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爾文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當時人們對自然探索並思考的必然產物，特別是地質學的進步和大量古生物化石的發現，為進化論的出現打下了堅實的硬件基礎。
中國早就有滄海桑田的說法，表明我們相信地質變化的理論。但我們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變化時間表，也沒有產生“劇變論”和“漸變論”的對抗，我們隻是認識到了“變”的存在，然後就沒有心思再去細究其內在的深層含義了。寫詩作詞搞繪畫，才是作為精英階層的士大夫們真正感興趣的事情。
西方則在這方麵體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古希臘的哲人們已經知道，高山必定出於大海，在嚴謹研究的基礎上，終於形成了地質學這門學問。這是兩種文化習慣的一個典型差別。他們喜歡以客觀化和標準化的方式刨根問底，而我們則是風流瀟灑、淺嚐輒止。
但是，在達爾文之前，西方地質學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被拿來解釋上帝的工作，他們從地質上尋找證據，來支持《聖經》中上帝創造萬物的理論。所以，長期以來，地質學是神學的附庸。他們否認古老生物的存在，因為如果承認這些古老生物，就不得不承認這些生物現在已經滅絕了，教徒們對此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上帝辛辛苦苦製造出來的生物，難道是用來滅絕的嗎？所以，麵對一些明顯的化石圖像，也隻是被當成大自然隨機形成的精美的圖案而已，不具有生物學意義。
後來，出現了幾位沒有人雲亦雲的學者，堅定地指出化石必定是古代生物的遺跡。而且，發現的化石也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下，隻好把化石解釋成大洪水中滅亡的生物的殘留物。科學與《聖經》，仍然保持著暫時的一致性。
1795年，地質學家赫頓(JamesHutton)出版了巨著《地球理論》，這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使地質學變成了一門真正的科學，他為地質學研究製定了一個大的原則，那就是不要再把超自然力量引入到地質研究中來。自此以後，大洪水之類的“災變論”和上帝之手的幹涉給地質學研究帶來的影響就越來越小了。
值得一提的是劍橋大學地質學教授塞奇威克(AdamSedgwick)。他原本是個數學家，對地質學所知不多，在申請劍橋大學地質學教授職位時，受到了競爭對手的攻擊，塞奇威克毫不含糊地加以還擊，稱他的對手“懂得很多，但懂的東西都是錯誤的”。因為當時的地質學知識大部分是在為神學服務。塞奇威克上任後，加強了大學的地質學教學水平，使地質學得以與其他學科能在大學裏平起平坐。
塞奇威克雖然半路出家，但仍然在地質學領域取得了不錯的成就，把最古老的含化石的地質岩層時期命名為“寒武紀”就是由他提出來的。但塞奇威克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對年輕的達爾文所起到的可能的啟蒙作用。達爾文當時很不聰明，有一年夏天，塞奇威克指導達爾文進行野外實習考察，據說這次考察對培養達爾文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至關重要。僅此一條，塞奇威克也足以在地質學史上被提上一筆了。
隨著地質學的進步，所得到的化石資料也越來越多，在《聖經》框架內對這些資料也越來越難以解釋，相信上帝的地質學家們感覺很搔頭。
這時，另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賴爾出場了，給神創論帶來了更大的打擊。
賴爾的年紀比達爾文大，是達爾文的好朋友兼指導者。這人無疑是個天才，17歲進入牛津大學學習數學和古典文學，兩年後改學法律。畢業後卻放棄了律師工作，一心從事地質旅行和研究，曾經對動物學也有較大的興趣，後擔任倫敦皇家專門學校地質學教授並當選為倫敦地質學會主席。1861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主席。其學術巨著《地質學原理》繼赫頓之後，開拓了地質學研究的新時代。
《地質學原理》於1830年5月29日出版，正式提出了地球演化的“均變論”。針對流行的“劇變論”，賴爾用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地球地殼的變化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或者巨大的災變來解釋，而隻需要用最平常的自然力就足夠了，比如風雨雷電，水流冰川，或者再來一些火山地震之類猛烈的運動，再經過長期積累，這些微小的變化最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珠穆朗瑪峰就是這樣一點點長起來的，曾經的淵洋大澤，現在變成了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的皚皚雪山。滄海桑田，就這樣不停變換著。
中國人也早就看到“水滴石穿”的現象了。
這一理論對達爾文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在讀完這部著作後由衷地讚歎道：“讀完這本巨著，我心中對賴爾充滿了欽佩之意。”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也對賴爾的工作讚不絕口，稱賴爾在科學史上對自然科學進步的貢獻僅次於康德和達爾文等人，打開了自然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缺口。
但賴爾隻是把“均變論”限製在地質學研究領域，而沒有、大概也不敢應用到生物學領域。這才給達爾文留下了一個機會。
這種理論有一個必然的結果，那就是地球的年齡被大大拉長了，從《聖經》所提到的幾千年被延長到了幾千萬年，否則沒時間長出這麽高的山來。雖然與現在公認的46億年的結果相差仍然較大，但在當時無疑是一個突破性的思想。這種深不可測的時間深淵想起來都讓人頭暈，世間的一切似乎都變得皆有可能。
達爾文之所以承認受到賴爾的影響，是因為地質上的“均變論”為進化論中物種的“均變論”打下了基礎。如果地質的變化不是連續的和逐漸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與地質相依相存的物種變化當然也就文雅不起來了，肯定也會出現激烈的變化。而達爾文是堅持物種漸變的，反對物種變化有“間斷”或者“跳躍”的可能。所以，如果否定地質“均變論”，極有可能會對達爾文的理論造成嚴重影響。
事實上，確有一批學者曾經並繼續堅持地質“劇變論”，他們不認為高山起伏與大海淵沉這類劇烈而巨大的地質事件是慢慢發生的，這是真正的大事件，與此類嚴重事件相比，地震隻是小菜一碟。這一學說受到神創論的歡迎，因為“劇變論”會造成物種分布的不連續性，而根據神創論的解釋，所有物種都是上帝一個個設計然後憑空製造出來的，而不是一點點進化出來的。所以，物種之間應該不存在什麽緊密的聯係才對。地質“劇變論”與此觀點遙相呼應，繼續充當著神學附庸的角色。當然，現代地質學者也有堅持“劇變論”的，但那已與神創論無關，而是另一種科學理論。著名的進化論學者古爾德就相信地質“劇變論”，因而也相信生物“劇變論”。
結合古生物化石，將可以更好地理解賴爾的理論對進化論的支持效果。達爾文曾親眼看到過一種南美大犰狳化石，骨骼結構和當地現存的犰狳非常相似，隻不過尺寸巨大；而現代犰狳在它的祖先麵前幾乎就像是一隻兔子站在了狼的麵前，不免自慚形穢。
當時的動物學權威居維葉根據地質“劇變論”給出的解釋是，這種大犰狳已經因為地質劇變而滅絕了，現在的小個子犰狳其實是上帝後來重新設計製造的品種。而達爾文以地質“均變論”為前提，論證了大犰狳應該是經過自然選擇的壓力，一點點變小，最後成了我們現在看見的小犰狳。
所以，賴爾本應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有力支持者，但事實並不如其然。
雖然賴爾曾不辭辛苦地把拉馬克關於物種變化的觀點介紹給了普通讀者，不過他卻堅決拒絕接受物種變化的觀點，當然也就不同意生物會對環境的變化作出某種反應或者適應。和經典的神創論者一樣，賴爾相信所有的物種自從被創造出來以後就一直沒有發生過變化，他們各自適應著自己的生活環境，因為那是上帝為他們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如果環境變了，那就幹脆滅絕，生物不會出現適應現象。
後來隨著達爾文的影響越來越大，作為好友的賴爾也不好意思一根死腦筋挺到底了，他部分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但仍然把“人”排除在自然進化力量支配之外，成了一個半截達爾文主義者。
地質學研究的一個副產品是，發現的化石越來越多，特別是1822年，英國的曼特爾(GideonMantell)發現了恐龍化石，這個龐大的家夥引起了世人的高度興趣。他們都在問同樣的問題，恐龍為什麽消失了？為什麽恐龍時代的動物相貌如此奇形怪狀，看上去一點都沒有現在的動物可愛？上帝不是一次性永久性地創造了世間萬物嗎？為什麽會變來變去的？是如何變的？而且各大洲的生物差異都很大，比如澳洲的有袋類動物。難道各大洲的造物主不是同一個人嗎？這個事情如何解釋？
對此疑問，教會不得不出麵給出解釋。千百年以來，他們習慣於自己提出問題然後自己回答，並自己判斷正誤，不過這一次他們不好含混過關了。但無論好壞，他們仍然給出了解釋。
東正教宣稱，《聖經》中提到的大洪水事實上淹死了很多種動物，這就是他們滅絕的原因。甚至有人相信，如恐龍和猛獁象這樣體形巨大的動物之所以滅絕，是因為它們太大了，無法通過諾亞方舟的入口處，隻好坐以待斃。為了使他們的解釋聽起來更加像模像樣，教會宣稱恐龍之類的早期滅絕動物生活時期屬於“大洪水之前時代”。至於《聖經》所說的大災難時間太近，不合乎地質研究結果，那是因為《聖經》隻記錄了最近的一次大洪水，以前的故事都被忽略不記了。
相信科學的人，對此種解釋當然是不屑一顧的，但隻要我們了解到現在仍有一大批人在熱衷於尋找諾亞方舟遺址的話，我們就會知道，進化論到底麵臨著怎樣的一種挑戰了。
好在我們還有一批仁人誌士，他們勇於麵對挑戰，對自然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思考，於是，我們才有可能越來越接近並認識大自然的本來麵目。
達爾文和他所提出的理論，正是這一認識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環。
現在達爾文可以出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