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正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不久。坐在輪椅上的羅瑞卿，一見到他們便問：“‘真理標準’的文章，你們看了沒有？這是體現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好文章，提出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讚成，我想勸勸他們。”
羅瑞卿稱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這比喻深刻而形象。
羅瑞卿還指出：“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就是要宣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宣傳一切從實際出發，宣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從現代迷信中走出來，就一步也前進不了。”
姚遠方還向筆者談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從吳江手裏交到他手裏的內情：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之後，當天晚上，羅瑞卿就給姚遠方打電話，要求《解放軍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組織發表宣傳文章。姚遠方頓時記起吳江正在寫一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正適合《解放軍報》發表。
姚遠方跟吳江是老戰友。姚遠方記得，1939年，他和吳江是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係的同學。他們曾一起通過封鎖線，前往五台山。前些日子，姚遠方見到吳江，在聊天中，吳江說他正在寫一篇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文章。
接到羅瑞卿電話之後，第二天上午，姚遠方就驅車趕往北京西北郊的中央黨校。到了中央黨校，已是中午。吳江正在午睡，姚遠方把他叫醒，向他轉告了羅瑞卿的意見。
吳江正愁《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無處發表，眼下《解放軍報》主動向他約稿，而且還是羅瑞卿的意思，當然求之不得。當場，吳江就答應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交給《解放軍報》。
幾天後，姚遠方就收到了吳江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華楠和姚遠方看後，非常重視，當即報送羅瑞卿。
羅瑞卿對於“兩個凡是”深惡痛絕，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拍手稱快，是有曆史根源的。
羅瑞卿，1906年生於四川南充縣。1926年，20歲的他加入中國青年團，同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1928年，羅瑞卿加入中國，1929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羅瑞卿個子很高，外號“羅長子”。在長征中，他跟結下深厚友誼。那時，羅瑞卿擔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經常隨紅一軍團一起行動，羅瑞卿非常盡心地保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羅瑞卿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長，總是親自負責的安全工作。他還擔任過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在1955年，羅瑞卿被授予大將軍銜。
在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之後，提出所謂“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羅瑞卿反對的“頂峰論”及“最高最活”。羅瑞卿說：“難道馬列主義、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知道了也不會同意。”在高喊空頭政治時，羅瑞卿抓部隊的群眾性練兵活動。
深恨“羅長子”，終於在“文革”前夕——1965年底——給羅瑞卿加上“反黨篡軍”的罪名。1966年5月，又被打入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
一心要置羅瑞卿於死地，羅瑞卿受到嚴酷迫害。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懷著滿腔悲憤，從樓頂跳下，跌斷了腿，卻沒有死……
正因為羅瑞卿對於所謂“立竿見影”、“走捷徑”之類“左”的一套深惡痛絕，所以在他複出之後，堅決反對“兩個凡是”。也正因為這樣，羅瑞卿1977年10月9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長征路上一場嚴重的路線鬥爭》，強調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思想，不能用片言隻語騙人、嚇人，不能把思想當做僵死的教條。當羅瑞卿讀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理所當然地為之叫好。
羅瑞卿說，“兩個凡是”其實就是所說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照“兩個凡是”辦，那就什麽事情也幹不成。現代迷信，不打倒不行。
羅瑞卿要求《解放軍報》加強對“兩個凡是”的批判。也正因為這樣，羅瑞卿讀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清樣，理所當然鼎力相助。
羅瑞卿還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清樣送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審閱。韋國清也表示讚同。
盡管作者吳江、孫長江是“地方”上的，羅瑞卿卻決定以“《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上發表。
羅瑞卿以為，署“《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
《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並肩作戰
羅瑞卿看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給姚遠方打電話說：“文章很好，但是應該把小平同誌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引進去。要把反對本本主義和有關實事求是的論述引進去，做到無懈可擊。”
姚遠方記得，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羅瑞卿給他、給華楠打了七八次電話，其中好多次，都是在深夜打來的。
羅瑞卿親自動手，兩次修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
為了這篇文章，羅瑞卿給胡耀邦打了6次電話，交換意見。為了這篇文章，羅瑞卿給《人民日報》也打了多次電話。
羅瑞卿在給胡耀邦的電話中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表後，“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據《人民日報》當時的副總編李莊回憶，羅瑞卿在1978年6月23日22時至24日淩晨2時之間，便打了3次電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安排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羅瑞卿為什麽給《人民日報》打電話呢？原來，其中有一個特殊的考慮：
《解放軍報》雖然是中央兩報一刊之一，但是畢竟隻限於軍內發行，一般的讀者讀不到《解放軍報》。所以要擴大《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影響，必須借助於《人民日報》的轉載。
按照慣例，總是《解放軍報》先發表，《人民日報》在翌日轉載。可是，在那特殊的時刻，卻不能按照這樣的常規去做。因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長達1.6萬字的“重磅炸彈”，而且是汪東興三令五申“下不為例”的情況下推出的，很可能《解放軍報》一發表，當天就會引起注意，馬上下令不許轉載。這樣，《人民日報》在第二天極有可能奉命不能轉載。
在那特殊的時刻，《人民日報》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即在同一天轉載！也就是說，當《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在《解放軍報》發表的同時，《人民日報》在當天轉載。這樣的“當天轉載”，其實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同步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發表。這樣，《解放軍報》不能不與《人民日報》不斷聯絡，協同作戰，商量著在哪一天一起推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
這一日子當然首先由《解放軍報》確定。他們定下在6月24日發表。
羅瑞卿關切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發表。在23日夜10時，羅瑞卿親自給正值班的《人民日報》副總編李莊打電話，詢問《人民日報》在24日同時推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有無困難。
李莊曾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那時羅瑞卿是抗大副校長，所以與羅瑞卿有著師生之誼。據李莊回憶，羅瑞卿在電話中問，如果24日的《人民日報》沒有合適的版麵，《解放軍報》可以推遲幾天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李莊回答說，24日可以發表。羅瑞卿放心了。
午夜，羅瑞卿又給李莊來電話，詢問他們在校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時，如發現什麽問題，隨時告知，以作最後的修改。
24日淩晨2時，羅瑞卿第三次給李莊來電話，詢問版麵如何安排。李莊告訴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開頭部分擬放在第一版的下半部，大約占2/5版麵，通欄標題，文章用5號楷體字排印。羅瑞卿問，頭版上麵登什麽文章？李莊告知，登的是華國鋒會見阿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羅瑞卿聽罷，認為這樣安排合適。羅瑞卿又叮囑對文章作仔細校對，無論如何不能出現錯別字……
後來，人們才知道，當時羅瑞卿是忍著雙腿的劇痛打電話的。
不久，羅瑞卿飛赴德國動手術，姚遠方到機場給他送行。姚遠方記得，羅瑞卿見到他，問道：“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有什麽‘麻煩’嗎？”羅瑞卿重申那句話：“如果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
不料，姚遠方跟羅瑞卿竟是永訣。
羅瑞卿到德國不久，便離開了人世——那是1978年8月3日，離《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的發表隻有40天！
羅瑞卿去德國，是為了做左腿手術。他從1966年3月18日起，喪失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如今，他重新出任中央軍委秘書長，要不斷前往各處軍營視察，老是坐著輪椅極感不便。由於被德國專家告知，那裏可以進行手術，使他能夠重新站立起來，能夠獨立行走，這樣，羅瑞卿在1978年7月15日飛往德國，住進距波恩200多公裏的海德堡醫院。
8月2日早上，羅瑞卿被推進了手術室。德國醫生很認真地進行手術。手術順利。
傍晚，羅瑞卿從麻醉中蘇醒，尚一切正常。
不料，8月3日當地時間淩晨2時40分，羅瑞卿突發心肌梗塞，從此離開了人世……
據一位深知內情的人士告訴筆者，羅瑞卿之死，其實死於當時的醫療保密製度！因為當時對於中央首長的健康狀況是嚴格保密的，尤其是對於外國醫生。羅瑞卿去德國，是為了治腿病，有關部門隻向德國提供羅瑞卿腿病的病曆，卻沒有透露羅瑞卿的心髒疾病。
德國醫生也就沒有注意羅瑞卿的心髒病。德國醫生在羅瑞卿死後得知真情，痛苦地流下了眼淚……
運送羅瑞卿遺體的專機從德國飛回北京，鄧小平到機場迎接老戰友的靈柩。姚遠方懷著沉重的心情，也去迎接老首長的棺木。隻見羅瑞卿身上覆蓋著潔白的被單，四周點綴著幾朵鮮紅的玫瑰。
“要打屁股，就打我好了！”人們深深懷念羅瑞卿，傳頌著羅瑞卿為了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時對胡耀邦說的這句話。
姚遠方一片深情，吟成了一首含淚的詩，獻給故去的總長：
良師乘雲去，
今夜宿誰家？
太行麾下卒，
哀哀淚如麻。
批判“兩個凡是”的又一記重錘響鼓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發表時，署名“《解放軍報》特約評論員”。這一回，又一次借用“特約評論員”名義，也就繞過了向汪東興報審這一關！另外，畢竟是《解放軍報》，有羅瑞卿支持，汪東興也不便吱聲。
當汪東興見到這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時，文章已經同時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批判“兩個凡是”的又一檄文。雖然文章批判的是“兩個凡是”，然而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一樣，在當時不能不避開正麵衝擊，通篇沒有一句提到“兩個凡是”。文章巧妙地借用華國鋒的話，批判華國鋒。《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開頭，就引用了華國鋒的話：
華主席在去年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曾著重地指出：“教導我們：‘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同誇誇其談、理論脫離實際的壞作風作了一輩子鬥爭……、陳伯達、‘四人幫’這一夥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搞亂了很多基本的理論問題，也把黨的優良學風給破壞了。我們必須用大力氣把它糾正過來。”
文章接著引用了葉劍英“在同一場合，在同一問題上”的一段論述，然後筆鋒一轉，切入正題：
我們如果把華主席和葉副主席這樣重要的指示看做是無的放矢，或者泛泛之論，那當然是大錯特錯。這些指示是切中、“四人幫”所造成的時弊的。、陳伯達、“四人幫”這夥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搞亂了許多基本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個顛倒：一個，是在政治上根本顛倒敵我關係；另一個，是在思想上根本顛倒理論與實踐的關係。
前一個顛倒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已經十分清楚。後一個顛倒也絕不是一件小事情，這種顛倒是從根本上幹擾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從根本上毀壞思想，由此產生出一係列的混亂。思想上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不能不從這裏開始。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詳細論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後，尖銳地批判了某些人的責難——亦即回敬了“兩個凡是”派：
有些同誌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責難：把實踐擺在第一位，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把思想、的話擺在什麽位置呢？對於說這種糊塗話的人，除了上麵所說的可供他們思考以外，這裏，隻需要反問他們一句：說過：“隻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新民主主義論》）“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你們把的這個教導擺在什麽位置？怎樣才算是按照的教導辦事？看來，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不經過認真學習，單憑樸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們還是要好好學習……、“四人幫”肆意篡改思想，打著的旗幟，販賣他們的黑貨，我們不少人受過騙上過當，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指出，“關於思想的根本觀點，鄧小平同誌最近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極其精辟的闡述”。文中引用了鄧小平報告中三段重要的闡述之後，稱讚鄧小平“說得多麽中肯、多麽深刻、多麽好啊！”
文章有力地駁斥了“兩個凡是”派所謂的“砍旗論”：
正如鄧副主席所指出，我們有一些同誌天天講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思想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有的人甚至不準別人堅持實事求是，隻要求躺在馬列主義、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照抄照轉照搬，而不顧實際情況如何。甚至不允許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不允許講衝破、“四人幫”設置的“思想禁區”，仿佛一講實踐標準，一旦衝垮那些“禁區”，馬列主義、思想就會站不住，就會大禍臨頭似的。真是怪事！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馬列主義、思想？馬列主義、思想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最革命的科學思想體係，是經過千百萬人民的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真理，它可以戰勝一切倒退的、反動的思潮而決不被它們所戰勝。馬列主義、思想的旗幟是砍不倒的。
這裏所說的“照抄照轉照搬”，正是“兩個凡是”的生動寫照。
文章最後指出：
我們有些同誌自稱信奉唯物主義，熟讀《實踐論》，但一聽到實踐標準，就如臨大敵，究竟為了什麽呢？應當認為，這是目前一種很值得注意的思潮。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又一記重錘響鼓。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兩個凡是”的大堤上炸開了又一個大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