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第1節不眠之夜
一九七九年仲夏，美國康乃狄克州一個名叫伯靈敦的寧靜小城徹夜未眠，全鎮大批居民摸黑出動，拿著手電筒分道四處尋找一個名叫喬安娜的十二歲女孩，一名天真活潑的中學生。喬安娜參加夏令營的遊泳活動，和其他參加活動的學生一樣，在下午兩點散營後就各自回家。在開營的頭幾天，喬安娜天天騎著腳踏車準時回家，但是當天下午，她的母親在三點鍾後仍沒有看到喬安娜的蹤影。
喬安娜的母親猜想喬安娜是在散營後到同學家逗留了一會兒，就沒有將她的晚歸放在心上，覺得她會在四點鍾前回家或打電話回家，但是過了下午四點鍾，喬安娜仍毫無蹤影，也沒有打電話回家。她媽媽急急忙忙打電話給喬安娜的同學，這些同學都說喬安娜散營後沒有去他們家，以往和喬安娜一起回家的同學也說喬安娜下午兩點散營後就離開夏令營，獨自騎車回家。
喬安娜的父母在傍晚找到了夏令營的主辦人員。他們也證實散營後喬安娜單獨一人騎著腳踏車回家了。
喬安娜與家人的關係恨融洽，平日與父母親很親密，也很聽父母的話，在親友的眼中，是個乖女孩。她的老師也說她平時與同學和睦相處，人緣很好，不是叛逆型的孩子。
自從參加夏令營後，同學都說她十分開心，根本不可能私自離家出走。
伯靈頓的居民大多是中等收入的白人家庭，從來沒有發生過孩童失蹤的案件，聽到喬安娜沒有回家的消息後，警察馬上組成一支二百多人的搜索隊，開始延著喬安娜到夏令營必經的山林小道及附近地區搜索。
“喬安娜！喬安娜！”的叫聲此起彼落，隻聽到山穀傳回“喬安娜！喬安娜！”的回音，天亮了，搜索仍沒有任何結果，沒有人見到喬安娜的蹤影，警方也沒有接到任何線索。
警察局發現事態嚴重，第二天便組織規模更大的搜索行動，喬安娜的父母趕緊經喬安娜的照片印成傳單，在鎮上四處散發，看到人就拿著傳單問“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女孩？”平時喬安娜會和附近小孩拿著糖果挨家挨戶地推銷，替學校籌集經費，許多居民對喬安娜有很好的印象，因而更多人主動加入了搜索隊伍。
喬安娜失蹤的第二天，分頭尋找的三支搜索隊仍找不到任何線索。就在太陽快要下山時，在山區地帶搜索的一名隊員在離夏令營不遠的樹叢深處，發現一個土坑裏**出一點白色的東西。大家趕緊跑過查看，原來是一雙白色的球鞋，再掃開滿地的樹葉，發現了一具女孩屍體，已經被燒得麵目全非，根本無法看清其麵容。
搜索隊連忙將喬安娜的父母找來辨識，雖然屍體已被燒得五官全毀，但是從屍體的體形及衣著上，他們認出這具屍體很可能就是他們那原本天真可愛的嬌嬌女。喬安娜的母親看到自己女兒慘不忍睹的被害情景，突然間暈倒在地。
伯靈頓的警察局和其他小鎮的警察局一樣，主要是處理一些小型案件或交通事故，當地發生命案時，往往是由州警政廳來負責協助處理。州警政廳的刑警一得知伯靈頓發生命案，馬上通知我們刑事鑒識化驗室人員到現場協助偵查。
第2節現場勘查
當時我剛接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不久，為方便上班，便在附近一個叫橙市的地方買了一戶有遊泳池的房子，好讓兩個小孩有活動的地方。
我從來沒用住過有遊泳池的房子，便向朋友們請教如何清理。趁著周末便著手清理遊泳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清理乾淨。放入清水後，整個遊泳池碧藍透底。
我欣賞著自己忙了大半天的成果，順便將椅子搬到遊泳池邊，準備全軍一邊遊泳一邊慶祝，大女兒端來了一壺中國香片，太太準備了一大盤精美的點心。
看著孩子們開心的笑容，我說：“你們真辛福，我和你媽媽從來都沒有住過這樣舒適的房子，更不用說有遊泳池了。”
女兒正嚷著要爸爸媽媽講小事候的故事給她們聽時，電話響了起來。我接起電話一聽，原來是州警政廳打來的求援電話，說伯靈頓警方發現一具焦屍，請我馬上前往現場偵查。
打電話來的刑警告訴我詳細的路線方向，叫我沿著八號高速公路向北走，從三十八號出口處下交流道，往左會看到一家加油站，繼續往西越過一些山坡就會看到一片樹林，屍體就在樹叢內，他們會在樹林外等我。
我連忙將茶杯放下，抓起義塊點心往嘴裏一塞，就急急忙忙地趕著出門，好在天黑前趕到現場。
開了四十多分鍾的車，終於看到一大片樹林。但是樹林旁並沒有警車活刑警等候。我判斷警察可能忙於維護現場而沒有派人來接應。便下車到樹林裏尋找他們。
天色漸漸暗下來，走進茂密的樹林時，光線變得更暗，四周沉靜死寂，不見人影。我向密密麻麻的樹叢喊到“哈羅，有沒有人在這裏？”，樹林裏死氣沉沉地沒有任何聲響，我連叫幾聲，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趕緊回到車內，車上的警用無線電政在呼叫著，“007，收到沒有？007，你在哪裏？”
我沒有理會這些呼叫，直接向聯絡員查問：“我是李博士，你們要我到伯靈頓的樹林調查一宗焚屍案，說好會在樹林旁等候我，我現在就在樹林處，但沒有見到你們的蹤影，現場究竟在哪裏？”
對方高興地說：“007，我們終於聯絡上你了，我們還擔心你出事了呢”什麽？我就是007？我想起來了，在出任化驗室主任時，警政廳曾給我一個大號“2056”，我並沒用記在心裏，再加上警察局聯絡員說話很快，在他們呼叫2056時，我常常以為他們在呼叫其他執勤警員而未加理會，後來我協助偵破了幾宗大案後，他們怕呼叫不到我，便開玩笑地說要叫我007，以便記憶。
對方回答說：“我們現在正在樹林中，也派了人在林邊道上等你，怎麽可能找不到我們呢”我回答：“我也在樹林裏。”
“你是在哪個樹林？”
“就是你們所說的三十八號出口左轉不遠處的樹林。”
“糟糕，我們說錯了，不是三十八號出口，而是三十九號出口，你現在不要離開，我們馬上派人過去帶領你到現場。”
五分鍾後，果然有益輛閃著警燈的警車前來引導，我跟隨著警車穿過密密的從林，終於到達了現場。
當我到達現場時，天已黑了，但是仍有一群記者和好奇的民眾在旁觀看，兩位刑警及多位當地警察局的警察正在四處走動。我心裏想，糟糕，現場可能又被破壞了。
一般來說，命案的偵破工作主要是由刑警來負責，一般警員從事巡邏工作。必須執勤多年，對刑事案件的處理有一定經驗後才能升任刑警。刑警受理案件後，要負責案件的偵查，證人及證據的收集，以及最後的出庭作證。而鑒識人員則負責現場物證的收集，化驗及鑒識，提供新線索，導正偵查方向，確認嫌犯身份及證明其犯罪，因此要成功地偵破一宗案件，需要兩者的密切配合。
當我上前向承辦本案件的兩位白人刑警打招呼以了解案情時，其中一位名叫懷特的刑警拿杯咖啡，大搖大擺地上前跟我說：“可能是連環摧花殺手幹的，我們已經知道是誰幹的，上級隻是請你來看看而已。”
我笑一笑表示：“不用擔心，再說吧”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屍體的旁邊，地上已有很多不同的腳印，屍體的頭部及衣服都被動過。我十分氣惱，責問當地的警員及警長為何沒有先封鎖現場。從來沒有處理過刑事案件現場的兩名年輕巡警支支吾吾地無以對答。
封鎖現場，是偵破案件最重要的一環。在保留完整的現場上，刑事鑒識人員才能收集到犯案者的指紋，腳印，毛發等。這些印痕及物證可能無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可以用一些化學藥品，激光或儀器將潛藏的痕跡顯現並摘取下來。在戶外的現場中，還可以從鞋印的深度及方向判斷犯案者的體重及來去路線。
刑事現場處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保全現場。第一位到現場的警員必須完全封鎖現場，不讓任何人進入，以免現場的證據被汙染活遭破壞。刑警或刑事鑒識人員，在進入現場前也必須對現場有大致通盤的了解，才能有係統地收集物證。
一般來說，天然的日光是勘查現場的最佳光線。鑒識人員往往必須與時間賽跑，至於夜間是否要在戶外的現場進行勘查就視情況而定。尤其是天氣的變化可能使許多有用的證據消失，例如，露水，植物成長，動物活動等都會埋沒物證或跡證(痕跡證據)。
例如，草麵上的沾血汙跡很快就會改變顏色而難以發現。一陣小雨可能將一些血跡汙斑完全衝走其它一些生物跡證如頭發，精液斑，尿液斑，糞便，鼻屎，皮膚組織和腦漿等等，也可能因為乾燥或被水衝走而消失。在昆蟲活動的季節，這些證據亦有可能被吃掉。
由於現場維護不良，再加上微物證據保存不易，我決定爭取時間，徹夜勘查。我蹲下來仔細在雜草從生的地麵上勘查屍體時，發現雖然屍體焦黑，手腳卻可以看出綁住的痕跡，身上的遊泳衣被脫下罩住臉部，胸部**，泳衣及臉部均被燒毀，下體和雙手也被燒焦。
人體是不可能自己燃燒的。傳統的犯罪偵查學認為，燃燒必需具備助燃物，氧氣，和熱能。八十年代的“四要素”學說則認為燃燒不能或缺助燃物，氧氣，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但是我一直主張偵查焚屍案必須采用“五要素”學說，除“四要素”學說的四個因素外，燃燒的條件還包括了引燃物。
一般現場中，氧氣，熱能和分子連鎖反應是無形的，因而偵查這樣的現場隻能集中搜查兩件東西，一是助燃物，二是引燃物。
我們在屍體下麵收集了一些土壤及殘餘物，鑒識結果證明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一般室內縱火原因有電線走火，電爐過熱等二十多種，但在樹林等戶外地區縱火引燃物90%都是打火機或火柴，鮮有例外。
警察和義警分頭到山林裏搜索，我和兩個刑警繼續在屍體旁收集證據。其他刑警站在一旁看著我們彎者腰，手裏持著高亮度的電筒，蹲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搜索。我蹲在燒焦的草叢旁搜索時，發現草叢中有一支仍未燒完的火柴棒，我便用鑷子小心翼翼地拾起，放入微物跡證的盒子裏，帶回化驗室化驗。
我想，既然火是用火柴點燃的，必然會有火柴盒，於是我叫刑警們在四周搜索，尋找火柴盒之類的可疑物證。果然，我們在距離屍體十五公尺處找到了一個用紙板折疊起來的火柴盒。但是火柴盒已被燒過用肉眼很難看出上麵的字樣。
我壓低身子聞了聞燒焦草叢的氣味，再用現場檢測劑測試了一下焦灰結果很像無鉛的汽油。
站在一旁看著我一聲不響地在草叢裏翻弄的還特，走到我麵前問道：“是用什麽助燃物來燒的？”
我回答說：“可能是汽油，一種無鉛汽油。”
懷特聽到我的回答，走過來接著問道：“你真能確定是無鉛汽油嗎？能不能告訴我是哪一個牌子的汽油？”
我回答說：“現在仍很難判定是哪個牌子的汽油，但是我可以肯定助燃物是汽油。”
雖然死者已被燒得麵目全非，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喬安娜的牙齒，指紋記錄，很快就確定死者的確是她。一般來說，刑事鑒識學有十六種辨認身份的方法，如指紋，牙齒，容顏顱骨等。如果這些證據被摧毀，確定死者的身份會相當困難。嫌犯將下體燒掉，很可能是一宗奸殺案，凶手試圖將精液證據燒毀。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使人身辨別更加容易了。即使人體的重要部位被燒毀，但是我們仍然有辦法取得指紋，例如手掌外表皮被燒毀，但是仍可從第二層表皮看到指紋，可以用頭顱骨透過電腦重建原貌。
從喬安娜臉上留下的燒焦物來看，凶手在強暴她時是將泳衣拉起，罩住她的眼睛，不讓喬安娜看到他的臉。是我就跟懷特說：“這名強奸殺人犯很可能認識喬安娜，可能是她的同學，朋友或鄰居。”
懷特不以為然地反問：“博士，你是怎麽知道的？”
我就根據罪犯心理剖繪的經驗解釋說：“如果你去強暴你認識的人，你願意麵對這位你熟悉的人嗎？”
他自討沒趣地搖了搖頭。
我接著說：“強奸犯在強奸時不願意麵對被害者，為了滅口，他便下了毒手。”
我發現死者的雙手和雙腳都是被鞋帶綁住，便將燒焦的鞋帶帶回化驗室作進一步的檢驗。
死者被刺了十二刀，從傷勢及傷口的長寬來研判，凶器是小型，可放入口袋內的單刃小刀。
經過大半夜的現場勘查，收集到不少物證，刑警便叫人來準備將屍體移走，但是我表示仍未結束，仍要從死者的下體收集精液證據。
他們都不相信，因為下體已被燒焦，一般都會以為所有精液證據都已被燒毀。不過，我跟他們說刑事鑒識人員不能滿足於“想當然而”，而因實際檢驗。果然我用棉棒從死者燒焦的下體收集到一些**。
我用放大鏡在靠近下體的地麵上尋找，發現了幾根毛發，很可能是**，我也將這幾根毛發放入證據袋內。
第3節科學化驗提供線索
回到化驗室，雖然設備有限，但是我利用顯微鏡及一些化學方法，開始進行檢驗分析。
在燒焦的火柴盒上有一些英文字母，經過一番辨認，原來是一家總部設在哈特福市的機械公司，我馬上打電話叫刑警沿線查訪。
毛發分析時，我發現這些毛發是男性白人的**，很可能是嫌犯在強奸被害者時摩擦脫落的。
至於綁住死者的鞋帶方麵，我發現那是靴子的鞋帶。靴子的鞋帶通常有不同的標準長度，如二十六寸或三十二寸等，但是本案的鞋帶卻有四十七寸半長，相當奇怪。我推想嫌犯家裏也許有一捆鞋帶，然後自己剪下來使用。另外，在鞋帶上我們還發現了紅色油漆，這種油漆是家庭住宅所使用的單層油漆，經過漆片化驗，油漆很新，因此我們推判凶犯在案發前不久曾做過油漆工作。
我曾告訴兩位刑警燒毀喬安娜屍體的助燃物是無鉛汽油，他們希望能找出汽油的品牌，再向出售該牌子的加油站探查線索，於是派遣大批人力，到市內各加油站收集汽油，送到化驗室叫我對比，但是現在加油站的汽油來源不一，煉油廠眾多，不可能對比出汽油的品牌。
他們並不理會我的解釋，並背對著我說：“我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位比你厲害的科學家，一定能將汽油來源對比出來。”科學並非萬能，但是他們並不信服我著位東方臉孔的化驗室主任。在他們請聯邦調查局的化驗室出馬幾個星期後，化驗結果為該助燃燒物是類似汽油的物質，無法研判汽油的品牌。這兩位老美刑警仍不服氣，再到聯邦槍支煙草管理署的化驗室化驗，四個星期後，結論仍是助燃物可能是汽油。他們還不死心，最後求助於美國海防隊的化驗室，因為海防隊經常處理海上漏油及海上事故，為當時全美規模最大的油類化驗室，該化驗室的七位科學院化了三個星期的時間，隻得到“助燃物可能是汽油”的結論。而我的化驗結果比這些化驗室還精細，我說這是一種無鉛的汽油。自從這些測驗結果與我最初的判斷殊途同歸後，這些老美刑警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開始口服心服。
從死者**取到的**中，我們找到了**。化驗分析後發現疑犯血型為B型。當時血液酵母分析已經引進到刑事鑒識界，這種方法是更進一步分析血液中的遺傳因子，俾能更準確地鎖定嫌犯。當時血液酵素分析的儀器並不普遍，即使在刑事鑒識界酵素分析儀還是由英國蘇格蘭場(倫敦經常廳的俗稱)發明的。而稍早時蘇格蘭出的生物化學化驗室主任卡拉費是我的朋友，曾經帶了一套儀器送給，我所以我們很早就可以對殘留精液進行酵素分析，結果發現其型PGM為2-1型。
幾個月前，距離伯靈頓八十多英裏遠的一個小鎮曾連續發生小女孩遭強暴殺害的案件，凶手至今逍遙法外。因此有人懷疑本案與該名凶手有關，“連環摧花殺手”的疑雲籠罩著整個伯靈頓鎮，人心惶惶，許多家長因而不再讓小孩參加夏令營。
精液對比之後，我馬上通知懷特，告訴他喬安娜為獨立案件，因為現場采集的精液與連環催花案受害女孩身上的不同，不可能是同一位疑犯所為。
原來就認定此案為“連環催花殺手”所為的懷特當然有騎虎難下之勢，但是，我逐條向他說明各種血液分析的科學證據後，再加上其他聯邦化驗室相繼認同我在助燃物上的判斷，懷特開始相信我，暫時排除了原先的假定，改以科學證據獲取到的線索來進行偵查。
第4節峰回路轉
在美國早期的刑事偵查中，證據的取得主要靠目擊者的訪談和嫌犯自白。美國早期的社會並不太複雜，尤其在鄉下地區，大家彼此都認識，很多老人都坐在門前的搖椅上看著過往的人群，通常在案件發生時都有很多人證。市但是隨著工商業社會越來越複雜，大部分家庭夫妻都忙於工作，目擊證人比較少了。另外由於美國的司法體製日益複雜，有人在法庭上等了三天都沒被排到出庭作證，許多民眾都不願意承擔經濟上的損失而回避作證，逐漸出現“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初期，聯邦最高法院對“檢方對米蘭達(Peoplev.Miranda)”一案的判決，使刑事案件的傳統偵查方法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居住在亞利桑那州的米蘭達因涉嫌綁架及強奸而被警方逮捕，警員並沒有告知他有任何憲法上的權利就開始偵訊，在兩個多小時的偵訊中，米蘭達終於認罪，法院及陪審團即判他有罪。但是最高法院裁定檢方不能在法庭上使用其自白，因為警方沒有事先告知米蘭達他具有的基本人權，例如有權保持沉默，有權要求訊問時有律師在場，如無力聘請律師時，政府將為他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務。此案例後，許多疑犯都知道憲法的保障而不願向刑警提供任何線索，在疑犯獲得律師代表後，刑警從疑犯口中獲取到有用線索的機會變得更少。
在人證減少，自白及偵訊受限的情況下，傳統的偵查方法更不上時代的需要。在這種青黃不接的情況下，許多大案都無法偵破，而這些大案不破往往會影響民心，進而動搖到整個城市的治安形象。
我就行凶的手法及證據向專案小組提供一些偵查方向：從凶手將泳衣拉起罩住臉部，可以判定嫌犯很可能與喬安娜認識；從用汽油焚屍的手法來看，嫌犯知道如何燒毀證據，因而智力不低；從**的分析中可判定嫌犯是一位男性白人；從鞋帶的微物分析來看，嫌犯家裏可能仍有大捆鞋帶，並且很可能最近從事過油漆工作；再從火柴盒追查，我們估計可以從火柴盒上的公司查出火柴盒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到現在為止，仍沒有找到殺人的凶器。我建議刑警繼續地毯式搜索以尋獲凶器。皇天不負有心人，果然經過兩個星期的搜索，刑警在樹叢中找到一把日本生產的單刃小刀，刀刃上仍有一些血痕。
小刀上的血跡吻合喬安娜的血型，刀刃的切痕也與喬安娜身上的到痕一樣，因而可以判定此刀即為殺害喬安娜的凶器。我再將刀柄用藥品顯相，果然出現幾隻指紋。這些指紋成為破案的關鍵。以指紋鑒別身份最早始於我國的唐代，當時所有重要的文件如契約等都以指紋作為簽字或簽名畫押的證據。後來經法醫界證實每人的指紋都不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人有相同的指紋，掌紋，或腳紋，在十九世紀末指紋開始應用在刑事鑒識上。
當嫌犯作案時，除非帶上手套，很難不在現場留下指紋。嫌犯用手拿住東西，或抓住物品，都會留下指紋。指紋的產生是因為手掌接觸物品留下油脂或汗液所致。當手指接觸過塵埃，血液或墨水，再模到一些物品時，都會留下轉移性指紋。
指紋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明顯紋，就是目視即可見的紋路。如手沾油漆，血液，墨水等物品轉印而成，通常都是印在指紋卡上成為基本資料。
第二類是成型穩紋，這是指在柔軟物質，如手接觸壓印在蠟燭，黏土上發現的指紋。
第三類是潛伏指紋，這類指紋是經身體自然分泌物如汗液，轉移形成的指紋紋路，目視不易發現，是案發現場中最常見的指紋。潛伏指紋往往是手指先接觸到油脂，汗液或塵埃後，再接觸到乾淨的表麵而留下，雖然肉眼無法看到這類指紋，但是經過特別的方法及使用一些特別的化學試劑加以處理，即能顯現出這類潛伏的指紋。
鑒識人員最常接觸到達指紋是潛伏紋。如果指紋是留在金屬，塑膠，玻璃，瓷磚等非吸水性的表麵，檢驗方法就比較容易。通常可以用粉末法，選擇顏色對比大的粉末，撒在物品表麵提取出完整的指紋；另一方法是磁粉法，以微細的鐵粉顆粒，用磁鐵作為刷子，來回刷掃，顯現指紋。
如果指紋留在紙張，卡片，皮革，木頭等吸水性的表麵，必須經過化學處理才能在化驗室顯形。常用的化學法有：碘熏法——使用碘晶體加熱產生蒸汽，它與指紋殘留物產生反應後，便會出現黃棕色的指紋，必須立即拍照或用化學方法固定。
寧海得林(Ninhydrin)法——將試劑噴在檢體上，與身體分泌物的氨基酸產生反應後會呈現出紫色的指紋。
硝酸銀法——硝酸銀溶液與潛伏指紋中的氯化鈉產生反應後在陽光下會產生黑色的指紋。
熒光試劑法——熒光氨與鄰苯二醛幾乎馬上與指紋殘留物的蛋白質或氨基酸作用，產生高熒光性指紋，此試劑可以用在彩色物品的表麵。
采集證據還可以使用其它的方法，如三秒膠法即利用氰丙烯酸酯的氣體與水和氨基酸分子反應而產生指紋。
如果采取人體皮膚上的指紋，可以使用碘熏——銀板轉印法：經過碘處理過的指紋，在接觸到銀板時會顯現出黑色的指紋；或可以先用三秒膠法進行處理，再用雷射或多波段光源偵檢。
此外，近年來也有一些新進的指紋采取技術，這些新方法逐漸得到法庭的認可。如氬離子雷射法，利用適當的光學設計，將一些指紋殘留物的成份呈現熒光而拍攝下來，又如使用熒光粉末或染料，可以加強雷射效果；X光法。在指紋上撒上鉛粉以X光照射後，會產生明顯的指紋，此法可用於皮膚上；真空鍍膜法，在真空槽內利用高壓電生成細微金屬蒸氣，附著於指紋紋路上，在紙張，紡織品及塑膠上均可使用此技術；多波段光源法，使用不同的濾色鏡來改變照在潛伏指紋上的光線波長，可以加強指紋反差，或使背景變暗以凸現指紋。
采取到指紋隻是第一步，接著要對指紋進行分析及對比。指紋的基本紋型可分成三大類，其中第一類是箕形類，其指紋紋路形成像簸箕狀紋路，又分為反箕形紋及正箕形紋；第二類是弧形類，其紋線從一端流向另一端，且中央拱起，又分成弧形及帳形紋兩種；第三類是鬥形類，至少有兩個三角形外端，中間為回形紋線，又分為鬥形紋，囊形紋，雙箕形紋及雜形紋等四種，鬥形紋約占全部指紋的29%。
在一九七二年，聯邦調查局的指紋中心開始以電腦進行指紋鑒識，到了一九八○年，指紋中心開始將聯邦及州政府執法部門的指紋卡全部輸入了電腦，而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指紋資料庫。執法部門除了收集曾被警察逮捕的嫌犯或在監服役的犯人的指紋外，民眾凡事申請政府或軍警工作，或是申請美觀公民都要打印指紋。一九年六月五日聯邦調查局開始向各層級的執法部門提供全美電腦連線指紋比對服務，所需的時間從過去的一周縮短到一天，目前美國許多執法單位都設有自動指紋辯識係統。
第5節抽絲剝繭
刑警先從火柴盒下手，到哈特福市的一家電器公司查問火柴的來源。火柴盒僅是宣傳贈送之用，贈送對象主要是與公司有生意來往的營建商或建材商，而在伯靈頓地區隻送了兩家客戶。
刑警回到伯靈頓查訪這兩家公司時，發現其中一家姓紐浩斯的商家住在離喬安娜家不遠的地方，其長子羅納與喬安娜上同一學校，很可能兩人認識。
不久，刑警按照我的指示挨家挨戶尋找新油漆過的門窗時，發現一家住宅的車庫門好像是不久前才用紅色油漆刷過一樣，便上前向屋主打聽。屋主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深居淺出幾個月前他雇了一名叫羅納的中學生將車庫門上了一層紅色油漆，這個十六歲左右的小夥子就住在斜對麵，而斜對麵就是紐浩斯家。
所有線索都指羅納，但不論要逮捕羅納或搜查羅納的家仍需要更多的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如果並非緊急情況，警察要搜查民宅或入屋逮捕嫌犯，必須先向法官申請搜索令或拘票。申請時警察必須附申請書，具有充分理由認為民宅內有涉案證據或被逮捕對象可能涉案。
不過，警察仍未掌握充分的證據，為此，警察決定以新發現的單刃小刀來試探羅納，他們便主動到紐浩斯家去。布朗和懷特發現住宅的車道上停著一輛轎車，知道有人可能在家，就上前敲門。許久，仍沒有人應門。又過了幾分鍾，才看到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婦女掀開窗簾的一角打開一條細細的門縫，瞧瞧外麵敲門的人。
“我們是警察，想打聽一些事情。”布朗說道。
“有什麽事？”那女子緊張地問道。
刑警不想打草驚蛇，便說：“例行性訪談。”
她打開了門，警察問道：“你是羅納的母親吧，羅納在家嗎？”
這名婦女變得更緊張，急忙反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羅納究竟闖下什麽禍？”
“沒什麽事，隻不過我們想問他有關一把刀子的事。”布朗答道。
“他不在家。”她回答說。
布朗順手將小刀的照片拿到她麵前，問道：“你有沒有看到這把小刀？”
她拿著照片端詳了一番，想了一下，搖著頭支支吾吾地連聲說道“沒用，沒有。”
刑警抱著試探的心理再問道：“你能讓我進屋內看一看嗎？”
她馬上警覺起來，問道：“你們想找什麽？我已經更你們說過我沒有看過這把小刀，除非你們有搜索票，否則你們別想踏入我的家門。”
羅納母親守口如瓶，又難以進屋搜查，但是她異常的舉動反而坐實了刑警的懷疑。
就在轉身離開之際，沒想到在門外遇上了興衝衝跑回家的羅納的弟弟約尼。他們便拿著照片問他：“小夥子，你看過這把刀嗎？”
他掠過一眼，馬上回答說：“這不是我大哥的小刀嗎？這是我老爸送給他的聖誕禮物，他將這把小刀當成寶貝，從不讓別人碰的。”
懷特馬上接著問道：“你知道這把小刀現在在哪哩嗎？”
約尼答道：“他說他前幾天不小心丟了這把刀這怎麽可能呢嘛，自從我爸爸在聖誕節將這把刀送給他他就隨身帶著總是小心翼翼地保管這把刀我才不相信他會搞丟這把刀…”
“約尼，不要亂講話，趕緊進來！”羅納的母親站在門前大聲喝住約尼，約尼隻好揮手跑開。
警察決定等羅納回來問個清楚。不久羅納就回到家，當他看到屋外有警察時，馬上緊張起來，但是故作鎮定，不慌不忙地回答刑警的詢查，當刑警問及他小刀的去處時，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說，他放在樓上。
刑警叫他上樓去找時，羅納化了半個多小時才下樓，告訴刑警他找不到小刀，可能不小心搞丟了。
縱使凶刀是屬於羅納的，並不能就此肯定羅納就是殺人凶手，因為也有可能是別人拾到後拿去行凶，因而刑警想證實羅納不小心搞丟了小刀的說法是否屬實。
當布朗問他是否願意到警察局去一趟把事情解釋清楚，他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去就去嘛！”
到了警察局，他承認曾在案發當天參加夏令營的活動，但堅決否認和喬安娜曾有過單獨的接觸。他堅稱解散後自己一個人到山上散步，由於迷路，到很晚才回到家，但是羅納的家就在山腳下，他經常在山上活動，迷路的說法很牽強，偵探的疑心更大問他是否願意接收策謊。
測謊的結果雖然不能在法院審理時作為呈堂證據，但是，警方依舊使用測謊來對嫌犯心戰。
羅納同意接受測謊。測謊人員將儀器準備好，正要開始問話時，羅納的父母和一名律師急忙趕到。當他們看到羅納手上和頭上都被黏上測謊儀器的電線時，律師要警察出示拘票，否則就停止任何訊問。
當時刑警是“請”羅納到警察局來，並沒有向法官申請拘票，因而無法強迫羅納接受任何訊問，警察隻好放羅納回家，眼睜睜地看著他大搖大擺地離開警察局。
美國的憲法提供諸多人身保護，雖然給警察辦案帶來很多的困擾和不便，但是並不意味著警察就束手無策。我們判定隻要我們能拿到羅納的血液和指紋樣本，就可以確定在喬安娜身上發現的精液，毛發及小刀刀柄的指紋是否吻合，隻要物證相符，羅納就一定是作案的凶手。
我們馬上向法院申請傳票，指出羅納涉案重大，請法官同意我們提取羅納的血液樣本和指紋樣本。
法官同意了我們的要求。但是沒想到紐浩斯家突然搬到了紐約，不過，警方隻化了幾天就找到了羅納，並取得所需的檢體。
鑒識結果顯示，羅納的血型為B型，PMG酵素分布為2——1型，和死者身上發現的血型分析相符。同時，羅納的指紋與小刀刀柄上的指紋相符，毛發特征也相同。
根據這些證據，刑警逮捕了羅納。同時，警方還在他家裏找到了一捆鞋帶，和一個仍留有少許汽油的油罐，經過化驗，也和案發現場的證物相符。
找出嫌犯，在美國刑事製度下隻算是破案破了一半，另一半是要在法庭上提出足夠的證據及證詞，讓陪審員無從懷疑被告的罪證。要讓陪審員相信檢方的證詞，還必須在法庭上用證據來證實被告的殺人動機，殺人手法及殺人機會。
檢察官綜合了各項證據，提出以下假設：當天喬安娜在夏令營解散後獨自騎腳踏車回家，途中遇到相識的羅納，當時羅納正駕車跟在後麵，他靠近喬安娜時問她是否願意坐他的車去兜風，喬安娜答應了，便坐上羅納的車，殊不知半途中羅納產生歹念，將喬安娜帶到樹林，中把她綁起來，並強奸了她，怕她回家報案，便一不做二不休用刀殺死喬安娜，隨後有用汽油焚燒屍體。
但是這個假設需要喬安娜的腳踏車佐證。喬安娜不可能將腳踏車丟在路旁，因此腳踏車很可能放在汽車的後車廂內，我們打開車廂一看，並沒有發現任何腳踏車的蹤影，但是車廂內的一塊鋒利金屬板上留著急片油漆片，有紅，黃，黑這三種顏色。很可能是羅納般腳踏車時不小心撞到了金屬板而留下腳踏車上的油漆。但是我們找不到喬安娜的腳踏車進行比對。破案有時需要靠運氣。我們正為未尋獲腳踏車證物而焦急時有一天，當地一個居民在六十多裏外的野外跑步時，發現樹叢中有一輛腳踏車棄置在路旁，警察拿回來後，喬安娜的雙親任出這正是喬安娜出事當天所騎的腳踏車。經過比對，發現羅納後車廂內的油漆片與喬安娜的腳踏車的油漆相同。
在這些證據下，檢察官決定以成人的強奸殺人罪來起訴羅納。但是，由於本案並無任何目擊證人，全靠物證，檢方能否起訴仍無把握，便決定先由大陪審團審理。
美國聯邦的刑事案件，大多是經過大陪審團的預審，經過大陪審團不公開情況下審理認定證據充足後檢察才正式起訴。大陪審團由一般民眾組成，他們可以審閱任何證據，並可強製傳喚證人作證，而被告在大陪審團的審理程序中並無憲法保護。目前許多州已取消大陪審團預審的做法，而率由檢察官決定是否起訴或證據是否充足，但是在處理許多重要性案件時仍會先交由大陪審團預審。
第6節檢方的專家證人
在出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前，我曾多次到法庭替公設辯護律師作證，不過喬安娜是我走馬上任以來首宗重大凶殺案。我們根據物證化驗結果逮捕了羅納，羅納卻堅稱自己無辜，羅納的父母也向報紙記者說，警方並沒有令人信服的人證或物證來逮捕羅納。康州法庭以前也沒有單憑化驗結果起訴嫌犯的前例，因而大陪審團開始傳喚證人時，馬上引起報紙和社會的關注。
在缺乏目擊證人的情況下，大陪審團是否接受檢方的起訴將完全依靠現場勘查檢查結果而定。出庭作證的前一天晚上，我再次將所有的證據钜細靡遺地審閱一遍，覺得所有化驗方法及結果都符合科學根據，並且完全可靠。
作證當天我穿上筆挺的西裝，打上內人特地為我準備的領帶，提著裝滿案情資料的公事包，一大早就趕到了法庭。
庭警將我帶入一個安靜的房間等候傳喚房間很安靜，我順手桌上的一份地方報紙一看，頭版上赫然有益則新聞，標題為《李博士將在喬安娜焚屍案為檢方作證》，文章並不長，上麵說，“中國出生，台灣長大的亨利·李博士，曾在台灣擔任警官。後來赴美深造，隨即於紐海文大學擔任刑事科學。數月前赴任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李博士今天將擔任檢方證人向大陪審團提供該案的重要證據…這將是本州首宗科學破案的重大凶殺案。”
文章十分簡短，但卻將我帶到從大陸到台灣的成長歲月。我手握著這張報紙，腦海浮現出童年成長的漫長歲月……
***
我的祖籍在江蘇省如皋縣，世代在當地經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裏相當富裕，頗受到當地鄉親的尊敬。父親李浩民繼承家業後，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於如皋地區，聽人說大上海灘是一個商機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帶經營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貿易，生意非常興隆。
父親很疼愛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麵忙碌生意家計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親和母親李王岸佛原已生了時個子女，一九三八年我呱呱落地時已是第十一個。很多人都擔心孩子過多家計負擔過重，不過雙親都覺得他們已經習慣帶大了這麽多個孩子，再多一個也不會太累。
等到我一歲多時，我們便舉家從如皋小鎮遷到當時被稱為“花花世界”的上海。雖然上海的大都會環境對我們來自小城鎮的外來人很陌生，但是我們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裏，大家聚在一起，有說有笑，日子過得很愉快。父親的生意越做越大，我們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適，不愁吃穿，母親忙不過來，還請了傭人幫忙。許多同鄉親友到上海投靠我父親，我父親待人很友善，熱心助人，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起，因而進進出出的親朋好友為數眾多。
父親在我們遷往上海後工作更加繁忙，不過他總會抽空教我們識字，他的管教非常嚴格，有時我念錯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學習時都不敢有半點馬虎，在他回家考我時，我都設法背得滾瓜爛熟。
在上海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就過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七年父親擔心戰亂會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長便安排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姊妹前往台灣，二哥李政宣早幾年已先到台灣經營農場，三哥李昌鋼也隨後在台灣找到一份工程師的工作，他們把我們兄弟姊妹安頓得很好，許多親友也到台灣投靠我們。父親定期從上海帶錢到台灣，家中十分富裕，母親和兄長們也十分慷慨地招待這些親友或同鄉，讓他們住在我們家中真可謂“食客數百”。
記得在我九歲的時候，全家人正喜氣洋洋地備辦著除夕大年夜飯，準備在父親回家後大家一起開心地吃一頓團圓飯。就在這個時候，消息傳來父親搭乘的太平輪出事沉沒，船上及百名乘客全部罹難。剛開始我們都不相信，但是，報紙，電台都陸續報導這一消息，稱這艏運載幾百名乘客及大批黃金的輪船的確在海上出事無人生還。
這一惡耗來得太突然了，我們都不願相信，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如此悲傷，她覺得縱使輪船沉沒，父親仍有可能在輪船沉沒時死裏逃生，便華了大筆錢雇了一架飛機飛到出事的地區四處搜索，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父親就此與我們永別了，他為我們編織好的在台灣發展的美夢也破滅了，原來投靠我們家的親友同鄉紛紛離開，剩下的是一位從未外出工作過，年過半百的母親，帶著失去丈夫之創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況下，於異鄉陌地裏擔負起把十多個未成年子女撫育長大的重擔。
母親是一位性格堅強能吃苦耐勞的女子，在父親罹難後，她擦幹眼淚，承擔起我們這個有十幾張口的大家庭重擔。家裏隻有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工作，儲蓄又少得可憐。
為了養活這麽多小孩，母親起早摸黑，四處奔波，忙裏忙外填飽我們的肚子，替我們安排學校，有時看到別人都有父親而自己卻沒有，我們心裏都很難過。母親卻將自己的痛苦掩飾起來，開導我們要好好讀書，不要辜負她對我們的期待，也才能安慰父親在天之靈。我們兄弟姐妹也理解到家中的困境，都會設法幫助家務，或到外麵打工以補貼家用。
與上海的日子相比，台北的生活簡直是天壤之別，家裏常常缺錢鬧窮，飯都吃不飽，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縫逢補補繼續穿。用電也十分節省，為了省電，我們小孩都圍在一張圓桌上一起看書做功課，睡覺時間一到，得馬上關燈。雖然母親沒有接受過教育，但是她知道父親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盡管忙裏忙外不可開交。但是她一有機會就查問我們的學業。家裏沒有錢，但是如果我們需要文具和學費，母親總是想盡辦法去籌來。當時我們住在桃圓郊區，但上學卻在桃園國小，要走很遠的一段路。記得我入學那一年，學校不允許學生光著腳上學，母親便用省下的錢特意替我買了雙鞋，自從父親過世後我都沒有穿過新鞋，大部份時間都是光著腳，雖然當時家裏很缺錢，但是母親還是挪出家人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替我買了雙新鞋，我知道這雙鞋得之不易，不願意將它穿壞，因此我總是在上學事時光著腳丫提著鞋子走到學校，到了校門口才將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門又馬上脫下來，提著鞋子光腳走回家。就這樣，別的同學每年都換一雙，而我這雙鞋卻伴隨我很長的日子。
雖然家裏經濟環境很不好，但母親嚴格要求我們一定要讀書，大姊李昌雲，三姊李小楓，四姊李昌婉，六姊李昌萍相繼到大學讀書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親後來隨同三姊搬到美國，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姊李昌婉和姊夫林伯安住。因為我在家中年紀最小，學校成績平平，母親在出國前一再叮囑我要好好讀書，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學位，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就答應她一定會念到博士學位。在我求學的生涯中，我的兄姊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顧我。四哥李昌鑫，五姊李昌霞，六姊李昌萍及兩個妹妹李昌如與李昌芷，還有兩個侄兒因為年齡相近，所以最談得來。我們都是一同在貧困中長大的兄弟姊妹。
初中剛開始是住在大姐家裏就讀彰化中學，初二轉到強恕中學；畢業後考上大同高中。
在這段時間裏我結識了許多知心朋友，記得當時同班同學吳東明擔任班長，他目前是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劉平衡在班上擔任文藝股長，後來成為著名的畫家。我在班上擔任風紀股長，後來就走上警政這條道路。初中時我很想當一名籃球運動員，一有空就打籃球，雖然當時營養不良，發育緩慢，身材瘦小，但仍想爭取加入籃球隊。教練不想直接拒絕我，便叫我長到一米八以上再來。我知道自己的身材無法突飛猛進，籃球夢難以實現，便漸漸打消了這個念頭，但是，在籃球場上花費的時間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覺醒到籃球這條路走不通時，我的學業成績以受到影響，學科成績一律平平。隻有加倍努力，一九五七年參加升學考試時，表現還不錯，海洋學院(即國立海洋大學的前身)，與淡江英專(淡江大學的前身)兩所學院都錄取了我。我權衡了一下，決定去海洋學院報到。
剛進入海洋學院就讀一個星期，就得知中央警官學校招生，這所培養警官人才的學院首度公開對外招考。這個消息十分吸引我，因為學員除不需要繳交學費外，還可以獲得生活津貼。盡管海洋學院環境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學費及生活開銷給家人帶來太大的壓力，又不能一輩子靠兄姐的幫忙，因此躍躍欲試。
我將自己的想法與家人商量時，他們都全力反對。我十分理解他們的顧慮，一來他們關心我的個人安全，二來以前舊社會的警察形像很差，貪汙，欺壓百姓的事情司空見慣。
我向家人解釋道，政府已向外招生，就顯示政府銳意改革警政之決心，而自己也可以透過報考去參與警政廳改革。
盡管家人依然反對，但是我偷偷去申請並參加了招生考試。放榜後，我幸運上榜，成為該學院首批對外招生的二十四期學員之一，該期共招收五十名學員，警校也成為我投身警政的開始。
警官學校生涯
入學第一天，教育長及教官就對新學員訓話，詢問新學員為何選擇警校而成為警察隊伍的一員。有的學員說，是因為以往被人欺侮，當了警察就沒有人敢欺負；有的學員說，是因為警察很威風，能保護社會大眾；有的學員說可以替將來做官打下基礎。當問到我時，我就照實說，我放棄了海洋學院而選擇了警校，主要是因為警校免學費，又有津貼，加上畢業後工作有保障。語音剛落馬上引來哄堂大笑，但教育長及教官都對外報以微笑，肯定了我的成績。
進入了警校，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完全舍棄了不切實際的夢想，立誌充份利用警校的學習環境，為自己成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礎。校方的夥食對外這個在家裏隻能免強填飽肚子的年輕人來說的確很豐富，隨著營養的增加，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強壯。
官校的紀律和訓練都非常嚴格，每天清晨六點鍾就吹起床號，五分鍾內就要漱洗完畢並整理好內務，然後馬上出操，這種訓練讓我養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習慣。
除了沒有放棄籃球活動外，我還參加學校的各類活動，如柔道，摔跤比賽等，從這些課程中，我也學會了中國武術。我意識到做警察必須與社會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稱職的警察，於是我參加了學校的各類演講比賽，並得到許多大獎。
我了解到這個學習環境得之不易，除學習校方安排的課程外，我對外語也十分有興趣，在校期間從不放過學習英語的機會，一有空就背書溫習。一年後，官校訂體格及紀律訓練有素，加上營養變好，使我比以往強壯，此外在應變能力上的訓練，使年紀剛到二十歲的我顯得相當成熟。而且成績名列前茅，家人不再為我擔心。
學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學員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員一起執勤巡邏。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鬆山機場派出所實習，這個派出所負責機場的治安，責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員正沿著機場旁的街道巡邏，一架飛機從我們的頭頂高速飛過，飛機離地麵很近，離附近房屋的屋頂隻有十幾米，看上去差一點就要接觸到附近的高壓電線杆，我便向這位經常巡邏這一帶的同伴說道，這架飛機怎麽飛得這麽低，好像要碰到電線杆一樣，他答道，這是常見的事，這裏的飛機都是飛得這麽低的。
話音剛落，我們就聽到上空“轟”地一聲，接著就是連續性的幾聲碰撞撕扯聲，前麵十幾根幾十米高的高壓電線杆摩擦者耀眼的火花應聲倒下，我來不及躲避，在我前麵的一根電線杆就朝我的方向壓過來，“轟”地一聲倒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電線杆仍不斷閃出火花，接著我又聽到前麵不遠的地方又傳來一聲巨響，聽起來好像是地球被撞上一樣，地上都有震動的感覺。我往前一看，一架飛機頭部朝下，尾部朝上地撞在幾間房子上，機身正毛出濃煙，房子全都給壓扁了。
同行警員和我一樣都為剛才十幾秒鍾發生的事情大吃一驚，他馬上用電話聯絡，“鬆山出事，鬆山出事，軍用機翼墜落，軍用機墜落”，我們邊跑邊向派出所報告情況，當我們接近機身時，機身上的字顯得清晰些，同伴大聲叫嚷道，“糟糕，好像是總統專機！”
我們也顧不得倒下的電線杆及火花，拚命往機身跑去，指揮中心正發出指示，“快！快！趕緊將裏麵的人救出來，快！快救人！”
機身仍冒著濃煙，房子的大部份都被石頭壓著，我們用雙手拚命往裏麵挖，拚命地將大塊大塊的石頭搬開，汽油味塑膠燒焦的臭味刺鼻，我知道一定要爭取時間，如果汽油遇上火花，不僅救不了機內與屋內的人，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會送上。我用盡全力拚命搬，其他救援人員，消防人員均先後趕到，大家同心協力搶救受傷的居民及機員。
四處都是血跡，我一把抓住一個全身都是血的人，他臉上的肌肉繃得緊緊，用力咬著牙，我估計他正強忍著傷痛，二話不說就想把他抱起來，沒想到他一把將我的手搶過去往嘴裏一咬，鋒利的牙齒緊緊地咬著我的手碗，我尖叫一聲，趕來支援的警員趕緊跑過來幫忙，才將我的手從他的口中拔出來，鮮血淋漓，我來不及包紮。趕快和同伴們將這位痛不欲生的傷者抬離機身。
我用布將手上的傷口包紮一下後，馬上趕回去幫忙維持事故現場。當時盡管沒有記者知道，但是附近的民眾都趕過來，有的好意想幫忙，有的好奇來看熱鬧，尤其是當大家知道墜落的飛機可能是總統專機時，圍觀的民眾越來越多。警校的教官就一直強調第一位趕到現場的警員要保持現場，我連忙加入維護現場的行列，隔離圍觀的人群，真沒有想到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警員除了要救人之外，還要維護秩序。
在情況穩定後，我才了解到，雖然這是總統軍用專機，但當天總統並不在機上。咬我一口的傷者是一位少將的兒子，由於我們及時搶救，居民與機員全部生還。
這次實習的經曆讓我受益良多，我對警察工作更加崇敬，他們在隨時可能爆炸的現場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搶救他人的性命，同時還要保持現場，維持秩序，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此外還要替世人除暴安良，替社會大眾打抱不平。經過這次實習，我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工作。一向教育與人為善的母親觀察我在警校的表現後，也逐漸改變當初反對我進入警界的立場。
在隨後兩年的警校生活中，我都十分盼望暑假的來臨。我非常喜歡和正式警員一起執勤巡邏，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官校三年中，我也結識了許多終身好友。我們一同生活，一起學習，從而我和師長與同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教育長梅可望，師長李興唐，程盤銘，徐遠齡等等，他們除傳授警政專業知識外，還以身作則，教育人生哲理，影響到我的一生。
許多學員都有家人，周末和假期都回家與家人團聚，我的兄弟姐妹都各自忙於自己的學業或事業，母親又在國外；周末或假日時，我就和許多沒有成家的同學在一起，一起讀書，一起出外郊遊，現任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長修，前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警政署署長丁原進，副署長黃丁璨，於玉堂等都是經常聚會的同期同學，在二十四期畢業的四十九人中，目前還有十五人在警界服務，其中多位現在已成為警界的棟梁支柱，分別擔任了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市警局局長的職位。此外一些離開警界的同學在其他領域也成就卓著，例如警大校長暨國大代表謝瑞智，澳洲僑務委員程宗熙，民進黨的活躍人士魏瑞明等都是我們同期的同窗好友。三年警校訓練，為我的人生奠定根基，尤其是校訓——誠，更成為我的座右銘。
一九六O年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畢業，分發到台北警察局服務。記得我負責的第一宗凶案是殺人碎屍案，被害者的屍體被剁成無數碎塊，分別裝在六個大瓦缸內，當我走近時已聞到一陣臭味，看到缸內發黑的屍塊，目睹凶手留下來的現場，真可謂慘不忍堵，我開始感到胸口好像被什麽東西壓得緊緊的，一股惡心的衝動升起，我強忍著嘔吐，快步走出房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再回到現場繼續偵查。
後來的幾個月裏，我眼前總是會浮現出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屍塊，好幾個月都不敢吃肉，不過，後來想一想，被害者家屬的看到親人被害，且死無全屍，他們一定比任何人都悲慟。一想到受害者家屬的處境，我意識到自己身為探員，有替天行道，替受害者討回公道的責任，那種嘔吐的感覺就逐漸消失了。
在以後的三十多年刑事偵查及鑒識生涯中，我處理了六千多宗案件，目睹了上萬具屍體，正是這種社會正義感和對受害者及其親人的責任感，給了為了巨大的勇氣，我要用科學的方法讓被害者的屍體說話，來替自己伸冤，協助刑警找出凶手。一九九五年底我應聯合國之邀，前往波士尼亞調查當地滅族屠殺的真相，埋葬無辜死者的現場到處都有地雷，不遠處遊擊隊出沒無蹤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但是，我想到了當年日本軍隊在南京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我感到責任重大，我不要讓這種已經殘害過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屠殺繼續下去，就是憑著這個想法，我一頭鑽入了這些臭味刺鼻，觸目驚心的死人堆裏，尋找替這些無辜者伸冤的證據。
台北警察局的工作雖然十分繁重，卻也十分有意義。當時警政係統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許多方法都要靠自己摸索，從外國元首訪台的護衛工作到刑事偵查都需要邊做邊學再編納出自己的一套方法。
當時越戰剛剛開始，台灣成為美軍過境及後勤補給的基地，警察局要處理的涉外案件越來越多。一些過境的美軍經常在台灣鬧事，曾因多位美軍涉嫌強暴並殺害中國女子而爆發“劉自然案件”，民眾包圍美國領事館，一時反美情緒高昂。
有一天，一個美國大兵酒醉後在街上調戲我國婦女，路人群起追打後來他被追進了警察局，我當時正好值班，見門外成群怒氣衝衝的民眾，我知道如果不讓這位大兵留在警察局內很可能會鬧出人命。
我馬上通知美國憲兵來領人誰知道這個見到我們警察仍破口大罵向警察的製服吐口水侮辱在場的警察，我上前勸阻他不但不領情，反過來罵我我不理會他的叫罵沒想到他得寸進尺，當著我的臉罵道：“你們中國人都是蠢豬……”
他罵警察，罵我本人，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聽到他罵起我們中國人及我的國家，我再也忍耐不住，雙手握成拳頭，氣憤地指著他說：“住口否則我就讓你嚐嚐我拳頭”他瞟了我一眼，用挑釁的語調說：“我就是要罵你們這些中國人，怎麽樣？想打我？你敢！”
他上前向我挑戰，我在官校學的功夫馬上就派上用場，幾招就將這個高出我辦截的美國大兵製伏。我告訴他：“你可以侮辱我個人，但是如果你侮辱我的民族和國格，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現在，我雖然入了美國國籍，但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流著的血，總是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在許多國際性會議及於其他族裔人士共事時，我都處處謹慎，替我們中國人的形像著想，每遇到有人歧視中國人或貶低中國人時，我都義不容辭地反駁，為中國人據理力爭。
金門服役
沒多久，我就被派往金門服官役。我被派往金門的田埔第一線，在二十九師的一個連內擔任政工官。金門的氣氛與台北的不一樣，剛到金門，我便馬上感受到前線備戰鬥緊張氣氛。那時九三炮戰剛過不久，隔日發炮，氣氛相當緊張。每天天還未亮就和幾百名軍中弟兄一起挑石塊建工事，晚上站崗放哨。夜間巡邏時，獨自一個人孤單單地在沙灘上行走，夜風習習，天高月明，注視著對岸隱約可見的灰黑色山形輪廓，波濤拍打著腳下的岩石，有時還傳來陣陣低沉的炮聲，我感慨萬千，在這個寧靜卻又緊張的環境中，我悟出了許多人生哲理。
在警官學校讀書時，我就喜歡寫文章，投稿刊出後，還收到一大筆稿費。當時的生活很拮據，我一直想吃上一大串香蕉。第一次收到稿費時，我就到街上買了一大串香蕉，吃得痛快極了。隨後，我投稿上癮了，從散文到評論文章，我都有興趣，漸漸地，寫作從業餘愛好變成了副業，我用稿費買了雙皮鞋，幾套衣服，在金門前線時，我將自己體悟的人生哲理寫成散文，繼續投稿。
雖然我是連隊的政工官，但是我都和戰友們打成一片。不過，也常碰到一些頭痛瑣碎的事情，例如，連隊過節時殺豬加菜，一頭豬隻有四條腿，但是連隊裏有五個排，怎麽分才公平？每個人都想要豬肝和豬腰，連長吩咐要將豬肝和豬腰留給幹部，我轉將這些豬肝豬腰分給沒有分到豬腿的那一排吃，才平息分豬肉的風波。從這些細微的事情，我就意識到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往往吃力不討好，但是一定要有公正心，久而久之，士兵和下屬才會信服你。
取得了信任，做起事情來就很容易，一旦連隊裏出現一些狀況時，處理起來就比較順利，有一次，一個老班長想不開，手裏揮舞著一顆手榴彈，口裏嚷著自己有家歸不得，年紀又大，後半輩子的生活沒有指望等等，要炸死所有人，與連隊同歸於盡。連隊的長官就叫我去勸說。這位老哥平時對我的印象很好，對我很信服。我冷靜地應付，耐心地分析當時的局勢，鼓勵他重振生活下去的勇氣。聽了我的勸說，他終於放下手榴彈，大家也鬆了一口氣。
又有一次，連隊的一個戰友發現房間裏的錢包被偷了，戰友相互猜疑。有一名戰友向長官說，李昌鈺是警官，為何不讓他來查案，弄個水落石出。長官認為不妨試一試，我馬上將被害人的房間封鎖起來，然後仔細地將存放錢包的地方周圍的指紋取下。然後我請長官要求所有可能到過房間的士兵都按指紋留下紀錄。經過仔細地比對，果然發現有一名士兵的指紋相符。嫌疑起初抵賴死不承認，但是當我拿出指紋來對照，他不得不供認是他偷的，而且還供出他將偷來的錢包藏在地雷區中。為了證實其說法，我們來到了地雷區，小心翼翼地越過地雷才找到了這個錢包。自此之後，弟兄們都知道指紋鑒定的神奇。
一年多的前線從軍生涯就這樣在緊張的節奏中過去了。一年以來，我目睹了不少戰友受傷或陣亡，我常常在想，人的生死是否是命中注定，匆匆來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為了什麽？有些人為了利，整天做錢的奴隸，有些人為了名，整天奔個不停，有些人為了權勢，絞盡腦汁，有些人有了錢，有了名，有了勢，但是仍不肯鬆手，為什麽人要這樣自私？正是許多人自私自利，而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假如我們每個人都能知足，都能適可而止的話，也許人生會變得更好些。
緣結此生
當完兵後，我回到原來的台北市警察局外僑組工作，負責處理外籍人士的居留手續等事務，在這工作崗位上，我結實識了我未來的妻子宋妙娟。
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正在值班，一位身材苗條，容顏清麗的女學生前來辦理簽證延期手續，我一看她的申請表，發現她是在馬來西亞出身長大的華僑子女，中文名字叫宋妙娟，正在台灣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位。與她交談後，發現她竟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隻身前來台灣求學，我對她的聰明才智及膽量十分佩服，敬慕之意也油然而生。略談一會，竟然發現她也十分喜愛打籃球，還是師大女藍隊的主力隊員。
我曾一度渴望成為籃球隊員，得知妙娟是一名籃球健將時，我和她的話題自然多起來，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以前我都沒有交過異性朋友，剛好高中同學吳東明也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有空常和我見麵，我便常找他當電燈泡，請他出主意，幫我追求妙娟。
漸漸地我和宋小姐的接觸機會就多起來，我從未曾對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麽深厚的好感，也從未發現自己與一位異性朋友有那麽多的共同興趣。我們一起看球賽，看電影，一起吃飯，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日子。
有一天深夜，我和幾位警員臨時漏夜出勤，一起去逮捕嫌犯。當我們撞門時，嫌犯正準備逃走，幸好我們及時將他團團圍住，他在黑暗中揮著一把利刃，當他的背朝向我時，我猛地衝上去，將他的雙手和身體緊緊抱住，其他幾位警員趁機將他製伏。一位警員用手電筒在現場查看時，發現地上有許多血跡，他高聲問道：“有誰受傷了？”
我看了看其他警員，發現他們全都安然無事，再看看自己時，我驚叫一聲：“糟糕！我受傷了”我發現手掌的刀傷仍在流血，趕緊將傷口包紮起來。
我盡量不讓妙娟知道，但是她仍然發現了我的傷口。她對我說：“我願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但是不願意與一具屍體在一起，你答應我以後不要再被人刺傷或受傷了，好嗎？”她深知我對警察工作的喜愛，但從她的關懷，讓我心裏很溫暖。如果要我選擇，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妙娟。
從金門回台北後，我並沒有放棄寫作投稿的副業。在工作之餘，我常常閱讀海外的報紙雜誌，接觸到不少新知。當時的薪資仍很低，家裏的收入十分有限，我抽空就將這些英文文章摘錄翻譯出來，然後向警光雜誌投稿，沒想到稿件經常獲選，每千字典稿費有十五元，在當時來說是相當豐厚的。結果我越寫越上癮，除科技新知識外，我還寫評論性文章。不過，由於經常接觸到外國的各種新知，我發現自己的知識仍遠遠不足，從而產生了到美國留學深造的念頭。母親立刻舉雙手讚成，並馬上寫信給在美國留學的三姐，請她幫我辦理申請手續。要到美國留學，就意味著要放棄自己逐漸愛上的警察工作。
在我決定出國留學的同時，我與妙絹也論及婚嫁。當妙娟將我們的結婚計劃跟父母商量時，她父親極力反對，因為他對警察根本沒有好感，覺得當時警察都是一些不學無術，仗勢欺人之輩，萬萬嫁不得。我媽媽也反對我們結婚，她責怪我當初曾答應過她，要拿到博士學位後才結婚，怎麽現在這麽年輕就談戀愛結婚？
她爸爸發現女兒意誌堅決，便親自趕到台北。當我與她父親見麵時，我坦誠地表達了我對妙娟的感情以及計劃，我們一問一答地慢慢談起來，了他對我的表現似乎滿意。
在停留台北的兩個星期內，他對中國現代警察有了認識，便同意讓我們結婚，唯一條件是必須回到馬來西亞再舉行一次婚禮。
我媽媽當時在美國，但是為了不讓她擔心，我寫信給她，解釋說我們結婚並不等於放棄我的承諾，我一定會完成博士學位。不久，我媽媽也答應了這門婚事。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和宋妙娟在台北辦理了結婚手續，雖然雙方家長都不在台北，但是我們的同事和同學協助我們籌辦了一場簡單但溫馨的婚禮。
婚後，我們租了一個小房子，由於要辦案，我經常起早模黑，有時台風來時，都要加班出勤。此外，當時有許多外國元首到台灣訪問，特勤任務也特別繁多，妙娟當時仍在大學念書，功課很緊，兩個人都很忙碌，但是我們這個小家庭卻過得很愉快，許多單身的朋友常常到我們家聚會吃飯，雖然是粗茶淡飯，但是這個家天天都充滿著笑聲。
當時警界高層警官都有軍方轉調，警校背景的學員雖然工作很出色，但是由於背景不同，升遷困難，前途十分有限。雖然政府有意改革整頓，但是我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再次規劃。剛好妙娟大學畢業，我覺得應趁機攻讀博士學位，展開人生新頁。
就這樣，在妙娟畢業後，我辭去了警官工作，告別了生活近二十年的台灣，前往馬來西亞砂嘮越。妙娟的父親宋光榮是當地僑領，頗受僑社尊敬，我們首先在砂嘮越舉辦一場婚禮，這次婚禮辦得熱鬧非凡。因為我在台灣也辦理過結婚手續，現在又在馬來西亞的婚禮上再度宣誓，有人笑我是重婚，但畢竟我兩次都是和同一位自己心愛的人結婚。
我們本來計劃在馬來西亞舉行婚禮後就動身前往美國留學。不過，有關留學的手續仍未辦妥，我們便決定先留在砂嘮越等候，閑在家裏不是辦法，我便出外工作。馬來西亞的大部份華人都說廣東話或客家話不過，大家所看的報紙都是華文報。
我便向當地一家叫華聯日報的報社申請工作，結果被聘任為記者，在惡補廣東話後就到社區采訪，報導僑社相關的新聞，同時我還寫一些短評等，不到三個月，升為助理編輯，五個月後，我被任命為總編輯。真沒想到過去我隻是業餘的撰稿人，而在台北培養出的寫作技能，竟讓我成為專業的編輯……
***
“李博士，李博士，輪到你出庭作證了。”法警推門而入，將我從回憶中帶回現實來。
我放下手上的報紙，端正一下領帶，拿著大堆的資料走進了法庭。法庭內有十二位大陪審團團員坐在椅子上看著我。首席陪審員叫我具起右手，宣誓要如實作證。
完成這些手續後，他開門見山地向我說：“李博士，我們聽取了前麵幾位刑警的調查，但是聽起來很可能是巧合，難以斷定羅納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我們想看一看你究竟有什麽證據能確定羅納的殺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隱約可以看到一些血跡。坐在一旁的檢察官查理士開始問道：“你能否告訴我們凶器上血痕的化驗結果？”
“凶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隨後你從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麽？”
“與現場所收集證據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種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為B型血型。”
“PGM酵素為2——1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五八。九%。”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準備好的圖表，指著圖表上的數據，繼續問道：“這麽說來，同時擁有B型血，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七%以下。”
我回答說：“是的。”
接著查理士凶器刀柄取得的指紋照片，與羅納的指紋照片並列。他問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審員解釋一下這兩個指紋的對比結果？”
我好像是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解指紋對比一樣，用簡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淺出地解釋兩者間的相同之處，並清楚地表示：“這兩個指紋是出自同一人的手指。”
查理士問道：“指紋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幾乎是零，目前仍未發現指紋完全相同的兩個人。”
原來無精打采的大陪審員開始仔細端詳這些照片，好像小學生看著老師做實驗一樣全神貫注地聽著我的解說和示範。
查理士發現陪審員對檢方的證詞越來越感興趣，趕緊趁熱打鐵地展示一張放大的照片，問道：“李博士，這是何物？”
我答道：“這是在喬安娜屍體旁發現的火柴棒。”
他接著展示另一張放大照片：“這又是什麽？”
“這是在案發現場找到的火柴盒。”
他將這兩張照片放在一起，問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釋一下這兩者的關係？”
我將現場收集到的火柴照片疊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釋說：“從這根火柴棒末端的紙張纖維，紋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與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斷頭原來是連在一起的，進一步的化驗還顯示出它們的紙質及酸度都是一樣，也就是說現場的火柴棒是從這個紙板火柴盒上撕下來的。”
查理士看到陪審員關注的神情，更加興奮，又接著向陪審員展示裝在透明塑膠袋裏的鞋帶，問道：“李博士，袋裏裝著的是何物？”
“這是綁著喬安娜手腳的鞋帶。”
“鞋帶上紅色的東西是什麽？”查理士問道。
“紅色的東西是一種紅色的油漆。”
接著他又拿出另一個透明的塑膠袋，問道：“袋子裏裝的是什麽東西？”
“這是警察在羅納家找到的另一條鞋帶。”
“上麵紅色的東西又是什麽？”
我答道：“也是紅色的油漆。”
“它們的的化學成份都是一樣的嗎？”
“是的。”
查理士停頓片刻，接著問道：“從這些證據對比來看，羅納一定是殺害喬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語氣答道：“科學化驗的結果，所有物證都與羅納有關。”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結束了檢方的直接盤問，在座的陪審員也友善地向我點頭示意告別。
我心裏想，他們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釋的這些科學證據。
剛剛走出法庭外，成群記者就圍了上來，爭先恐後地詢問我的證詞。我向這群在門外苦苦等候多時記者微笑地回答說：“很抱歉，我不想為難你們，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過，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審團的作證內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這群記者發現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漸漸散開，我正準備離開法院大樓時，一位女記者仍跟著我，她走上前來，自我介紹是康州《名人雜誌》的記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半天，我臉帶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內容。”
她倒爽快地說：“我不是問有關喬安娜這一案件的，我想寫一篇有關你個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並不是什麽名人，沒什麽好寫的。”
“不，”她快語地打斷我的說話，“您從台灣到美國，從學生變成教授，再從教授變成現在州政府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的主管，你本人的奮鬥經曆足以寫成一本書。”
她搬出一大堆理由，最後我發現難以拒絕她的采訪，便和她走到法院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紹我在美國的經曆。
第七節赴美奮鬥
一九六五年，我收到住在紐約的三姐李小楓的來信，獲知已辦妥所有到美國留學的手續。我們馬上將所有的錢匯集起來，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我們剛到美國時居住在紐約，付完機票及房租後身上隻剩下五十美元，三姐和姐夫也都是學生，很難在經濟上支助我們。我們一安定下來就馬上出去找工作，終於在紐約大學醫療中心找到一份化驗員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樣起早摸黑，兼差替別人帶小孩，有時到餐館做服務生。
在台灣的我雖然化了很大工夫學英文，並且在閱讀方麵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畢竟沒有受過正式的訓練，剛到美國聽到別人嘰哩咕嚕地說話，我聽得都呆住了，雖然聽懂一兩個字，但是仍難以理解別人說些什麽。自己要跟別人說英文時，也總是在腦中想了老半天，將想說的話想好才敢開口，有時開口，說了別人也聽不懂，隻好比手畫腳地慢慢向人解釋老半天。我發現自己英語的聽說能力仍須加強，便在大學選修一些英文課，在課餘及上班時一有空就訓練自己的聽說能力。剛開始會說錯一些句子，但經過多次訓練，慢慢地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在腦子裏先翻譯好才開口說英語。
我們住的地方很狹窄，公寓內隻有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書架，這些簡陋的家俱都是從救世軍的廉價商店購買來的。有一次，在砂嘮越就認識並成為好朋友的馬來西亞眾議院院長到紐約順道來探訪我們時，搖著頭說：“亨利，為什麽你們要選擇離開砂嘮越，您已經是一家頗有影響力的報紙的總編輯，您太太也升任婦女部的部長，你們在馬來西亞的前途十分看好，你們在砂嘮越的住宅這麽寬闊，依山傍水，而現在這裏如此簡陋，你們何必自討苦吃？”
我回答說：“您可能永遠不能理解我們的決定，我們的前途就在於充實自己，多念點書。”說實在的，我很懷念在馬來西亞的日子，生活很清閑，前景也很美好，但是在東南亞，雖然華人有經濟實力，但是並沒有任何政治及社會地位，一直是其他族群排擠，歧視和打擊的對象，而美國生活雖然艱辛一些，但是畢竟有海闊天高任鳥飛的空間。
院長見我們毫無返回馬來西亞的意願，就順水推舟地說：“我想你們寧願做大海裏的小魚，也不願意做小池塘裏的大魚。”
留學生的生活清苦忙碌，昂貴的學費更讓我們捉襟見肘。有時，為了節省五分錢的地鐵車票，下班和下課後我都走路回家。夜深人靜，獨自一人走在路燈暗淡的馬路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大樓，路顯得格外的長，走累時停下來喘口氣，心情十分低沉，總是自問道：“何時才能走完這段路？”但是我總是鼓勵著自己，路雖然很漫長，很孤單，但是隻要你走出一步，你離目標地就走近一步，千萬不能留在原地歎息，否則永遠都無法到達目的地。
但是生活並沒有給我們喘息的機會。未久太太懷孕了，為了賺錢養家及繳學費，我不斷加班，別人不願意去做的苦工我都接下來做。幸好我在警校與服役時養成了早起的習慣，每天隻需要睡三到四個小時就起床讀書，然後整天出外工作，晚上再上課，回家後又埋頭讀書。
就在這種環境下，長女孝美呱呱落地。有了小孩後經濟壓力更大，生活也更加忙碌，但是在外麵忙碌一天，回到家裏看到小孩臉上如天使般的笑容，所有的勞累就煙消雲散了。
盡管生活艱苦，但是我始終沒有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年頭，但攻讀那一門科目，讓我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我決定到紐約市立大學化學係從大一念起。但是我不能象普通大學生一樣慢慢念，因為畢竟時不我與，與其他學生相比，我的起步明顯晚了許多，同時沒有人幫我付學費，我沒有足夠的錢來讓我慢慢念。大部份學生每個學期都選十二到十四個學分，我決定趕緊將課程念完便注冊登記二十到二十六個學分。注冊組的職員說：“沒有人能在一個學期念完二十個學分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回答說：“讓我試一試，如果你不讓我試，你怎麽知道我辦不到呢？”經過我的一番苦求，這位職員勉強讓我注冊二十個學分。
我知道我在和時間與金錢賽跑，我在第一個學期念得很好，成績全都是A□第二學期注冊時學校就不再找我麻煩。從此之後，我體會到千萬不能因為別人說“不可能”就放棄自己的目標，一定要自己想辦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情變得可能。
在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界開始流行一門名叫法庭科學的學科，後來被慣稱為“刑事鑒識科”，它將物理學，化學，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原理及方法應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這門應用科學頗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視，因為它是通過先進的科學方法來進行刑事鑒識，以作為法庭上的證據。
此外，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任何嫌犯在未經陪審團的審判前都被視為清白，檢方必須在十二名陪審員之前提出不會讓人產生合理懷疑的證據，來說服所有陪審員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一位陪審員不為說服，整個案件就會流審，檢方就得重審或決定不起訴。這種製度與中國曆史上的“寧枉勿縱”截然不同，美國十分尊重憲法給予被告的權利，有人稱這個製度就是“寧可誤放四個罪犯，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因而，檢方要起訴被告，必須具備充足的證據。
以往主要證據就是目擊證人。但是，隨著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單薄，證人頻遭報複，越來越多人都不願意出庭作證。另一方麵，許多案件根本沒有任何目擊證人，隻能依靠在現場留下的間接證據來追索犯罪事實。
俗話說，“事實勝於雄辯”，刑事鑒識能籍助先進的科學技術讓證據說話，提出被告有罪的間接證據，也可以證明被告不在現場或被告無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對這門新興學科的需求越來越大其實，早在十四世紀，中國就有一本名為《洗冤錄》的著作，為世界上的第一部法醫專書。到了十七世紀，歐洲開始盛行以法醫手法來作刑事鑒識；十八世紀時，屍體解剖已成為偵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手段之一。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科學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開始沿用到刑事案件的偵察上。
血型及指紋辨別的偵查方法逐漸在刑事界使用。而隨著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刑事鑒識的技術也越來越準確，越來越能見微知著。
這門學科的難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的基礎外，還要全盤了解美國的刑事係統，法律係統，以及警方的作業方式，但是這門真正成為顯學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後才開始的。在三十年代，全美隻有三個刑事鑒識化驗室，到了一九六五年時全美的化驗室增加到一百多家，用科學方法在法庭上鑒識物證越來越盛行，但是當時隻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設有刑事科學係，後來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隨後跟進，設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學係。
由於我在台灣曾受過警官的訓練，也參與過初步刑事鑒識，覺得這一專業既能讓我發揮專長，又能滿足自己的興趣，便決定去提出申請。過了不久，我順利地申請到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新設立的法庭科學獎學金，正式攻讀學士學位。另一方麵我並沒有辭去化驗員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
從化學係轉到法庭科學係後，功課更加繁重。係裏有一位名叫彼德。迪佛斯特(PeterDeForest)的教授。學生都稱他是全校最凶，最嚴格的教授，每次考試都是幾百題，班上的平均成績是四十分，但是我每次考試都得到八、九十分，每次考完試後，其他美國學生都很佩服我這個中國學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數，害得他們的成績受到影響。後來我與迪佛斯特合著多本刑事科學方麵的教科書。
由於學士學位除要求選修本科係的課程外，還必須選修一些通識課。我對每一門專業科目都十分認真，但對必修的音樂課一點也不感興趣，學期末學生要寫一份音樂欣賞報告，我聽完音樂後發覺一竅不通，便寫了一份樂曲聲紋報告，用科學方法來分析音樂節目內的音波音調，結果教授發現我的被告與眾不同，這門我也得了個A。
另一門必修的通識課是體育，我選了武術課。在第一次上課時，教練讓我按照他的示範動作完成一組動作，我隻好亮一手，表演的動作比教練還好，同學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後這位教練告訴我可以免修體育課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練了。
教授基礎生物的甘斯蘭教授在上完幾堂課後也跟我，說我所掌握的生物知識已超越了該門課的內容，可以免修這門課。但是我覺得甘斯蘭教授的學識淵博，十分願意替學生解疑排惑，我仍堅持選修這門課。除完成他指定的作業外，我還化很多時間在化驗室裏做更進一步的實驗，有時一待就是好幾個小時，有時實驗沒有完成，我就連周末也抽空趕來完成。
有一次，看到我整天往化驗室裏鑽，得不到結果就不罷休的勁頭，他跟我說：“亨利，從你的行動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學家的料子。”我聽了這話受到很大的鼓舞，因為當時許多美國同學都覺得警察不可能成為科學家。甘斯蘭教授對我的這番鼓勵，讓我更堅定信念。漸漸地，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後來也合著了多本著作。
我在兩年內就完成了四年大學的所有課程，而在一九七二年順利地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我仍留在紐約大學的化驗室工作，主持實驗室的諾貝爾獎得主奧卓亞教授，專門研究遺傳因子從DNA，轉變為RNA，再轉變為蛋白質的過程，我在實驗室中主要負責導應反應實驗，研究人體如何產生及控製酵素等，並且一邊工作一邊深造。一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我在紐約大學獲得了生物化學及分子化學的碩士學位；同時，我還選擇生化方麵的高深難題作為研究的科目。
這時候，我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孝約，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師的工作。有了一些積蓄後，我們在中國城附近買了一間小公寓，這樣一晃就是十年，這十年的美國相當艱苦，但是有了間屬於自己的公寓，有了個甜蜜的家庭，以及幾個學位，自己覺得這十年沒有白白浪費掉。
獲得碩士學位後，我繼續留校攻讀生化博士學位，在一九七五年，我經過一年的努力獲得了博士學位，一般的美國學生需要三、四年，這種速度讓許多美國同學對我這位黃皮膚的同學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當中會不斷地為前途作出決擇，就如走路一樣，每走一段路就會遇到交叉路，就要選擇往那個方向前進。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我想自己向來就對警政及偵查有興趣，假如不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個專業，以後就永遠沒有機會了，所以我就作了決定選擇深入刑事鑒識，走進了冷門的行業。很多美國教授和同學都覺得我很愚笨，他們認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導下領取的學位，做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這樣將一切都拋棄，而選擇當時無人問津的行業。
當時康州紐海文大學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學助理教授，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返警政的難得機會，便提出正式申請。當時校方覺得我的學曆最好，但是他們懷疑我的語言能力。
中國人在美國學術界往往受到歧視，美國學術界多半認可中國人的學曆，經驗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懷疑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校方為此事投票表決，他們因為懷疑我的語言能力而將我排在第二順位另一位白人候選人雖然學曆及研究經驗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順位。校方安排入圍者試教，讓學生參與評審，所有學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聽從學生的意見而聘請我擔任該校刑事司法科學的助理教授。
教職確定後，我們舉家從紐約遷往康州。
康州位於美國東北部，是新英格蘭六州中最南的一州。東鄰羅德島，北接麻薩諸塞州，西傍紐約州，南臨大西洋。“康乃狄克”源於印第安語，是“在長河邊”之意。康州的麵積不大，總麵積是五千零一十八平方公裏，在美國五十個州中麵積排在倒數第三名。北部是丘陵，山丘連綿起伏，六條主要河流的主幹由北向南流入大西洋。南部靠近海岸線的地帶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四處遍布農場，牧場和果園，最南端的海岸線，更是風景宜人。再加上工商業發達，四季分明，居住環境良好，交通方便，離紐約隻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因而雖然麵積不大，但是居住的人口卻很多，全州總計有三百三十萬人口，按人口計排在其他二十三個州之上。在美國東北的六州中，人口總數僅此於麻薩諸塞州。
康州人口中，每一百人中就有七十八位是白人，他們的祖先來自英國，意大利，愛爾蘭，波蘭，法國或加拿大。其他族裔還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七十年代初，才出現亞裔居民，亞裔居民目前有五萬人左右，人數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任教的紐海文大學就設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紐海文。這個城市就位於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內有著名的耶魯大學。我的學校與耶魯大學相比當然顯得年輕，不過，這所大學卻給我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
我在大學教授的科目是犯罪偵查及刑事鑒識。許多學生對這些科目都不熟悉，往往是因為係裏規定必選而不得不上。再加上當時刑事科學仍在起步，許多傳統的自然科學教授都抱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此外，學校的大部份學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向我這樣的黃皮膚的亞裔教授屈指可數，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著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認為我可能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麵對這些挑戰，我並不氣餒。我隻有加強課前準備工作，並以許多實例來闡述與介紹這門新興的學科。
我向學生介紹說，美國的司法體製是建立在證據的根基上，要證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證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證。
物證能證明嫌犯是否有犯罪行為，或者證實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證實強暴罪，必須證實性行為是否在被害者反對的情況下進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傷痕跡之類的證據就足以證實性行為是在未獲得被害者同意下進行的。審理縱火罪時，檢方必須證實被告是蓄意縱火的，不至要在現場收集的證據中檢驗發現汽油的成份，還要證實被告有購買與運送汽油，罪名中毒蓄意成份才能成立。
物證經刑事鑒識後可以將嫌犯與被害人或犯罪現場連接起來。例如，一名強暴犯在離開被害者的家後的不久就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褲子下端發現一些貓毛，而嫌犯無法提出合理的解釋，再進一步檢驗，發現這些貓毛與被害者也家中的貓的毛一樣，因而被定罪。
物證經過刑事鑒識還可以辨認出犯案者的身分，例如，偷竊保險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現場留下指紋，因而作案時都會戴上塑膠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後順手將塑膠手套丟在附近，雖然作案者覺得是天醫無縫而沾沾自喜，不過，刑事鑒識專家能將手套內的潛伏指紋用化學方法及紅外線顯示出來，也可以找到嫌犯的DNA，將案犯繩之以法。
刑事鑒識還可以還被告清白。例如，有個案子中兩名分別為八歲，九歲的兒童指控一位六十歲的鄰居在飲料裏下藥，服藥後他們神智不清，這位老人就調戲他們，觸摸他們的性器官。但是經過檢驗他們的尿液樣本，根本著不到服藥的證據，再次向兩名兒童查問時，他們才承認這是他們編造出來的故事，因為他們討厭這個老頭。
物證可以證實被害者的證詞。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車時遭駕駛用刀挾持，企圖強暴，女子極力反抗，手腕被割傷。後來駕車男子被捕，警察發現他的外套上有幾點血滴，他辯稱是括胡子不小心割傷滴下的。刑事鑒識化驗室發現這件外套上的血滴與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並非嫌犯的血型，檢方據以起訴這名男子，陪審團判定這個男子有罪。
物證經過刑事鑒識得出來的結果，時常會使嫌犯覺得鐵證如山，因而低頭認罪。例如，美國曾有一段時間牛肉價格高漲，偷牛案件頻傳，有一名嫌犯被控盜屠，但他否認，警察發現他的襯衫染有血跡，他說這是他幹活時不小心受傷流到血；刑事鑒識的結果卻顯示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後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偷宰牛隻的行為。
物證會比目擊證人的證詞更加可靠。有時，目擊者無法給清楚案發時的詳細情形，往往會自己編造一些細節去填補空白，這種填補的行為是潛意識的，他們的證詞通常是表達自覺以為看到的東西，再加上視覺，聽覺等方麵的問題，目擊證人在法庭上常常被問的啞口無言。相比之下，不論是檢方或辯方的專家，按照正常的科學方法來鑒識物證，結果都會是一樣，因而，可信度也頗高。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多宗案例的裁決，使物證在法庭上的地位更高。例如，在美國刑事案件的審理中，陪審員都希望見到物證。美國電影電視的警匪節目，壓軸的審判中都會有各類的物證出現，對於深受影視文化影響的社會大眾來說，驗見為真實，他們都在看到物證後才相信檢方或辯方的說法。
看到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著，而且不停地作筆記，我知道他們已不再覺得這是門枯燥乏味的學科。我進一步解釋說：刑事鑒識能重建犯罪現場，透過科學的方法能確定案發時的事件順序，辨別案犯的犯罪手段，從而判別其犯罪的動機。
刑事鑒識學其實包羅了許多專業，其中包括負責收集現場證據的犯罪現場調查員，解剖屍體以了解死因及死者身分的法醫，此外，還包括法學牙醫，法學考古學家，法學心理學家，法學工程師，法學藥理學家，法學聲紋學家，槍支彈道專家等。因為深厚的專業素養，這些犯罪學家比福爾摩斯還神通廣大，因為他們不單純依賴邏輯推理，同時還能讓現場的證據說話。要成為一位出色的刑事鑒識員，首先必須在自然科學的基礎課打下牢固的基礎。
我對這門學科的介紹吸引了許多學生，畢竟，在美國平均每一百五十三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成為謀殺案件的被害者，每二十三分鍾就有一起命案，每九分鍾就有一宗強暴案，每五十二秒鍾就發生一起搶劫案，對於在這種犯罪活動司空見慣的環境下長大隊學生來說，利用科學方法來破案的課題相當有吸引力，他們也對其他的自然科學更感興趣，其他教授私下也感激我對學生的啟發。
在任教的第一年，我就被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結果，一年前懷疑我語言能力的幾位遴選委員會的教授都向我道賀。第二年，學生又將我評為年度最傑出教授，第三年，學生會又要提名我角逐年度最傑出教授時，我婉言拒絕，建議他們將這榮譽賦予其他教授。
同時，我也不斷地向刑事鑒識科學的期刊投稿，介紹刑事鑒識的新技術。我不分晝夜地工作，助理教授每個學期隻需要十二個學分就可以，但是我自願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就這樣，三年內，我從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進而為終身教授。在三年內擢升為終生教授的例子在這所大學並不多見，尤其是對於我這位黑頭發，黃皮膚，英語略帶中國口音的外來人來說，是一大肯定。後來學校設立了刑事鑒識係，設立時隻有我一位教授。不久，隨著學生的增多，以及社會對刑事鑒識人才需要的增多，教授人數也開始增多，我也升任為該係的係主任。一般來說，終身教授和係主任每學期隻需要教授六個學分，可是，我依然每個學期教二十多個學分的課程。
刑事鑒識係雖然成立不久，但是我們十分重視實驗研究，剛開始時沒有化驗室，我們就自己設計，我和同學們一起利用周末時間來粉刷，裝修。後來爭取到許多研究經費，化驗室的規模也變大了。
除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知識外，我在課外盡量和學生打成一片。許多學生失戀或情緒低落時，深夜來敲門，妙娟都會起來煮些咖啡，和他們談話，開道他們，就這樣慢慢地和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有一名來自德州的學生，後來做了律師，每次從德州返回康州探親時必先到我家來探望我。我建議他先回家探望家人，他總是說：“李博士，您是我的恩師，是您改變了我的一生，您是我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
我十分著重實務與理論的配合，因為光是在課堂上紙上談兵並不能培養出傑出的刑事鑒識人員，學生必須親自實驗才能得到經驗。創立化驗室不久，我們便主動當地的地檢署提供免費的證據鑒識及谘詢服務。但是警察局和地檢署都不願意將案件的證據交給我們化驗。雖然我一再向他們解說並保證化驗室的作業程序將與他們自己的化驗室一樣，但是他們始終不信任而不願意與我們合作。我們就將服務的對象轉向公設辯護律師處。
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務機構，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麵談時，他們對這位黃麵孔的化驗室主任仍抱著半信半疑點態度。剛開始時，他們隻聽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通過專家資格審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臉孔的專家的證詞。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麵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鑒識這門學科裏，全美刑事鑒識學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閱讀了會員資格後，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會成為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氣地將申請表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裏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檻並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氣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麽，就大步走出了會場。沒想到十多年後這個起先不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為他們的理事，並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的主流刑事鑒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皮膚的中國人另眼向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據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一九七六年一月，離紐海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位沒有受過如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後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體內留下的精液，也確定強暴者的血型與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據確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作成的。雖然，吉爾審查了檢方手上的證據後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介紹基本案情後，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任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任錯了人，必須有證據證實，因而被告是否有罪取決於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準確。
他趕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據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我的請求，我拿到證據後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與被害人體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與其他遺傳因子卻不同。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ABO區分，按照這種模式，血液可分為A、B、AB以及O型。由於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別占人口的四三%和四六%，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幾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與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據而確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但是，采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與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準確地判定嫌犯的身分。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2型，擁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為四三%，擁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為三六。一%，擁有第2型PGM的比例為五。四%，同時擁有這三類型血型的可能性將是O。八四%，從而使鑒識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
在這宗案件中，雖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並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分出庭作證，心裏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我可以用科學方法替無辜的人士洗刷罪名，還他清白，緊張的心情馬上平靜下來，立即準備資料，思考如何將這些科學證據向陪審員解釋。為了讓我以專家證人身分作證，檢辯雙方在法官麵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舌戰。檢方指稱我從來沒有以專家身分作過證，辯方則以我的生化學博士學位與血清學的研究成就，以及任教期間對刑事鑒識的貢獻，來證明我有足夠的資格來對檢方的證據提供意見。
雙方都般出一大堆案例來攻防我的專家證人資格。我在席下暗忖，真沒想到要成為專家證人是這麽不容易。由於美國的法律規定證人必須是與案件相關人士，但允許無關案件的專家證人如法醫，刑事鑒識專家等提供專家建議。但是，要成為專家證人，法官必須確定專家證人的資曆，並確定專家證人是采用大部分學術界人士公認的方法來得到結論。
經過一番辯論，法官裁決，由於我在生化與血清方麵頗有研究，我可以以血清學專家的身分來作證。
在證人席上，我詳細解釋了不同血型的檢驗方法及幾率，由於這些檢驗方法都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檢方的專家證人也同意我的結論。
結果，陪審員判定被告無罪這項判決一宣布，那位女檢察官就向屬下刑警說：“下一次一定要請那位中國人協助我們偵查。”
俗話說，萬事起頭難。在第一次出庭成功替無辜人士作證之後，各地的公設辯護律師處都主動請我協助辦案，或重新檢驗檢方的證據，原來缺乏信心的州警政廳也請我們幫忙進行物證鑒識，就這樣，以往冷清的化驗室，漸漸變得熱鬧起來。
我對支援刑事鑒識往往有求必應，一方麵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另一方麵可以將課堂上講授的原理應用到實際上案件中，以確實這些方法是否可行獲可靠。因而在授課之餘，我四處奔走，有時出外勘查案件現場，檢驗收集到的各類物證，隨後又為出庭作準備。每次作證中，我都實事求是，如實地將科學根據及結果深入淺出地向陪審員解釋。在多次出庭作證後，許多法官都覺得我的辦案態度嚴謹，檢驗的科學方法可靠，而認可我的權威，法律界也開始知悉我的名字及紐海文大學的刑事鑒識化驗室。漸漸地，校方對我們這個新設的係也越來越重視，開始提供更多的經費，化驗室的設備也開始陸續增添。
經過多次交手，檢方的許多案件因為刑事鑒識方麵工作做得不足，或忽略對證據進行科學分析而敗陣。康州警政廳開始意識到刑事鑒識的重要，自從一九七五年秋天開始，州警政廳就請我擔任他們的首席刑事鑒識專家，到現場協助警方。原本我隻是義務幫忙，後來案件越來越多，警方也過意不去，為了我四處趕場而配備了一輛警務車，發給我一枚警徽。有時白天授課，晚上趕去現場，開著掛著警政廳車牌的公務車，難免會有些感慨，沒想到繞了地球大半個圈子，最後還是離不開警察這個圈子。
就這樣，我這位刑事鑒識義工在四處奔波下轉眼就過了三年。在許多案件中我利用指紋，血清分析等方法為刑警們提供十分有用的線索，越來越多的警察都意識到成立刑事鑒識化驗室的必要。
就在這時期，康州爆發了一宗警方侵權的重大案件，這宗名叫彼德。萊利案受到全國的關注，後來還被拍成多部電影。此案緣於一名婦女被殺，警方到現場調查後馬上認定是她兒子彼德。萊利動的手，但是警方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來逮捕彼德，為了收集證據，便將他帶到警察局偵訊，彼德的律師試圖要求警方停止偵訊，但是警方推說彼德不在警察局內，並每隔三十分鍾就將彼德轉移到別的分局，就這樣不斷更換地方，疲勞訊問，彼德最後受不起警方的折磨，簽署了一份認罪書，承認他是殺害母親的凶手，而被法院定罪。
但是，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決，震驚整個警政司法係統，市民紛紛要求州長改革警政。素來以改善社會的治安為訴求的州長，意識到州警政係統必須采用新式的刑事鑒識技術來取代傳統的偵查方法。
有一天，州長親自登門拜訪，請求我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我考慮到紐海文大學對我十分器重，在三年內就授予我終身教授，我倡議設立化驗室時，學校馬上提供經費，學校還給我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教學之外，我還有許多時間寫文章，協助處理案件：相比之下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該職位等若警察，社會地位遠不如教授。一日為警察，終身為警察，想到自己可以歸隊利用科學專長協助破案，還無辜人士的清白，我終於下定決心出任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主任一職。校方對我的辭職表示惋惜，一直想挽留我，我也十分感激紐海文大學，便答應仍在學校擔任客座教授，每周前往講課。
一九七九年初，我走馬上任出掌康州警政廳刑事鑒識化驗室。化驗室的編製很小，隻有二十七位巡警，兩位巡官，一位警長，大部分的職員並沒有接受過正規的科學訓練，有些是因為在執勤時受傷，不能執行巡邏任務而被安排到化驗室來工作，因而化驗室的水準較差。化驗室由一間男廁改建而成，照明及通風係統很差，全部的設備包括——一具中古顯微鏡和一些例行檢驗工具。
我知道，要提升化驗室的水平，必須要擴充化驗室的設備，但在爭取經費前，得先拿出些成績來，也才能向州長有個交代。喬安娜一案是我出任化驗室主任後的首宗重大案件。
第8節奏科學獲勝
喬安娜案是康州首宗沒有人證而完全依賴科學物證的案件，經過媒體宣傳，大家都在關注大陪審團是否會正式起訴羅納。
就在大陪審團要宣布正式起訴羅納的前幾天，我接到辯護律師的電話，他詢問能否帶他的專家證人來參觀警政廳化驗室並和我討論一下化驗的結果。
以往警政廳將化驗室視為禁地，從來不對外開放參觀，更何況是被告的辯護律師。
但是我在出任化驗室主任後，我將化驗室對外開放，包括辯護律師都可來參觀，這樣有利於建立化驗室的公信力。現在全美各地的警察化驗室都開放給民眾參觀。
我帶辯護律師和他們的專家證人參觀了化驗室，向他們解說了化驗過程及檢驗程序，同時還與他們的專家討論所有指向羅納的化驗結果。
幾天後，大陪審團認為羅納犯案的證據信而有征，而宣布正式以強奸謀殺罪起訴羅納。不久，辯方也認為證據無懈可擊而認罪。羅納因為強奸並殺害喬安娜而被判三十年的徒刑。負責這宗案件的法官在結案時請求將本案的凶刀保留展示，他說：“這把刀有曆史意義，它是康州首件用科學方法來破案及定罪的重要證據。”
此後，我們化驗室的士氣大振，在隨後幾年裏，我們用科學方法偵破了無數案件。
目前康州等候執行死刑的八名罪犯，全都是由我們化驗室偵查及出庭作證而定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