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由於和“四人幫”的破壞，這個常識問題被攪得混亂不堪。和“四人幫”按照他們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某一句話，而且就是這一句話，也往往是經過他們掐頭去尾地精心篡改過的。他們把這一句話奉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這句話或是他們對這句話所作的解釋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們扣上“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的帽子。
經他們這樣一搞，真理的標準才又成了問題。
邢賁思在文章中，深入一層，批駁了所謂“真理標準是兩個”的錯誤說法，也就論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有的同誌提出，實踐固然是真理的標準，但馬克思主義也應當是真理的標準。這就是說，真理的標準不是一個，而是兩個。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所謂實踐和馬克思主義都是真理的標準，是什麽意思呢？兩種答案中不論哪一種，都違反了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元論，都會造成理論上的混亂。一些同誌所以把馬克思主義也當做真理的標準，從認識上講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標準兩個問題，就是說把“馬克思主義是真理”這樣一個問題混同於“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的標準”。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為止對人類全部文明發展的最完善、最正確的科學總結，當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來證明一樣，馬克思主義也不能自己證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實踐來證明。同時，馬克思主義也不能作為檢驗別的真理的標準。
邢賁思文章的發表，是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有力響應，也是對汪東興“下不為例”的反擊。
《哲學研究》出馬呼應
“真理標準”問題，從理論上講是一個哲學問題，哲學家們理所當然關注著這一問題。邢賁思“主動出擊”，就表明了這一點。
邢賁思從1978年3月起，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他不僅自己寫文章投入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而且組織哲學界、理論界舉行“真理標準”問題座談會。
於是，由《哲學研究》編輯部出麵，在1978年6月20日、21日，“邀請了首都部分哲學工作者和一些部門做實際工作的同誌舉行座談”。這次座談會創造了一個“中國第一”——第一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座談會：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有：中央黨校、中國科學院、全國科協、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廣播學院、石油部、冶金部、紡織部、輕工業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組織局、哲學研究所等單位的60餘位同誌。
從這張出席者名單上可以看出，一下子把首都很多大學、研究所和新聞單位吸引到這一討論之中。這實際上是一種發動工作。座談會的主題很明確，就是鄧小平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在華主席、黨中央主持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副主席根據新的曆史條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闡述了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鄧副主席所講的這個根本觀點、根本方法，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就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確的思想路線。這引起了廣大哲學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和研究的興趣。
對於哲學家們來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常識，是經典作家們早已透徹地解決了的”。所以，在座談會上盡管也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哲學命題的有關問題展開討論，如“真理是過程；實踐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實踐標準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等等”，但是座談會主要還是討論當時的現實問題。
座談會討論了“為什麽現在還要提出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指出兩點現實的原因：
首先，應該說，這是由於、“四人幫”多年來對於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進行了肆意的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以假亂真，混淆是非，在理論上製造了很大的混亂。
其次，也應該看到，由於、“四人幫”多年不準人們讀馬列著作，不讓人們係統地學習著作，把人們引上尋章摘句，斷章取義，不必理解，隻管“照辦”的所謂“走捷徑”、“一本萬利”的邪路，影響所及，使得許多人，特別是一些青年同誌對於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缺乏係統的知識，他們不熟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常常分辨不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甚至形成了一些錯誤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產生了許多糊塗觀念。
座談會指出，對於當前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種種“混亂的看法”，需要加以討論：
同誌們認為，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目前在真理問題上，在實踐標準問題上，存在某些不同意見以及一些混亂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也產生了重新學習、研究和討論的必要。討論是學習的一種好方法，也是研究問題的一種好方法。
這次座談會，“由於時間的限製，討論沒有充分展開。同誌們希望，今後經過準備，舉行一些規模較大的討論會，並在刊物上多發表一些有關的文章。編輯部則希望同誌們給以支持，多寫些好文章，既在會上也在刊物上展開討論。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哲學研究》編輯部召開這次座談會，其意義超出了座談會本身。這次座談會，實際上是在北京的理論界作了一次發動工作，使更多的理論工作者投入到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中去。
羅瑞卿大將鼎力相助
在汪東興那番關於“下不為例”的講話之後，北京出現這樣的流言：“‘四人幫’時有‘兩校’，如今有‘黨校’。”
這“如今有‘黨校’”，分明是指胡耀邦主持常務工作的中央黨校，分明是指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編輯部。不過，這流言倒是從反麵說明了中央黨校在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就在邢賁思的文章發表之際，另一篇重磅文章正在中央黨校仔細修改之中。此文的題目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主筆，孫長江寫作。這篇文章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以來的種種反對意見，作出係統的正麵回答。
孫長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作者之一，吳江也參加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最初的討論，所以他們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背景非常清楚。他們寫作《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要擴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已經炸開的突破口，再一次從理論上動搖“兩個凡是”。
吳江曾希望尋求胡耀邦的支持。但是，當時由於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胡耀邦已經受到很大的壓力。
吳江這樣回憶：
考慮到胡耀邦當時的為難處境，起草這篇文章我沒有事先向他報告，但將所寫的第一次稿送給他。他叫秘書給我打電話，隻交代了一句：“等三個月以後再說。”我理解胡耀邦采取的慎重態度，但我覺得已經不能再等待了。為了不再給領導人之間的關係添上麻煩，至少在形式上擺脫胡耀邦與這篇文章的幹係，最後的定稿就未送胡過目，如何處理亦未向胡請示。
吳江和孫長江沒有照胡耀邦“等三個月以後再說”的意見辦。
孫長江對筆者說，當時他們急於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因為麵對著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種種意見，第一是必須作出回答，第二是必須盡快作出回答！
孫長江還說，當時他們作了最壞的打算，即可能被打倒。一旦被打倒了，那就什麽文章也發不了，什麽意見也說不了。所以，他們決定盡快推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
考慮到胡耀邦的處境，吳江決定不給胡耀邦增添壓力，但是在當時，如果不尋求一位重要領導人的支持，是很難發表一篇重要文章的。
尋求領導人的支持，首先是尋求報刊的支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通過在《理論動態》上發表，送胡耀邦審閱，得到胡耀邦支持的。當時吳江、孫長江都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而《理論動態》又是理論研究室主管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交由《理論動態》發表是不難的。但由於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已經幾度受到汪東興的批評，而且《理論動態》的稿子發表前必須送胡耀邦審，所以此文不能在《理論動態》上發表。
《光明日報》呢？自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以來，汪東興已經把《光明日報》“盯”得很緊。汪東興通過中央宣傳部關照楊西光，《光明日報》在發表重要文章之前，必須送審。這“重要文章”，富有“彈性”，當然包括“本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當然屬“重要文章”，一送審，勢必會被“卡”住。所以，尋求在《光明日報》發表，已是“此路不通”。
《人民日報》也多次受到點名批評，汪東興“盯”《人民日報》，比“盯”《光明日報》還緊。所以，《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也無法尋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至於《紅旗》雜誌，那更加無從談起。
所以，曆數北京的中央重要報刊，唯一的“生路”在《解放軍報》！
《解放軍報》畢竟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不同。它是部隊的報紙，雖說在宣傳業務上也受中央宣傳部領導，但它還是屬中央軍委主管。所以，如果《解放軍報》能夠支持的話，等於“網開一麵”，有了衝出汪東興控製圈的希望。吳江對孫長江說，他認識《解放軍報》副社長姚遠方。也許，可以請他給予幫助。
說巧也真巧，正在吳江和孫長江走投無路之際，《解放軍報》副社長姚遠方居然上門，主動向吳江約稿！《解放軍報》社長華楠，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是中央宣傳口五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又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
華楠敢於挑起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重擔，不僅因為自己態度鮮明地支持此文，而且還因為知道“頂頭上司”——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的態度也很鮮明。
筆者采訪了華楠的副手、當時擔任《解放軍報》副社長的姚遠方。
年逾古稀、滿頭飛霜的姚遠方送給筆者的名片上，印著6個表明他特殊身份的字：“作家，教授，將軍”。
天底下的作家、教授不少，將軍也不少，但是能夠集“作家、教授、將軍”於一身的人，則屬鳳毛麟角。
姚遠方1922年出生於福建福州，至今講話仍帶有明顯的福建口音。1938年7月，他加入中國。姚遠方有著長達半個世紀的軍旅記者經曆，寫下了300多篇作品。他在他的文集《筆舞龍蛇走天涯》一書中，寫過這樣一首詩，勾勒了他戎馬筆耕的一生：
北風吹老南國娃，
太行延水慣為家；
金戈鐵馬忘生死，
筆舞龍蛇走天涯。
青春已逝奉獻少，
白發豈肯遜朝霞；
待到大地風華茂，
拄杖共賞英雄花。
其實，姚遠方的文集中，還有許多更為重要的文章沒有收進去。
姚遠方乃是“軍內一支筆”，參與起草了許多重要軍內文件。
1959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署名的《高舉黨的總路線和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曾被許多外國曆史學家視為上台的“宣言書”——因為在此前半個月，即1959年9月17日，彭德懷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被任命為國防部部長。
姚遠方說，其實那篇文章雖然是以名義發表的，但是與沒有太多的關係。
這篇長達萬言的論文，原本是姚遠方受命為紀念國慶10周年而寫的。寫完後，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此文以賀龍名義發表，另一種則是署名字發表。最後，考慮到新任國防部部長，還是以的名義發表更好些。
於是，姚遠方起草的文章，被送到處征求意見。說：“我不看。請總政把關。”就這樣，這篇文章以名義發表在《紅旗》雜誌上。所以，把此文視為上台的“宣言”，乃是不了解此文內幕而作出的想當然的推論。
1960年12月21日，中央批轉的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主要也是姚遠方起草的。
……
姚遠方還是一位“悼詞作家”。他向筆者曆數由他起草或者他參與起草的軍內首長悼詞，其中有羅瑞卿、彭德懷、葉劍英、劉伯承、粟裕、楊勇……
這位“悼詞作家”向筆者談及外人很難有的“寫作體會”：寫悼詞是極其緊張的寫作，往往需要夜以繼日！
這是因為悼詞的寫作，往往是在首長突然病危或者去世之際，作突擊性的任務，限時限刻完成，以備舉行追悼會時用。然而，悼詞又往往是代表中央對去世者的一生進行概括而準確的評價，作者既要對逝者的一生有著深刻的了解，又要具備很高的政治素養和文字水平。悼詞中的每一句話，都必須細細斟酌，而且又往往要反複修改、多次送審，寫作很艱難。
姚遠方記得，在他參加寫作的悼詞中，要算寫作葉劍英的悼詞最為特殊：悼詞是在葉劍英一度病危時起草的。寫好後，葉劍英由危轉安。於是，悼詞存放在中央辦公廳的保密櫃裏。兩年之後，葉劍英病逝。中央辦公廳從保密櫃裏取出悼詞，交給悼詞寫作組，作了一些小修改，便公開發表了。
姚遠方說，悼詞由於篇幅有限，必須抓住逝者的主要特征，進行評價。比如，關於葉劍英的悼詞，著重寫葉劍英在幾次曆史的轉折關頭，挺身而出，大智大勇：從最初在危難之中保護孫中山，到南昌起義時當機立斷，從揭露張國燾的陰謀，到一舉粉碎“四人幫”……在寫作粟裕的悼詞時，則突出粟裕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
姚遠方與軍隊首長們有著許多接觸，十分熟悉。他說，他跟聶榮臻元帥就很熟。
1980年，當他和華楠去看望聶帥時，聶帥談起1940年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戰士曾從戰火中救出兩位日本小姑娘。這兩位日本小姑娘成了聶榮臻將軍的小客人，曾得到周到的照料……聶榮臻說，不知道這兩位日本小姑娘現在在哪裏。
富有新聞敏感神經的姚遠方，立即將聶帥的懷念寫成報道《日本小姑娘，你在哪裏？》。報道發表後，在中日兩國都引起轟動。《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以及日本許多報紙紛紛轉載。很快，在日本找到了當年的日本孤兒、受過聶帥關懷的美穗子。聶帥派出自己的女兒聶力去日本看望美穗子，美穗子也派自己的長女真智子前來北京看望聶帥。一時間，“一代名將救孤女，千秋佳話留人間”。
姚遠方是羅瑞卿的老部下，與羅瑞卿也有著多年深厚的友誼。直至今日，他跟筆者談起羅瑞卿，總是按當年的老習慣，稱之為“總長”——亦即“總參謀長”。
姚遠方記得，在1978年5月20日，他與華楠一起前往羅瑞卿將軍家裏匯報並請示正在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有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