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麵深化改革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全麵深化改革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雖然新一輪改革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圍繞姓“資”姓“社”等展開激烈爭論，但新一輪改革的難度更大，任務更重。這是因為，我國過去的改革主要解決的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和“效率不高”等問題，現在要進行的改革需要解決的則是“分配不公”“效率與公平不對稱”“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不論從哪種意義上說，中國當前的全麵深化改革都是處在一個這樣的節點：一方麵，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仍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中心任務，需要著眼於新一輪的生產力發展態勢尋找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麵，當前製約生產力發展的諸多因素已和改革開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需要在新的基礎上發揮社會主義因素的優越性。新一輪改革，需要注重頂層設計，在製度和政策層麵上作出明確和具體的要求。

（一）全麵深化改革麵臨的多重難題

毋庸諱言，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偉大的曆史轉折，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全麵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習近平同誌指出：“強調總依據，是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推進全麵深化改革必須正確認識這一對當代中國國情的科學判斷。

立足最大實際的論斷具有多種語義。首先，它說明我國的改革仍然是在社會主義的製度框架下進行的，我國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仍然是改革和發展的基礎。其次，它也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仍然低，30多年來盡管通過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曆史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生產力發展程度仍不高，仍然需要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加快發展。再次，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沒有變，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也就不會有所改變。換言之，當前的曆史節點並非某些人所謂的“重啟改革”，而是全麵總結過去摸索中的正確經驗用以指導改革。最重要的是，我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還意味著發展中的問題仍然嚴峻。可以說，我國全麵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多重的。

第一，經濟發展的水平在世界中仍處於低位。不可否認，中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橫向來看，我國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高達568845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16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外匯儲備也居世界第一。縱向來看，截至2013年我國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26955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也增長到8896元，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由於人口基數龐大，我國人均GDP、人均國際貿易額、人均外匯儲備、人均收入等仍然不高。以按美元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為例，2013年我國在世界僅排名在第99位，不僅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同時也低於巴西、伊朗、泰國、阿爾巴尼亞等發展中國家。隨著改革以來基本民生領域市場化改革措施的推進，我國居民開始承受著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的沉重壓力。

第二，經濟發展受製於資源和生態約束的趨勢沒有得到扭轉，反而有所加重。在過去的快速發展中我國更多地依靠外延式增長手段，這種路徑依賴導致我國現有發展水平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質資源消耗基礎上的。數據表明， 2014年我國石油消費量的64%依賴於進口，而鐵、銅、鋁等重要原料有一半需要進口。增長基礎的粗放導致的生態效應和環境代價也很明顯：當前我國300個主要大中城市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有霧霾，內陸水係很少能達到一二級水質，土壤的化肥農藥和重金屬汙染也日益嚴重。顯然，資源和環境約束的收緊對我國未來可持續發展形成了巨大挑戰。

第三，生產和消費失衡的矛盾開始顯現。生產和消費失衡反映的是總量失衡而非結構失衡問題，這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麵臨的難題之一。2000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46.44%，2013年這一比率已下降到36.17%，十三年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這一數據不僅遠遠低於世界60%多的平均水平，也遠遠低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與此同時，我國產能過剩的現象卻日益嚴重，不僅從相對過剩轉向絕對過剩，還從鋼鐵、有色金屬、水泥造船、汽車、機械等產業領域蔓延到風電設備、光伏、多金矽等新興產業。如：我國鋼鐵生產能力盡管占世界的50%，水泥產量占世界的64%，然而產能利用率僅有72%。產能過剩既導致惡性和盲目競爭，影響到企業效益和工人的就業，甚至還迫使部分企業將資金轉向房地產、金融等領域進行投機，加重了經濟轉型的難度。

第四，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拉大對改革成果的侵蝕。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78年我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317，2000年越過0.4的警戒線後逐年上升，2004年超過了0.465。盡管2009年以來連續第六年下降，但2014年仍高達0.469。不僅如此，城鄉收入差距也在急速拉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還表明，1994—2013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96.2元增長到26995.1元，增長了672.1%，而同期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則從1221元增長到僅僅8895.9元，僅增長了528.6%。城鄉居民的收入不僅在絕對值上的差距在拉大，而且在相對值上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如果考慮到非公有經濟發展後麵所隱含的居民財產差距，貧富差距顯然將更為嚴重。這種現象與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悖的。

第五，國際競爭麵擴大與創新能力不足失衡成為新的矛盾。當前我國對外開放麵臨的環境已完全不同於剛剛打開國門之時，兩者之間有著三個本質的差別：首先，附著我國經濟總量的躍升，我國傳統的“資源換投資”“市場換技術”效應正在削弱；其次，隨著西方應對經濟危機的“再工業化”進程加快以及區域經濟合作（如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趨勢的加強，圍繞國際市場的爭奪將日益激烈，再走出口導向型的老路已不可能；再次，從全球範圍來看，圍繞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競爭已露端倪，將成為大國競爭的利器。相對而言，我國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更顯突出。國家統計局《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該年度我國的貨物出口總額為22096億美元，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隻有6603億美元，僅占29.8%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科技競爭中的劣勢，顯然不利於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

（二）全麵深化改革的曆史節點意義

客觀地看，全麵深化改革麵對的問題是發展起來以後麵臨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既涉及對推進改革麵臨問題的定位和判斷，又關係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和出路。就全麵深化改革麵臨問題的判斷而言，實際上目前已經引發了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上述問題是舊計劃經濟的殘餘帶來的，其目標直接指向公有製經濟的存在以及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管製。誠然，當前我國的國有經濟和事業單位仍未完全擺脫行政化傾向，城鄉分割依然存在，政府審批權力過於集中、審批範圍過大，市場失序、重要生產要素價格尚未理順等問題還沒有完全通過改革加以解決，但這並不是徹底市場化改革的借口。換個角度看，消費不足、收入分配差距、產能過剩、環境汙染、社會保障製度不完善乃至創新能力低下等問題，顯然與所謂的舊計劃經濟殘餘無關，更不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所造成。相反，這些問題卻往往與市場經濟固有弊端相聯係。

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曆史節點意義來看，解決上述問題仍然需要回溯到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的問題上。前一類問題主要關係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的問題。而後一類問題則關係到如何堅持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的問題。顯然，與改革開放初期單向度地引入市場機製促進生產力發展不同，全麵深化改革麵對的任務是雙向或雙重的：一方麵，在全麵深化改革中仍然需要加大重視商品經濟的發展規律，發揮市場調節配置資源的功能；另一方麵，又要通過經濟發展來不斷加強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因素，或者說是增強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從而保證社會主義製度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完成前一項任務，可以更好地實現穩增長、轉方式、調結構和增效益的目標。而做好後一項工作，則有助於化解競爭性市場機製的負麵效應，避免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高房價、高藥價、亂漲價、低福利、貧富分化、就業困難、食藥品安全、行賄受賄嚴重、勞資衝突頻發、城鎮化質量不高等問題。具體而言，使全麵深化改革具有曆史性意義的，至少體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麵：

第一，推動經濟現代化和國家管理製度現代化的同步實現。國家管理製度是屬於上層建築範疇，經濟現代化屬於經濟基礎的範疇。國家製度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是一般性規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社會和國家事務管理麵臨的問題更複雜，需要協調的利益關係更加繁亂，這就需要建立更加完備、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國家製度體係對其加以調整。製度體係的更加完備、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既意味著它將不斷降低國家治理的費用和治理成本，也意味著它將更具有執行力，更意味著它可以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方麵，這將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從改革初期的增長優先轉向“五位一體”的發展。國家製度及其執行能力集中體現為國家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因此，在全麵深化改革階段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使新一輪改革更加具有係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客觀地說，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我國在現代國家製度方麵天然具有後發優勢，可以通過“製度學習”效應，即借鑒先行國家經驗來避免或少走彎路。與私有製基礎上的西方國家治理體係本質上為壟斷資本服務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製度體係由於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為前提，將更符合全社會的共同利益和長遠利益，也更具有變革性和活力。

第二，致力於由相對富裕和先富帶後富向共同富裕的轉變。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訴求，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分配公平隻有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實現。不過，在分析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時，我國曾經受到西方經濟學思想觀點的幹擾。在一段時間裏我國經濟學界有些人曾經以“庫茲涅茨曲線”假說，來論證分配收入差距的合理性，認為分配公平會隨著經濟發展自發地實現。在實踐中，有人甚至喊出了將效率公平置於分配公平之上的口號，這種現象在近些年來才逐步扭轉。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迪更是在《21世紀資本論》中，通過長期的曆史數據分析對此給予了有力的回應。實際上，私有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占有生產資料的企業主和勞動工人之間的巨大收入鴻溝，從長遠看是不利於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的。因而，全麵深化改革中積極發展社會主義因素，堅持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堅持推進勞動和資本共享型的企業製度和合作製經濟，是轉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由之路。無論是推動混合所有製改革，還是確立公有製經濟戰略和公益導向，都將有助於按勞分配為主體分配格局的形成。堅持按勞分配，發揚經濟民主，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參與管理權

利，將大大推動在全社會形成尊重勞動、鼓勵創造的環境，使共同富裕議題提上日程。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在當前轉向全麵深化改革的過程中，我國將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體現出來，提出“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奮鬥目標，具有特定的政策含義。一方麵，它使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從理論上與西方國家虛偽的福利製度相區別，另一方麵，它又從實踐層麵有力糾正了單純市場決定論的全麵市場化主張，有利於我國和諧社會的實現。

第三，開啟創新驅動引領社會主義國家大國崛起的新局麵。科技創新引領大國崛起是經過曆史反複印證的經驗。從蒸汽機、造船和航海技術、鐵路技術和運輸革命到航空工業革命，從石油工業發展到化學工業和生化技術革命，從電子通信技術革命到互聯網技術和信息革命，從電能技術到核能工業發展，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都會引起國際經濟關係的大重組和部分國家的率先崛起。在當前世界產業結構升級不斷提速的趨勢下，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將使得新一代IT技術、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技術、語音計算不斷被引入現代經濟生活，使得3D打印等數字化製造過程成為新的工業化熱點。通過全麵深化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為我國加入和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創造良好的條件。我國是一個大國，具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充沛的資源，也有雄厚的物力基礎，完全可以在大數據時代占領先機，在綠色能源等新能源技術和太空技術方麵占領國際競爭的製高點。當前我國高鐵技術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已經充分展示出我國在科技創新上的潛力和巨大應用能力。可以預見，利用社會主義公有製和國家調控能力基礎上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我國可以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導致的大國競爭中率先崛起，使中國模式中社會主義因素的影響力日益擴大。

第四，轉向經濟全球化倒逼機製下的自主開放。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既帶來開放的利益，又常常使落後國家被鎖定在增長陷阱中。客觀地說，在開放中跨國企業的進入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國經濟注入了活力，2001—2013年的十二年間，我國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從468億美元增長到1176億美元，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不過，深入分析就可以發現，外商對我國直接投資多以汙染企業、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等為主，既破壞生態環境，又因能源資源消耗過大導致進口依賴嚴重。2013年，我國煤進口量達3.27億噸，累計進口原油2.82億噸，成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同期，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1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2500多億美元，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由於處於國際生產體係的價值鏈底端，生產和貿易利益卻微乎其微。盡管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但在高技術領域和新型服務業領域，我國卻麵臨著各種無形的封鎖。與貿易大國極不相稱的是，我國在國際市場中往往沒有相應的價格話語權。全球化形成的這種倒逼機製，使我國發展服務業和新型產業的緊迫性越來越強，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的壓力日益加大。可以相信，在全麵深化改革中，通過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擴大開放，掌握價格話語權和開辟本國資本的國際投資空間，將有利於我國逐漸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在資本開放上堅持本國核心利益，在國際貿易中保持本國利益優勢。

第五，更加展現中國特色的內涵。一般來說，盡管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不同的認知，對中國模式成功原因也存在諸多爭議，但在以下兩點應當說是共識大於分歧：一者是其社會主義目標的取向以及社會主義經濟製度所奠定的基礎，二者則是中國道路中對舊文化的改造和人類先進文化成分的借鑒。毛澤東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無疑，中國革命的成功以及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建立是使中國人民擺脫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基本前提，而對舊文化的改造則是在前者基礎上激發勞動人民創造性的重要條件。全麵深化改革同樣將繼承這一重要的曆史遺產，並在新的曆史階段將其化作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動力源泉之一。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那樣：“西方觀察者不應低估這樣一種可能性：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活力與自身保守的、穩定的傳統文化熔為一爐”，“如果中國能夠在社會和經濟的戰略選擇方麵開辟出一條新路，那麽它也會證明自己有能力給全世界提供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的禮物。這個禮物應該是現代西方的活力和傳統中國的穩定二者恰當的結合體。”在全麵深化改革的語境下，中國特色與道路自信、製度自信是相互關聯的，雖然它並不直接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產生衝突，但其本身卻構成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的基礎。中國夢的戰略構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提出，正是新時期中國文化進入國際話語權體係的一個展示。

（三）全麵深化改革必須堅持的基本內涵

全麵深化改革是中國道路的目標選擇與發展途徑的統一。社會主義製度的目標選擇是中國道路的必然結果，根據初級階段國情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同樣是中國道路的客觀要求。習近平同誌指出：“道路問題是關係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全麵深化改革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和中國夢宏偉藍圖的基本保證，它的主要內涵來源於中國道路，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全麵深化改革指向與中國道路曆史選擇的統一。全麵深化改革根源於中國道路的曆史選擇。中國道路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國人民的曆史選擇。中國道路之所以行得通、走得寬，就在於它根植於人民在社會主義製度建立中的曆史選票，根植於人民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主動參與和積極支持。中國道路作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是一條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這在本質上要區別於西方國家曾經走過的資本主義發展之路。

中國道路的獨特性在於其不同於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即根據中國國情走出了一條適合中國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新路。俄羅斯學者久加諾夫比較了中國道路與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道路的異同後，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成功=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完全可以說，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獨立自主發展的曆史性探索，為中國改革開放並走向世界競爭奠定了巨大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而改革開放後在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曆史性探索，使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這兩個社會主義的主題得到了新的闡釋，不僅創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也給世界各國提供了觀察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視角。中非關係專家丹尼爾·拉誌指出：“中國獨特發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國際社會，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關注，成為與後殖民主義時期其他現成經驗不同的理念和新的發展援助的來源。”

顯然，中國道路遵循的方向，是在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前提下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事業，而這也正是全麵深化改革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拋棄社會主義製度的內在屬性推進全麵深化改革，隻會和蘇東國家一樣，犯方向性的錯誤。全麵深化改革唯有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以進一步激發人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條件，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煥發出超越當代資本主義的高效率和新優勢。

全麵深化改革是中國道路發展過程中的新征程，這一新征程不能脫離中國道路的語境而前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實踐主體、利益關係、價值目標等均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當前推動全麵深化改革，強化的也正是這些區別於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發展因素。換言之，既強調對中國道路中社會主義因素的堅守，又注重對重新凝聚發展共識和激發經濟發展活力的積極探索和創新突破，這才是全麵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所在。

第二，最大公約數思想與中國道路實踐主體的統一。中國道路深刻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是曆史前進動力的論斷。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時期，人民群眾的集體選擇都是決定事業成敗的終極因素，這種集體選擇是一種凝聚大多數人意誌的曆史合力。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把最大公約數找出來，在改革開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人民是中國道路的實踐主體，中國道路的開辟和前行，體現的是人民的共同意誌和整體利益。同樣，全麵深化改革隻有代表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才能不斷取得成果。

人民群眾是中國道路的實踐主體，因而也是全麵深化改革的最大利益群體。尋找最大公約數才能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必須看到，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使人民當家作主內涵於中國道路的價值目標之中，這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前提。在深化改革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就是要以人民群眾的長遠和根本利益為最高利益。全麵深化改革思想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為重要落腳點，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體現，從而也確保了全麵深化改革與中國道路在價值層麵的內在統一。

需要看到的是，全麵深化改革麵對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現實。不可否認，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人民整體利益有了質的提升。但也要看到影響群眾利益的消極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例如：在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群體之間還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勞動者利益被忽視的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並產生負麵效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生態建設之間還存在著不平衡現象，社會保障體係建設滯後，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又如，在居民收入上當前我國的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城鄉之間差距在拉大，特別是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交織；在國內資本和外資利用上政策存在不合理傾斜、重技術引進輕自主創新的思維還廣泛存在；等等。隻有從扭轉這些現象出發推動全麵深化改革，才能使改革符合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群眾的利益，從而最大限度地贏得人民對改革的支持。可見，在全麵深化改革中尋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既是堅持群眾路線發揮人民首創精神的要求，更是實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宏偉藍圖的重要保證。

以最大公約數思想指導全麵深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製度，特別是完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基本經濟製度。必須看到，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使人民當家作主內涵於中國道路的價值目標之中，這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前提。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作為價值追求的中國道路，其力量之源來自於公有製基礎上的平等、效率和合力，在新的曆史時期這也是推動改革全麵深化的力量之源。習近平同誌指出：“堅持和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重要支柱。”在2014年“兩會”安徽代表團上，他強調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可見，在全麵深化改革中，隻有通過鞏固公有製經濟主體地位，進一步圍繞完善公有製實現形式深化改革，才是維護人民群體整體利益的基石。實際上，

正是由於中國道路下的製度框架約束，我國才得以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雜音和幹擾，有效防範了“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改革模式，避免了踏入蘇東國家和拉美國家經濟改革陷阱的命運。這是中國道路的經驗結晶，也是從我國改革開放曆程得出的重要結論。

在全麵深化改革中尋找最大公約數，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共同富裕的原則。鄧小平同誌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共同富裕是中國道路的必然指向，是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體現，從而更是全麵深化改革階段的中心課題。同樣，全麵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約數也蘊含在中國夢的戰略設想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意味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價值體認和價值追求，意味著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能在為中國夢的奮鬥中實現自己的夢想，意味著中華民族團結奮鬥的最大公約數。”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中國道路的出發點和曆史歸宿，是人民創造曆史、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內在要求。實現中國夢需要新的發展動力，這個動力隻能來自於人民群眾。一方麵，堅持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中國道路，是引領當代中國發展和進步的前提。另一方麵，隻有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不斷以社會主義優越性凝聚人民，才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不斷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從而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因此，中國道路的實踐主體仍然是全麵深化改革的動力源，從而也必然是實現中國夢的力量主體。

第三，民生建設思想與中國道路價值目標的統一。中國道路是國家獨立富強和人民解放之路，更是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之路。民生改善是國家富強之本，民族振興之基。中國道路的價值目標始終是與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改善分不開的。中國道路體現的是作為國家整體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目標，也體現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具體的、切身的利益。應當說，經濟、文化、社會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的切身利益，共同構成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價值目標體係。當前，在全麵深化改革中進一步加強民生建設，在更廣泛地實現社會公平的基礎上力求更普遍地改善民生，這是對中國道路價值目標的具體化和明確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推進全麵深化改革，必須以加強民生建設和提高人民幸福指數為歸宿，這是對中國道路價值目標在曆史新時期的全新詮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可見，全麵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設思想，體現的是以人為本的民生觀，其直接的指向則是以幸福指數為標誌的民生內涵。這一內涵既包括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也涉及人民生活質量的全麵提升；既體現為人民精神文化消費能力的增強，也包括著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的改善。可見，全麵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設思想，是經濟發展、分配公平、社會保障完善、社會公平正義和生態環境良好的綜合性概念 ，是對狹義民生內涵的充實、豐富和拓展，更能全麵反映出中國道路價值目標的真諦。

加強民生建設是中國道路新征程的重要內容，既內在於中國夢的戰略設想之中，又體現為全麵深化改革的具體任務。回顧曆史可以看出，人民群眾之所以支持和擁護改革開放，是因為改革開放使他們得到了具體的實惠，民生問題得到了具體的改善。可以說，改善民生是我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在全麵深化改革中加強進一步民生建設，是由黨的根本宗旨決定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麵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堅持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麵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曆史經驗均表明，所謂的“庫茲涅茨曲線”從長期看並不成立，單純地快速的經濟增長並不能自發地促進分配公平。相反，分配不公導致的一係列民生問題還往往會拖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使發展成為無源之水。因而，期望在經濟發展起來以後再來改進分配問題，或者普遍地改善民生，是一種天真而又短視的想法。顯然，民生建設等不得也拖不得，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國家整體經濟實力已經大幅提升的今天，更應該將民生建設作為突出而又緊迫的問題來解決。隻有解決人民群眾最困難、最現實、最關心的問題，以“群眾利益無小事”的原則統籌改革，中國道路才能走得更穩、更寬廣。

民生建設的路線圖體現的是中國道路價值目標在曆史新時期的實現過程。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時強調：“要像抓經濟建設一樣抓民生保障，像落實發展指標一樣落實民生任務，民生工作麵廣、量大、頭緒多，一定要注重穩定性、連續性、累積性，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幹，一任接著一任做。”這就為我國圍繞民生領域的全麵深化改革設計了科學的路線圖。一方麵，正如改革初期在經濟體製改革上“摸著石頭過河”一樣，民生問題的解決也是一個較長的曆史過程，隻能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逐步得到解決，因而需要注重穩定性、連續性和累積性；另一方麵，將民生問題提升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可以增強其緊迫性，同時也可以有效克服脫離民眾基本利益、片麵追求發展速度的傾向。

從本質上來說，中國道路視野下的民生問題在深層意義上是關係到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根本問題，它同時還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因而，全麵深化改革中的民生建設思想完全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福利個人化”方案。馬克思主義認為，活勞動是價值的源泉，經濟增長歸根到底是由勞動者的素質和作用決定的。民生問題涉及到就業、住房、消費、養老、教育、醫療、生態等各個領域，是經濟發展成果的直接體現，也決定著勞動者素質和作用的發揮。民生建設滯後，必然會影響勞動者素質的提升和勞動積極性的提高，不利於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客觀地看，在過去的改革中，我國還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重經濟建設輕社會建設、重經濟增長輕民眾福利的傾向。扭轉改變這一局麵，需要在全麵深化改革中進一步確立守底線、保基本的民生保障機製，既有利於從根本上消除人民群眾的後顧之憂，又有利於給企業施加壓力，促進其提高勞動者素質、改進技術和有效利用資源。顯然，在經濟新常態下，民生建設可以成為我國加快從要素驅動發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的加速器。

第四，全麵深化改革目標任務與中國道路內在規律的統一。中國道路具有自身的內在規律，它不是一條移植的道路，而是由中國內部因素主導生成的發展之路。中國道路既立足中國國情，又是主動對世界形勢的適應性變革。同樣，全麵深化改革也需要從做好自己內部事情入手，並不斷適應外部世界的變化。中國道路既要解決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使命，也要麵對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相應地，全麵深化改革的目標和任務也要反映這種客觀要求。

全麵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服務於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這是堅持中國道路必然得出的結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為的就是更好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基礎。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一方麵有賴於全麵依法治國，切實維護憲法的權威；另一方麵則要對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製機製和法律法規進行調整，通過構建新的體製機製和法律法規，保證各方麵製度的更加科學和完善。製度體係建設是治理現代化的前提。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誌就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麵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製度。在這個製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顯然，國家治理體係現代化的核心是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體係，這也是當前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從中國道路的發展規律看，在社會主義製度體係已經確立的前提下，隻有實現國家治理的製度化、規範化、程序化，才能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從而將社會主義製度的優勢轉化為現實生活中的效率和競爭力。可見，在全麵深化改革的目標設計中，治理能力現代化同樣不可或缺。這就意味著要增強按製度辦事、依法辦事的意識，使國家治理轉向善於運用製度和法律來治理的軌道上來。

堅強的政治保障是中國道路的基石，也是推進全麵深化改革的前提。中國道路的成功，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樣，在新的時期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麵深化改革的領導，也是改革成功的前提條件。中國道路的曆史經驗表明，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和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的統一，是總結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結論。隻有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各項改革措施才不會落空。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一方麵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另一方麵需要全麵從嚴治黨。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有利於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和督促落實。加強執政黨自身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全麵從嚴治黨特別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可以促進執政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法製化，進而保證全麵深化改革目標的順利實現。在全麵深化改革時期，任務越繁重，就越需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全麵深化改革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在中國道路的探索中，中央和地方關係、地區和部門間的關係以至政府和企業關係，一直是影響積極性並需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好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對於促進微觀經濟效益的提高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並不矛盾。習近平同誌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在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強調：“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可見，全麵深化改革的體製目標既非新自由主義者眼中摒棄國家調控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體製”，也非某些人指責改革向舊體製回歸的所謂“半統製經濟”。正如中國道路中群眾路線和黨的領導相互聯係一樣，在全麵深化改革中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也是相互依存的一個有機整體。發揮好兩者的有機結合作用，全麵深化改革戰略設想的實現是指日可待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