，如今是《求是》雜誌編輯部。
有趣的是，筆者步入大樓，在總編輯辦公室寬大的沙發椅上，見到了邢賁思——當年是熊複坐在這裏。當年，邢賁思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如今成了《求是》雜誌總編輯。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邊框的近視眼鏡，學者風度，講話很有條理。他對筆者說，雖然當年參加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但是從未細細回顧，你的采訪，使我有機會回憶那難忘的歲月……
邢賁思笑稱他當年參加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跟胡福明、吳江、孫長江不同。他們有《光明日報》、中央黨校為依托，有胡耀邦、楊西光做“後台”，署“本報特約評論員”，而他則單槍匹馬，每篇文章署“邢賁思”，算是“單幹戶”。
邢賁思卷入這場大討論，因為“真理標準”問題是一個哲學問題，而他是一位哲學家，理所當然地加入了大討論的行列。
筆者問起“邢賁思”是不是真名？怎麽會走上哲學研究之路？
邢賁思大笑起來，說起自己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曆：
他於1930年出生於越劇之鄉——浙江嵊縣。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賁思，取義於《詩經》中的“皎皎白駒，賁然來思”。
筆者問他，那時候他是不是就想當哲學家，“賁然來思”？
他笑道，那時候他跟哲學壓根兒不沾邊。小時候，他喜歡文學，所以從“賁然來思”中取名。他學哲學，純屬“半路出家”！
他1949年5月參加學生運動，1949年7月，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求是》雜誌總編輯的邢賁思，當時是“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要參加者之一參加“北上外文大隊”，來到北京。
當時，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謂“北上外文大隊”是當時從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調一批外語基礎尚可的學生，到北京外國語學校進行培訓。邢賁思原本在教會學校學習，所以外語基礎不錯。他學過英語，後來學過法語、日語。於是，他被選中，進入“北上外文大隊”。
也就是說，當年的他，是作為未來的外交官加以培養的。到了北京後，先是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思想”3個月，然後進入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前身），學習俄語——因為當時最需要的是派往蘇聯工作的外交幹部。
邢賁思在這所學校學習了將近3年，即將畢業，卻在一個夜晚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那時，這所學校的馬列主義教研室缺少教員，而邢賁思“賁然來思”，思想活躍，平日喜歡在上理論課時發言，竟被馬列主義教研室看中。於是，在一個夜晚，組織上找邢賁思談話，要送他進入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學習，培養他成為一名哲學課教師。
那時的青年人，視服從組織需要為天職。邢賁思服從了組織上的意見。已經學了4門外語的他，另打鑼鼓新開張，進入馬列學院去學哲學。從此，這位未來的外交家，一下子變成了未來的哲學家！
1956年，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國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賁思，去報考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這充分顯示，邢賁思這盞燈，點到哪裏都能放光明。
從此，邢賁思進入中國哲學的研究中心。雖說到1958年中國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製度，邢賁思轉為助理研究員，但是他畢竟成了中國哲學的後起之秀。
在北京中國哲學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樓裏，邢賁思把青春最寶貴的時光花費在哲學的思索上，天天“賁然來思”。到了1978年，48歲的邢賁思，已經是中國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這時，他當年的同學，許多人已經成為駐外大使。
在1978年發生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使邢賁思第一次親自感受到，哲學並不像哲學研究所那幢大樓一樣是灰色的，而是充滿生命的綠色！
邢賁思說，他當時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學與宗教》一文。其實，這篇文章並不是探討宗教哲學問題，而是批判把思想當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個人迷信。他以為，哲學是智慧的科學。如果把哲學當成宗教，那就沒有科學可言。
這篇文章，也是對“兩個凡是”的批判，發表後，引起汪東興的注意。汪東興竟然說此文是“反動文章”！
邢賁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其實是《人民日報》1978年3月26日發表的張成的《標準隻有一個》一文的繼續。《人民日報》編輯部汪子嵩1978年7月22日在北京“理論與實踐問題”討論會上發言，曾這麽談及邢賁思文章的由來：
“（張成的文章）發表之後，我們就收到20幾封反對的信，主要的理由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應該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貶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正是因為有這些來信，我們請邢賁思同誌寫了一篇文章回答這些問題。”
據“張成”——張德成——回憶：“從來信來稿作者的情況來看，全部都是年輕人，其中有解放軍戰士、連隊幹部、年輕工人、企業政工幹部、基層黨組織的幹部、師範學院和中小學校的青年教師、地區級報紙的青年編輯。這些同誌多是在‘**’當中學得一點理論知識的，因而受、‘四人幫’的影響是難以避免的。在這批來信來稿中，對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表示完全讚成的隻有一封，而其他來信來稿表示不能接受或不能完全接受，聯係他們所受、‘四人幫’的影響就不足為怪了。僅就這批來信來稿反映出來的嚴重情況就足以說明，提出和宣傳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何等的重要和迫切！”
張德成把這些來信、來稿的觀點，歸結為以下五類：
一、讚同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同時提出馬列主義思想也是檢驗真理、分辨理論是非的標準。二、完全讚成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同意把馬列主義、思想說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三、堅持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不能否定邏輯推理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的作用。四、擔心強調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會否定科學預見，甚至會削弱人們對理想的追求。
五、還有的來信認為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不合時宜的。因為當前最迫切的是要加強馬列主義、思想的學習和教育，擔心作為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提出並強調隻有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會使已經多年不重視馬列主義、思想理論學習的風氣更加嚴重起來。
在筆者采訪汪子嵩時，他回憶說，為了答複這些讀者提出的問題，原本想請原作者張德成再寫一篇文章。正在這時，一天晚上，邢賁思到他家。邢賁思跟汪子嵩有著
多年的交往，曾為《人民日報》寫過許多文章。聽汪子嵩說起那些讀者來信，邢賁思當即說，他可以寫文章加以答複——因為他在哲學研究所工作，就是研究這些問題的。
汪子嵩一聽，覺得請邢賁思寫答複文章會更合適些。汪子嵩在報社見到張德成，跟他說起邢賁思的意見，張德成也認為由邢賁思來寫，比他更合適。
這樣，張德成就把收到的20多封讀者來信，轉給了邢賁思。邢賁思說，他的文章是在5月初交給《人民日報》的，當時還不知道《光明日報》要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汪子嵩也說，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之前，邢賁思的文章就已經寫好了：“邢賁思同誌的文章還沒有發表，《光明日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者注：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轉載了，很快就有人出來反對。原來給我們寫信的同誌，大都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理論學得比較少些，長期受‘四人幫’影響，他們提出這些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後來理論家也出來反對，而且上綱很高，我們確實是感到有些意外的。”
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之後，原本是對於讀者來信作些答複的邢賁思的文章，其意義也就遠遠超過了一篇“答讀者問”，而是成為對那些反對派的一次有力的反擊。
邢賁思說，他在寫作上深受胡繩的影響。胡繩主張理論文章應是“剝筍式”，即一層一層地由表及裏地剝下去。邢賁思不用那種“平麵鋪開、齊頭推進”的寫法。邢賁思的文章一開頭，這麽寫道：
最近收到一些同誌來信，就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提出疑問。他們認為實踐固然是真理的標準，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應當是真理的標準。對於這一問題，我想談一點自己的認識。
接著，邢賁思“扣住”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論題，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