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遜是古爾德在哈佛大學的同事，也是一絕代牛人，少年時盲了一隻眼睛，耳朵聽力也有問題，但這並不妨礙他在學術和科普寫作方麵成績斐然。為了避開自己的身體缺陷對研究的影響，威爾遜決定重點研究自小就喜歡玩的螞蟻。螞蟻不像鳥類那樣會飛得又高又遠，隻用一隻眼睛就可以看清楚；而且螞蟻不會叫，不需要用耳朵去聽，隻需要耐心地觀察與分析。更重要的是，螞蟻是一種社會性昆蟲，某些行為與人類的社會性行為非常相似，這是螞蟻值得研究的意義所在。
對螞蟻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使威爾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為了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大師。他大力宣揚“生物多樣性”的概念，是“社會生物學”的奠基人，還是美國總統的長期顧問，1996年被《時代》雜誌評為25位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人之一。評論稱他“不隻是一位世界級的科學大師，還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讀他的《生命的未來》和《生命的多樣性》等著作時，你會搞不清是在讀一本文學作品還是科學作品，那是科學與文學結合的完美典範。而他的《論人的天性》和《螞蟻》曾兩度獲得普利策獎，這不是科學獎項，而是報道性文學的最高獎。
身體上的困難並不是威爾遜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礙，他到哈佛大學工作時恰巧是DNA雙螺旋的發現者之一沃森(JamesWatson)在哈佛最輝煌的時期。當時分子生物學獨霸天下，甚至有人揚言說：隻有一種生物學，那就是分子生物學。新銳的生物學研究者們對威爾遜這類博物學家們非常不尊重，他們以不屑的口氣宣稱：讓集郵者回到博物館去吧！在年輕人眼裏，博物學家的工作隻不過是類似集郵者在收集無數的動植物標本而已。為了爭奪研究資源和資金，各領域的專家掀起了一場“分子大戰”，這是新與舊的較量，分子學家們搶盡了風頭，分子生物學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整體生物學研究漸漸成了讓人遺忘的科學。
經典的博物學家們當然不願屈服，他們也非常看不起那些連基本的動物名稱都叫不出來的試管操作者。威爾遜後來把自己的自傳就定為Naturalist，直譯出來應該是《博物學家》，以此來向分子生物學家們示威。後來的中文譯名改為《大自然的獵人》，已失去了原有的風味。
作為科學家的威爾遜是受人尊敬的，但在1975年，當他出版了轟動一時的《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以後，情況開始有所改變。這不是一本普通意義上的科學作品，而是一本建立在嚴肅科學研究基礎上，特別是螞蟻等社會性昆蟲研究的基礎上，最終涉及人類行為研究的進化論作品。他把動物的社會性行為的進化機製外推到人類社會，也就是說，把研究螞蟻和黑猩猩的模式應用於對人類行為的解釋上，並探討人類行為的起源與進化。從“新的綜合”這幾個字裏可以看出威爾遜的雄心，是要用社會生物學來取代赫胥黎的綜合進化論。
在出版之前，這本書就受到了《科學》雜誌的跟蹤報道。1975年5月15日，剛一麵市的《社會生物學》就上了《紐約時報》頭版，自此也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有人把社會生物學的開創稱為繼達爾文以來最重要的理論創新。
本書共二十七章，英文出版時有七百多頁，引用參考文獻近三千條，是一本從三樓上扔下來都可以砸死人的大部頭，內容非常博雜，充滿了科學的細節和思想的光輝，主要內容是關於動物的身體結構、社會等級和交流方式，以及生理方麵的適應現象，這部分內容占了全書的95%以上，而且沒有在學術界引起任何不同意見。1989年，國際性動物行為學會推選《社會生物學》一書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動物行為學專著，其成就超過了達爾文的同類作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謬爾森(PaulSamuelson)也對威爾遜的研究方法讚賞有加。毫無疑問，威爾遜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任何一門學科都不可能是憑空開創的。遺傳學誕生之日起，人們就開始產生一種疑問，生物的外部性狀是受遺傳物質控製的，比如一個人長得是高是矮，鼻子是大是小，眼睛是正是斜等，都受到不同基因的控製，這個沒問題。但是，人的行為也受基因控製嗎？你喜歡打牌，我喜歡下棋，另一個人卻喜歡吸毒，這些行為上的差別也是受基因控製的嗎？
之前的答案很簡單，甚至分子遺傳學的權威都斷言：動物的行為如此複雜，怎麽可能是受基因控製的！
到了1936年，奧地利有一位動物行為學家洛倫茲(KonradLorenz)發現了一種有趣的動物行為，使這一問題開始明朗起來。洛倫茲讓一隻家鵝來孵育雁鵝的蛋，有一天他正在仔細觀察孵化結果，正巧剛孵出殼來的小雁鵝從家鵝身下鑽了出來，看見洛倫茲就張口叫了一聲，洛倫茲想也沒想就回應了一聲，不料這一聲回應後，小雁鵝就整天跟著洛倫茲，它把第一個回應它叫聲的洛倫茲當作了自己的母親！
這種做法不是雁鵝所特有的，很多動物在剛出生的幾個特定小時內，都存在這一現象，即所謂銘印現象。這是一種典型的動物行為，並且是受到基因控製的動物行為！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了大量受到基因控製的動物行為，這些行為可以遺傳，甚至具有種的特異性，可以拿來作為動物分類的一種依據，比如家狗可以興高采烈地搖動著尾巴討好主人，而一隻狼就很難做出這種舉動，它隻會死死地把尾巴夾在後腿之間以保護易受攻擊的**。
從洛倫茲以後，研究動物的行為就可以像研究動物的身體結構一樣，已成為一門內容明確的科學。洛倫茲也因此獲得1973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一隻家鵝為他孵出了一個金蛋。
而對於人類至關重要的學習能力，也被實驗證明是受到基因控製的。
英國遺傳學家貝特曼(AngusBateman)於1948年做的另一個重要實驗，則揭示了動物行為與自然選擇之間的關聯。
貝特曼把5隻雄果蠅和5隻雌果蠅放到一起，讓它們隨意**，結果分析表明，雌性果蠅無論和幾隻雄配，都會得到相同數量的後代。而雄性不然，它們**的對象越多，所得後代也就越多。換句話說，雌性沒有的必要，因為結果相同；雄性則傾向於無節製的亂搞，那樣他們會得到更多的回報。
為此，貝特曼得出了一個讓保守者聽起來非常不舒服的結論：雄性具有不分對象的衝動，而雌性具有天生的順從行為。
這種觀點使女性很不舒服，不過還好，現在已有相反的研究足以讓女權主義者開心了。美國心理學博士布朗(GillianBrown)說，他們考察了當前人類有關性行為和生育的數據，比較其中男性和女性的差異。放開特殊人群不談，在一夫一妻製社會中，男性生育數量和女性生育數量很相似。動物性行為在人類這裏已悄悄地發生了改變，這是一種重要的改變，涉及很多其他現象也隨之改變。
這一說法順便解決了生物學家的一個困惑，在文明社會，女人注重外表的程度超過了男性，她們濃妝豔抺，打扮得花枝招展、豔麗迷人。根據社會生物學，這是令人費解的現象。相反，應該是男人打扮得鮮豔亮麗光彩照人才對，而女人，則應該如母雞的外表一樣，灰樸樸的就得了。因為母雞有選擇公雞的權力，而不是被公雞選擇，所以不需要靠外表來吸引誰。人類的女性每月隻產一隻卵子，難道也需要靠外表來吸引男性嗎？這裏出了什麽邏輯問題？
問題出在文明化，男性對子女的投入已不比女性少多少了，特別是在一夫一妻社會，男性並沒有很多機會到處亂搞，他們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的主要途徑隻能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文明社會的男人們已很大程度上收起了他們內心深處的花心，轉而對家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物質繁榮的社會，女性的任務不隻是產卵生孩子，她們還得為日後更好的家庭生活而奮鬥。找一個合適的男人無疑是最方便的途徑，如果精心打扮一番就可以獲得更好的效果，何樂而不為呢？回到我們的原始社會，物質並不豐富，大家全處於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貧困水平，女人肯定仍是灰樸樸的，一如那沒有心思勾引公雞注意的母雞的外表。
威廉斯在他的《適應與自然選擇》一書中進一步發揮了雄性傾向的話題：對雄性來說，**意味著極少的體力支出和片刻的歡愉；而雌性則明顯地要為**的後果負更多的責任。這種不平等現象決定了雌雄性行為的顯著不同。雄性有很強的**，而雌性則更為克製和謹慎。這是被自然選擇所決定了的，而不是被個體品行所決定的。這就好比是做投資生意，投入資產越多的一方將不得不比付出較少的一方謹慎一點，雌性在這場生意中明顯比雄性付出得多。
這些實驗和理論探討如果隻是在果蠅之類的動物身上說一說也就罷了，可現在的問題是，威爾遜要把從中得出的結論運用到人類行為上，其所帶來的指責是必然的。因此，《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在給威爾遜帶來了巨大聲譽的同時，又惹下了極大的麻煩。
問題出在最後一章《人類：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本章專門把相互協作、日常交往、文化、藝術、宗教、倫理及審美等幾乎所有人類社會現象都拿來從生物學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釋，明確提出了社會生物學揭示的原理不僅僅適用於動物，同樣也適用於人類，並認為這樣可以解決包括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和文化等方麵的所有問題。人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動物的社會行為一樣，是由基因決定的，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達爾文證明了人和動物在上是連續的，而社會生物學則要證明，人與動物在行為上也是連續的。威爾遜毫不含糊地下結論道：針對動物甚至包括人類的利他主義行為，根本的解釋機製就在於基因與自然選擇的相互作用。正是這句話，大大地觸犯了人類的自尊心。想當年達爾文提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曾引起了多大的反響，就完全可以理解威爾遜將要麵臨的指責了。
結論中還有一句話：從戰爭到利他主義的許多人類行為，皆有其生物基礎。這句看似平凡的話，背後卻包含著複雜的內涵。因為這句話明確堅持了人類的基因決定了人類的本性。這是很危險的理論，它將基因與人的行為和心理活動等都對應了起來。
一個人的長相是英俊還是普通，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基因的控製，這一點科學家已達成了共識，大眾也容易理解和接受。但是，若說一個人是儒雅還是粗魯，是好學還是懶散，將要成為一個物理學家或者文學家，諸如此類都受到了基因的控製。換句話說，一個人以後如何發展、成為什麽樣的人，早在受精卵剛一形成時就已經被決定了。這就有點讓人難以理解。
“命中注定”四個字，似乎是對社會生物學的最通俗闡述。
這並不是一個可怕的推理，可怕的是由此得出的另一個推理：既然基因決定一切，那麽，人類種族之間的差異也是基因決定的，白種人優於有色人種的觀點就此有了科學的基礎。既然如此，希特勒的大屠殺就完全有可能再來一次。
一如自然選擇理論剛剛誕生時遭遇的爭論一樣，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社會生物學注定剛出現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論，除了得到部分學者的支持以外，很多著名學者都投入到了批評者的行列中去。激烈的批評把社會生物學看成和早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是一脈相承的“壞科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新變種，其目的是為不平等的社會現狀提供所謂科學依據。好的科學應具有客觀性，並且不帶有個人政治立場和社會偏見，為了某種利益的科學不是好科學。而社會生物學明顯隱含著一種陰險的政治目的，即試圖讓民眾相信，社會中的所有現象，包括不公平現象，都是由基因決定的，因此也是無法改變的。政府對此無能為力。
在人權活動家看來，威爾遜是一個裸的種族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女權解放主義者看來，威爾遜則是性別歧視的支持者；在宗教界人士眼裏，他又變成了一個異端邪說的倡導者。哲學界評論說：威爾遜的錯誤在於不該從科學知識中推導出社會的價值，那本來是兩碼事，現在威爾遜把他們混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