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潮撐持 忍辱負重(1/3)
父親極少對家人講述自己的經曆。他總是說：不要從我的過去了解我，要從現在和將來了解我。1967年春和夏，我們父子相處的最後兩段日子，他被隔離監禁，我被特許出入，為簡單照顧他的生活，我成為唯一在他身邊的親人，也是唯一能與他獨處交談、又無可忌憚被牽連的人了。他很想知道社會上的質疑，也願回答詢問。遺憾的是，16歲的我懵懂無知，對所聞死記硬背。僅憑少年強記，不舍經年捉摸，按圖索驥、補學舊史、尋求新解。漫憶中，穿插點綴了一些他的敘述。
1927年10月，父親化裝成水手從廬山潛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時的中國共產黨，基本由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組成。局勢異常混亂，內外極端複雜，身處殘酷險境，我黨非常幼稚。幾十萬革命者慘遭殺害，激發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集體趨同“左”傾冒險主義，到處發動起義暴動、“飛行集會”，更招來不必要的損失。而局勢險惡，敵我難辨，又導致關門主義，不聯係廣大群眾，不聯合中間勢力，拒絕必要的妥協。
父親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切齒憎恨、義憤填膺，但冷靜分析形勢，他認為革命處於“低潮”，“依城市看來是低落的趨勢”，一些“鄉村看來是高漲的……但還不是有意識的行動，隻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應采取低潮時的保全防衛，反攻也是防禦性的。他提出，中央對暴動要有適合工農群眾的綱領，“對暴動的軍事計劃而以為是軍事投機，這是中央的錯誤認識”。1928年2月1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特別會議認為，“劉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觀點，如不改正是大成問題的”。
批評歸批評，幹事歸幹事。父親向我敘述：白色恐怖中，安源是被封鎖的重中之重，中央的黨費來源成了大問題。為送大批主要領導赴莫斯科開“六大”，急派劉少奇“以全國總工會特派員身份”“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領導”，到長辛店鐵路工廠（原黨費第二大來源）和京東唐山路礦（原黨費第三大來源）催繳上解黨費。以前，這些經費多半返還“北方黨”自用，此時中央急調，引起順直省委不滿，從政治上反中央，又鬧經濟主義截留扣款，甚至明搶暗奪財物。3月底，中央幹脆授權正在當地交涉的劉少奇，同時以“中央委員指導順直省委工作”。
令我印象頗深的是，父親多次講到黨和軍隊的經費等“物質基礎”。至今，正史上鮮見這方麵的論述，除了查訪共產國際的部分資料外，國內黨費和軍供，各種來源與開銷，仿佛空白。我們常說：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關注和挖掘這一重要方麵，或許可幫助我們理解當年的許多情況，開辟研究的新領域。為此，下文幾處還將涉及，不再提示。
回到當年，順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豫北、魯西和陝北等廣大地區黨組織。
中國的北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政府，長期被直係、皖係、奉係軍閥竊取占據。當時，張作霖統治了黃河以北，對抗國民黨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壓共產黨。
置身北方的中共，沒有“南方黨”的“國共合作”大發展期，群眾運動受限，黨內清談多、實幹難。僅1928年前一年多裏，就數次遭破壞，半年中黨員總數從3000名銳減至1024名，領袖李大釗的英勇就義，激勵了革命精神，卻留下黨內領導空白。加之共產國際挑剔中共領導層的成分出身，各級組織大量換上工人當領導，“幼稚的黨換上無知的頭兒”，“變成清談俱樂部，不做任何工作”，空談主義更加盛行，形式主義大行其道，無原則糾紛層出不窮，“可以說是幾年來各種落伍分子的集堆”，思想極度混亂，組織極端渙散。
父親到順直艱難地開展工作。他反對冒險又克服關門，提出要真正發動群眾、吸引群眾跟隨黨，必須打抗日的旗幟。
1928年4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桂（李宗仁）“二次北伐”。5月3日，民眾歡迎北伐軍進濟南，日本駐軍公然屠殺幾千中國軍民，製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全國震怒。劉少奇順勢安排工作，為省委起草發出“十五號通告”，宣傳群眾，做暴動準備，預置力量。他一貫反對倉促盲動，強調低潮防禦必須要有“適合的綱領”和“軍事計劃”，被批在前。此時，卻又怪異地被中央領導指責為“有盲動趨向”。
6月，張作霖與北伐軍對戰失利，敗北退回“滿洲”，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一怒之下宣布“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中國。
煽動鬧經濟糾紛的中共順直省委書記王藻文頻出糙招兒，帶頭支持國民黨北伐進占京津，導致多級組織爭執驟起，“流氓無產階級把黨鬧得一塌糊塗……凶橫一時，大批流氓投降敵人”。劉少奇嚴厲批評，製止混亂，力主“快刀斬亂麻”。中央則更為火暴，決定改組省委，撤換書記和常委。
此時出了件事，頗具戲劇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形勢時，斯大林說中國革命現在“不是**，是低潮”。李立三則辯解，還是**，還有工農鬥爭。斯大林反駁：“低潮時也有浪花”。斯大林這話幾乎與父親的說法一樣。斯大林的話幾近“聖旨”，會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錯誤。作為中央委員的劉少奇沒能上會，正在順直省委苦鬥，“六大”將他的“低潮問題”一風吹。因改組省委、撤換書記，父親被中央任命為“特派員，代行順直省委職權”的同時，被“六大”（取消監察委員會、設立審查委員會）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委員，後當選為該委員會主席（另記載為書記）。
然而，才下眉頭，又上心頭：斯大林否了“**”，中共中央就換成“兩個**之間，促進新革命**”的口號，特別強調“指導機關的工人階級化”。被撤換的省委書記王藻文，同時卻當選中央委員。他先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東黨組織向中央“請願”抗議，後又帶頭鬧得新省委工作停止，“毫無顧忌的鬧起來。愈鬧愈糟，愈糟愈鬧的厲害，到現在順直的黨鬧的不像樣了”。為製止清談糾紛和派別亂鬧，“代行省委職權”的劉少奇，暫停京東組織活動，並針對“玉田起義”失敗後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轉向為起義暴動奠基。
須知，那是在“七七事變”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變”還早三年。父親就提出：“在軍隊中做組織與宣傳工作，在工農群眾中做軍事組織與訓練工作，實在是本黨最嚴重的任務……爭取廣大士兵群眾參加革命是最
主要的軍事工作”。必須讓民眾看到日軍對滿洲、山東以至華北的吞並企圖，特別是在京東地區（天津、塘沽、唐山一帶），抗日的主張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後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山東多地起義和冀東（京東）大暴動（又稱“冀東大起義”）中，在創建的根據地和解放區裏，才驗證出劉少奇的先見之明、先行之遠。
白區工作，不似沙場，也是戰場！外間，不計其數的烈士被砍頭槍殺；內裏，沒完沒了的上下爭鬧糾纏。可想父親當年奮鬥之凶險與艱難。
吾謀適不用，隻緣知音稀。1928年11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告全體同誌書》和《中央通告十九號》，強調“職工運動是黨的最主要的群眾運動”，必須“堅強黨的階級基礎……樹立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因換掉原省委書記引發的“京東問題”，中央政治局認為：中央的路線正確，方法不足，嚴厲批評父親的“快刀斬亂麻”，“在工作中有取消主義的觀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義的錯誤”，並接受“請願團”的訴求，恢複京東組織活動，開會重選省委等。
劉少奇立表“堅決不讚成”，在承認自己“缺乏說服精神”的錯誤後，認為實際狀況已陷於“極端民主化”和“鬧經濟主義”，中央的指示“實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糾紛……爆發，客觀上會使順直黨的糾紛更加發展”，外殺內鬥，如臨深淵！
中央堅持開會改組省委常委，開除王藻文的中央委員，父親做檢討。之後，“決定劉少奇調上海工作”。
對這一段混亂的情況、矛盾的決定、含糊的評價，我查了許多資料，一頭霧水、整不明白。彭真（原名傅茂公）叔叔當年任順直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我去拜望，直麵訴苦。老人家說：“我們一直就沒講明白，你怎麽能看明白？”看我尷尬的傻樣兒，他讓我查閱周恩來1943年的多次講話，說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和他本人，可能還有羅邁（李維漢）、康生都在場，應視為黨中央的當事人都認可的結論，肯定是中央批評處理錯了，劉少奇正確。我尋覓多年，終於看到周恩來的講話（記錄稿）片段，為解答劉少奇、陳雲對中央處理順直省委和“京東請願團”問題的質疑，專事作說明。大意是：向忠發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調和主義”和“宗派主義”（其中牽涉許多領導人）方式，錯誤處理了順直問題。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父親走後不久，王藻文公開策動分裂，拉幾十上百工人和黨員投靠國民黨。中共中央不得不急令“紅隊”采取極端方式“鋤奸”！胸中兩槍的王垂死報複，王的老婆帶引國民黨特務警察大肆搜捕共產黨，製造了空前的毀滅性破壞。從省委領導到大量黨員被捕、順直省委崩潰，多數組織失聯、活動暫停。幾近癱瘓的實踐結果，已證明劉少奇是正確的。
1929年4月，中央特派員謝覺哉巡視東北後向中央報告：“滿洲的環境是很好的……我們黨的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需要一個有本事的領導者，首先做點斬除荊棘的墾荒工作……”父親回上海工作數月，6月又被派往滿洲省委任書記。
按說，在革命順利發展時，容易忘乎所以，而我黨卻反而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當革命遭遇逆境，應該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滅敵人，而我黨倒過來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錯誤。這在國際共運中，實屬罕見。
1929年初，斯大林開始清算布哈林，展開轟轟烈烈的“反右傾運動”，免除布哈林共產國際主席職務，將其與托洛茨基（1927年已“清洗”）同列為敵。共產國際緊跟整肅右傾，2月8日向中共中央發出重要指示信。3月15日，李立三修訂發布《中央通告三十三號》，提出，“反對盲動主義”的同時必須“反對不動主義”！4月10日《中央通告三十四號》更狠批“十足的不動主義”！這更加劇了全黨上下的思想混亂和行動失措。
中共滿洲省委，負責東北（今東三省及內蒙古東三盟等）廣大地區的工作，本就基礎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壞，僅百餘名黨員。劉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與叛徒破壞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主觀上這種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錯誤”。
父親剛到奉天（今沈陽）不久，出了意外。他與省委二號人物孟堅（孟用潛）到紗廠了解罷工準備情況，由於叛徒告密，在大門外被廠衛抓捕。關押十多天後法庭宣判“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他與死神擦身閃過。這既突顯出白區工作事必躬親的涉險實幹，又反映出當時革命環境之惡劣嚴酷。
插段後話：這次經曆，與1925年國共合作時父親以全國總工會領導人、國民黨長沙地區負責人的公開合法身份被軍閥扣押、1927年在武漢的“卷旗不繳槍”，本都是劉少奇出生入死鬧革命的殊榮奇跡功勳。40年後，卻被汙蔑構陷為奇恥大辱的“罪行”。新中國的老一輩曆史學家呂振羽，“**”時身陷獄中感懷賦詩：“三頂帽子絕代冤，忠奸功罪全顛倒”。作為“中國最大的冤案”載入史冊的，其知名度和曆史分量，遠超劉少奇當年赴湯蹈火的奮鬥和事實本身。然而，史實鐵定！古今中外，史學界都遵循公正：榮辱分明，毀譽同當——偽證錯案的侮辱愈甚，證偽翻案後榮譽愈高。
回到1929年的東北，5月張學良沒收了中東鐵路，為此與蘇聯發生軍事衝突並慘敗。共產國際指示發動“武裝保衛蘇聯”運動，7月17日，中共中央提出必須擁護蘇聯，抗議張學良，不能沒收蘇聯的鐵路，要舉行大罷工。可是，抗議中國人沒收中國境內的鐵路，在群眾中很難做工作。因鐵路當局驅逐了蘇聯的管理人員，自己搞不成，隻好又請白俄的原班人馬，恢複那套資本主義管理辦法，解雇工人、停發“花紅”（類似現在的效益分成獎金）等。劉少奇抓住這點，提出“擁護紅毛子，打倒白毛子！”把擁護蘇聯和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緊密聯係起來，發動工人為自身利益，反對失業、爭得“花紅”，集體怠工抗議，取得成功並保全自身。當時，無論在東北還是全國，這都是工運中少見的勝利。恰當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父親主持省委作出《決議》：“根據目前滿洲客觀環境的必要和可能，必須堅決的盡可能的采用公開活動的策略（但須防止合法的公開主義的錯誤），同時與黨的秘密工作發生很好的聯係”。省委“提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舉起抗日救國旗幟來凝聚滿洲民心，感化張學良及其軍隊。父親派省委組織部的楊一辰，聯係東北大學附中學生，支持辦好進步刊物《
冰花》。1929年11月9日，我黨領導在哈爾濱成功組織了以學生為先鋒、各界參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傳了群眾，得到廣泛認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發展了組織。
省委指示“即刻組織反帝大同盟”，劉少奇派任國楨、饒漱石、趙尚誌開展群眾工作，還向中央請求派“有能力的代表來公開活動”。很快，在幾十處地方建起公開的分會，同時秘密發展黨員。這在“白區”還是空前的。亦可謂，“不以道昏而昧其視”。
旗幟卷起、抓槍沒變。劉少奇在奉天，就以海軍部中校副官身份，住在講武堂宿舍。他指示省委：“奪取敵人軍隊的下級幹部，無論在軍事陰謀或在敵人軍隊建立我們的工作基礎，都是有意義的。就在製造我們黨自己的軍事幹部，也有大的作用”。繼而在省委成立軍委並親自主持，開展兵運、秘密武裝。為此，他向中央去要幹部，趙尚誌是他要來的，楊靖宇是他指派的，並送他們去上海或省委的培訓班學習，“效果作用比較大”。楊靖宇任撫順區委書記，以前在河南搞兵運暴動，沒在白區工作過，父親交代：你的主要任務還是搞兵運，這你在行。
劉少奇派省委秘書劉伯剛到上海培訓，歸來後利用我特科地下黨人、講武堂教官趙唯剛聯係安排進東北講武堂當學員，先後發展了十多名師生為中共黨員。同時，父親還派遣多人進入東北軍，從事秘密工作。後來，竟然還在激憤反日的朝鮮僑民中做工作，發展大量黨員。
需要強調，以上的成績是在父親“光榮脫險”後，我黨極其弱小、內外極端複雜、環境極度險難時取得的。僅僅幾個月裏，在“影響非常小，可謂等於零”之地“墾荒”，已經收獲頗豐了。
然而，正當需要乘勢而上，力爭再展之時，中央接連催促父親回上海。黨中央主要領導一見就劈麵斥責：“錯得該死，該打五百板子……中東路爭鬥（指擁護蘇聯罷工）可恥的失敗，是……指導機關拒絕中央的路線”，就撤了劉少奇在滿洲的職務。“中東路爭鬥失敗”，緣於主要領導變節，但劉少奇確實是“拒絕中央的（冒險、關門）路線”，靈活變通利則行、“不合於利而止”：“在形勢與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暫時避免和敵人決鬥……準備將來革命的進攻和決鬥”後來看，他確實又對了。
父親走後不久，滿洲省委也遭到毀滅性破壞。成敗判明是非。
令人慶幸的，劉少奇打下的基礎沒有白費。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中不少官兵最早拉起“義勇軍”抗日。中共東北抗聯建立，楊靖宇、趙尚誌成為最英勇的抗日將領、最著名的抗日英雄。事實證明，父親的判斷正確，工作卓有成效，為“抗日義勇軍”的湧現，為我黨領導的抗聯在艱苦卓絕中堅持鬥爭、發展力量，作出可貴的人才儲備和戰略預置。
如今，曆史時期延伸為“十四年抗日戰爭”，離不開我黨早期在順直與滿洲的鬥爭。劉少奇的遠見卓識，更突顯出難能可貴；他的領導實踐，已成為曆史大貢獻。
國破山河在，萬裏眼中明。父親的所見所為，正契合時機、切合實際，不為軍事乎？不亦國防乎？紅區和白區的正確與錯誤，正是經實踐檢驗出來，由曆史選擇判定的。
回到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張學良在與蘇聯的軍事衝突中慘敗，而回收鐵路卻成功，並得到全國各界支持。斯大林咽不下這口氣，打算直接攻取哈爾濱，推翻軍閥，建立蘇維埃，並支援武器給中共，以期發動軍事行動牽製蔣介石兵力北上。之後，中共中央加速向“左”疾進，1930年2月發出《中央通告第七十號》，可認為是“立三路線”的起始點。
被調回上海忙碌工作三個月後的1930年春夏，劉少奇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趕赴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執行局委員留會工作。父親提出利用合法工會（當時貶稱“黃色工會”）“來進行我們的工作，廣交朋友，爭取……下層工人群眾”的正確主張，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政治帽子。
父親在莫斯科戴帽挨批時，國內正值“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登峰造極，要“通過一省或幾省暴動奪取全國政權”。從6月到8月的三個月後，共產國際緊急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召開六屆三中會議批判李立三，但“左”傾路線沒有糾正。正因劉少奇堅持反對李立三的“**論”與“調和主義”（見上順直省委段），被斥為“老右”。也恰恰如此，證明父親果然不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時，中共中央急需經驗豐富的老同誌擔負重要工作。父親曾被稱為“工作過多年……最老的一個同誌”（向忠發、周恩來語），鑒於順直、滿洲兩省委的興衰成敗，實際上也證明了誰的主張正確，中央任命劉少奇為江蘇省委書記，派已被免職的李立三赴蘇接替劉。然而，還是赤色職工國際牌子大，不放人。父親就戴著帽子，襟懷坦**，努力工作，堅持抗爭。而中共中央再三“請求共產國際允許不去莫斯科”“暫不到國際”的李立三，也不得不掛了個名義赴蘇聯。
劉少奇與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處共事。剛到安源時，同為中共湘區執委、父親受立三叔叔領導不到半年，他們又共同致力於建立和壯大漢冶萍總工會。以後的革命運動中，李立三在中央領導，他們多有合作，常有爭論，堅持己見，熟悉而又獨立。此時，劉當“老右”屢屢挨批——作為執行局委員留赤色職工國際；李因“極左”撤職送學——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駐職工國際。不知道老夥伴能否吵個明白？我揣摩，或許都心知肚明，“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我隻知道，老哥倆還挺融洽。新中國成立後，關於工會問題有場爭論，劉、李兩位最老的工人領袖觀點一致，是後話了。總之，他們不徇私情、不計私怨，保持友好。“**”中，無端蒙難同歸——“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共產國際十分不滿中共中央在“立三路線”上的“調和主義”立場和態度，對所謂的“老幹部”徹底失望，轉而急於換上留蘇學生。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三個月後的1931年1月，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導演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王明胡亂批判、否定一切，米夫主持，改組中央。估計正因為在紅區、白區的“右傾”與“反潮流”（反對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主流），使沒有參會的毛澤東（37歲）和劉少奇（32歲）同時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後的曆史卻搬演更“左”的、更慘烈的大悲劇！否極泰來，血腥的煉獄反而造就更雄壯、更輝煌的大事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