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
從理論上來說，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突破，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認為，在未來的社會主義製度下，隨著私有製的消滅，商品生產也會消亡。而列寧盡管在其著作中使用了商品經濟概念，但卻將商品經濟區分為小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兩類，即將其局限於非社會主義範圍內。列寧在十月革命前曾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商品經濟。”“隻要仍然有交換，那麽談什麽社會主義是可笑的。”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既肯定社會主義製度下商品生產存在的必要性，將其界定為一種“特種的商品生產”，同時又認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隻有消費品才是商品。
受上述曆史與理論背景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很長時期，我國理論界對社會主義是否存在商品經濟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認識。如，有的學者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買賣發生在兩種場合：“一種是各個社會主義企業（包括國家的和集體農莊的）之間的買賣，另一種是社會主義企業（包括集體農場）與蘇維埃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買賣”。前者是社會分工和國營企業財產獨立經營之必要，後者則取決於按勞分配。“三大改造”完成後，我國一般隻講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商品交換，而不提商品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央有關文件中也不用“商品經濟”概念。甚至有的學者還將商品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概念來看待。盡管理論界多認同斯大林所提出的兩種公有製形式之間交換的產品是商品的觀點，但在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和職工到國營商店用貨幣購買消費品是否是商品交換問題上，分歧很大。有的學者不讚同社會主義非商品論、全民所有製內部非商品論、生產資料的商品外殼論等，而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資料也應是商品。國營企業之間的交換關係也應是商品關係。另外，還有社會主義非商品生產論、商品生產趨向消亡論、商品褪色論、部分商品性質論等多種觀點。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一般是歸因於我國存在著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這兩種公有製形式。少數學者則提出社會分工決定論、按勞分配決定論、按勞分配與經濟核算決定論、勞動力個人所有製決定論、國營企業獨立的經濟利益決定論等觀點。1958年11月，毛澤東批評了急於消滅商品生產的“左”的錯誤，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人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他強調“要有計劃地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此後，我國理論界對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問題的研究開始重視。然而在“文革”十年中，“四人幫”及其宣傳工具宣傳商品生產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把集市貿易看作是資本主義關係，這種錯誤認識使我國的商品經濟發展受到嚴重阻礙。
改革傳統經濟體製，需要重視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因此需要進一步認識與評價商品經濟與市場機製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商品經濟雖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但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應當指出，商品經濟不是外加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屬性。搞經濟體製改革，必須更多地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自然就要強調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的地位和作用。隻有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搞活和繁榮社會主義經濟，可以說商品經濟是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經濟形式。因此，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的提出，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支持。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作為城市經濟體製綱領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傳統經濟體製的弊端之一，就是“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並提出：改革計劃機製，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計劃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決定》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統一起來，既主張計劃經濟，又強調商品經濟，不過側重點落在強調商品經濟上，這是對傳統理論的突破和創新。黨的十四大報告回顧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的重要意義時指出：它“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麵經濟體製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把建
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十二個方麵，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輪廓，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黨的十八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應當說，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的提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重要突破口。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目標的確立
我國從理論上認識市場經濟和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曆了曲折、複雜的曆史過程。在1991年以前，我國一直強調社會主義從總體上不實行市場經濟，其原因在於對市場經濟內涵的傳統理解。這種傳統理解，更多地是強調將市場經濟看作是完全由價值規律即市場機製自發調節的經濟。1979年2月，李先念說：“我同陳雲同誌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同年3月8日，陳雲同誌在其《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中指出，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端是隻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還必須實行“市場調節”。他將市場經濟與市場調節作為涵義相同的概念並用，這種市場經濟和市場調節是指公有製範圍內從屬的部分，而計劃經濟是主要部分。但他又認為市場經濟的絕對部分會隨著計劃經濟絕對部分的增加而增加。陳雲同誌的觀點成為後來經濟體製改革指導思想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理論來源，也是市場取向改革的起步。
由於把市場經濟或市場調節理解為完全由市場自發調節、盲目生產的經濟，所以必然會認為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內部，不可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1979年4月5日，李先念代表中央作《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正式提出：“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將此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新模式，並在此後的多年中，作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統一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予以貫徹。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我們所要建立的經濟管理體製，是既不同於過去我們那種統得過死的體製，更不同於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1984年9月9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寫給鄧小平等幾位中央領導人的信《關於經濟體製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中強調：“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這一表述當時獲得鄧小平等領導人的一致同意並公開發表。同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更指出：“第一，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強調的是我國整體上不實行市場經濟，但局部可以實行；而且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與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相分離，主要是從“完全由市場調節”的角度著眼。這種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結合，隻能是“板塊結合”，而不可能有機結合，但它又是必要的。
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以後，在經濟運行上長期是執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由於在長時期中，直至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以前，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隻要實行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為主，就不可能全麵或完全實行市場經濟。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就逐步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在人們的觀念中，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再等於資本主義。我國也不再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內容。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上突破了原來的計劃經濟體製，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基本框架作了具體規劃。從此，一個傳統的觀點被扭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國全麵推行起來。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和任務，“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
職能，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製保障。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製；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製；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係；完善宏觀調控體係、行政管理體製和經濟法律製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製度；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製。”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把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聯係起來，我們黨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幾個決定，反映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不斷深入和日益成熟，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黨的十八大指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宏觀調控體係，完善開放型經濟體係，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製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製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係、宏觀調控體係、開放型經濟體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曆史性貢獻。
（三）正確區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既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也會為資本主義所用。因此，推進改革開放，需要正確區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在鄧小平同誌的相關論述中，既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也存在著與社會主義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是有著嚴格的區分的。
鄧小平同誌一直重視通過市場機製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同誌在會見外賓時指出：“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在1982年4月3日的一次講話中，他指出：“最重要的，還是陳雲同誌說的，公有製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必須在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一改革的指導思想，同樣寫入了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1982年通過的我國憲法之中。黨的十二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並強調正確貫徹這一原則“是經濟體製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1987年2月，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講：“我們以前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989年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中，重申“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
需要著重指出，鄧小平同誌在1979年11月26日同外賓談及市場經濟問題時，實際上講了兩種市場經濟：一種是資本主義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一種是市場調節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我們國內還是全民所有製，或者集體所有製。也可能包括一部分華僑的投資，這部分也可能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形式……。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資所占的份額也是有限的，改變不了中國的社會製度。”也就是說，鄧小平認為，非社會主義經濟的市場經濟“隻能是表現在外資這一方麵”，而“外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也可能還有一部分華僑投資的市場經濟，這也可能是資本主義經濟。當時我國還沒有私營經濟的發展，所以鄧小平說就國內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即不存在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經濟。這種涵義上的市場經濟，中國國內顯然不能全麵推行。正因為如此，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有關講話一直否定中國會完全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經濟。
1990年至1992年，鄧小平突破傳統認識，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是手段”，特別是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不再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製度的屬性與特點，從而為擴大市場經濟的範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提出了理論和思想認識的立論基礎。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作為手段，並沒有否定鄧小平同誌關於兩種市場經濟，即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和與社會主義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的判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