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台上夜風乍起，天氣有點涼了。
11號圖就要解開，大家都很興奮，決定第二天白天去鵝嶺尋訪，雖然露台上有點涼，還是聊到一、二點鍾才各自入睡。
一早起來，是一個晴天。我在辦公室忙著處理公務，還沒有到中午吃飯時間，潘天棒就載著老曾來接我和小敏了。
“老羅，快下來，去鵝嶺搞著！”潘天棒在電話裏很興奮。
來到鵝嶺公園，從停車場出來到大門，有許多老人從大巴車上下來，聚在門口熱烈地聊天。
老曾一進大門就直接向虎岩方向走，一邊走，還一邊擔心地說：”我已經很久沒有來了，不知道虎岩那裏有沒有辦法進去。”
雖然不是周末，公園裏卻依然人來人往。這裏已經成為重慶退休老人的天堂，喝茶的、跳舞的、放鳥的、遛狗的，還有打太極拳的，從大門入口廣場直到上山沿路平台，到處是高高興興的老年人。
沿著石階上行，老曾突然在路邊扯了一把鮮花，向岔道走去。我指責道：”老曾，你這可不對哈，破壞公物也還罷了，可你都六十了，還采路邊野花，會把我們這些小朋友教壞的。”
老曾嘿嘿笑著沒有答腔，埋頭向右上的一個平台走去。平台上是一個紀念碑，碑上刻的是”誌願參加抗日戰爭犧牲的蘇聯軍官，司特諾夫、卡特諾夫烈士之墓。1959年立。”一位滿頭白發的老人正在碑前瞻仰。
老曾把花放到墓碑前，向碑鞠了一躬，然後才回頭告訴我們：”我每次來這裏，都要給他們獻個花。”
小敏好奇地問：”曾伯，是不是他們救過你和你的家人？”
老曾搖搖頭說：”這倒不是。抗戰時期，蘇聯曾經派了一千架飛機到重慶，以誌願兵的名義參加保衛重慶的空戰，如果沒有這些飛機，重慶在大轟炸期間還要死更多的人。由於這兩個飛行員死得太冤了，所以我給他們獻花。”
“怎麽個冤法？”我追問道。
“冤之一，他們的飛機被擊落在彈子石長江一帶，當時並沒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軍死在水裏，所以很冤。”老曾又指著墓碑上的俄文講：”這個卡特諾夫的俄文寫錯了，寫成了卡特諾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為冤之二。”
潘天棒驚奇地問道：”曾叔叔，你居然還懂得俄文啊！”
我說：”這個有什麽奇怪，老曾他們這一輩人大部分學的外語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點，這兩個飛行員犧牲在長江裏，為什麽墓碑卻在鵝嶺？”
老曾說：”這個就不清楚了。不過，當年蘇聯飛行員主要是在萬縣阻擋日本飛機。”
碑前那位白發老人轉過身來，插嘴道：”說得不全對。1938年和1940年，他們兩位是在重慶病死在仁慈醫院，醫院安葬他們在袁家崗左側山頭，後移至袁家崗至石坪公路右側，因修袁家崗到石坪橋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楊家花園的陵園墓地。但是那裏的墓地太狹小，政府覺得長期安葬國際烈士不當，1959年的時候，經重慶市委決定才遷葬到這裏。淹死的飛行員另有其人，萬州有一個庫裏申科烈士墓，是他們的大隊長，才是犧牲在江裏的。他在戰鬥時發動機出問題，降落在長江，但他體力不支，遊到岸前淹死了。”
這個老人看起來比老曾年齡大了許多，但腰板卻挺得筆直，可能以前是位軍人，說話不容置疑。
“發動機中途出問題？那是裝備太差了、飛機的質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國造的？”潘天棒是一個軍事發燒友，忍不住接過話頭。
白發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講道：”小兄弟，那是蘇聯的飛機。中國那個時候隻有九十一架可以用的飛機。蘇聯飛機雖然比中國的好得多，但還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戰中很被動。到1939年後，蘇聯戰場吃緊，援華的誌願兵空軍就撤走了。”
“對！”老曾說：”1940年以後，日本飛機對重慶的轟炸就瘋狂起來了。如果蘇聯空軍還在，重慶大轟炸就不會死那麽多人了。”
潘天棒問：”那個時候，還是美國的飛機最好吧？”
白發老人講：”當然！美國援助中國抗日，成立了一支專門的空軍部隊，用的都是美國戰機。他們在雲南、緬甸打空戰，把日本打得灰頭土臉，主要原因還是飛機製造技術水平更高。因為連戰告捷，中國的老百姓把這支美國援華空軍稱為飛虎隊。領導飛虎隊的那位陳納德將軍離開重慶回國時，蔣介石給他開了一個歡送會，派車去接他，但在路上就開不動了，因為給他送別的老百姓太多，把沿途的路全部塞滿了。老百姓最後是把這輛車抬起來走的，還繞了好多彎路，抬上一個個石階，陳納德才到達主席台。那時的報紙上講：自從馬可波羅以來，還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如此博得中國人的人心！其實啊，我看陳納德之了不起，是因為他在中國呆了八年，一直努力幫助中國人抗日。但中國飛行員素質並不差，愛動腦筋而且更亡命！1940年的時候，一幫中國飛行員發明了用小降落傘丟炸彈，在空中引爆的戰術，那段時間，這些中國飛行員用這個辦法把日本人打得很慘！如果當時中隊有和美國質量一樣好的飛機，我們一樣會取得飛虎隊那樣的戰績！”
潘天棒悄聲在我耳邊說：”其實我小時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造飛機。”
我嘲笑他道：”怪不得中國空難那麽少，原來隻是因為你搞旅遊去了，幸運啊！”
我們和老人一起從紀念碑下台階，老曾又問道：”聽說陳納德走的時候，很多在重慶的文化名流給他送禮物，是不是有這回事？”
老人白了老曾一眼，似乎覺得在這種地方討論這樣的話題很意外，頓了一下，卻笑起來：”是啊，陳納德喜歡中國文物。那個歡送會上給陳納德的禮物堆成了山，好多都是玉器和古玩！最值錢的東西是中國現代國畫的代表作，徐悲鴻的《八駿圖》！”
講完，老人向我們揮揮手，告辭走了。
老曾帶著我們繼續向虎岩方向走，一邊說：”傳說當年陳納德非常喜歡徐悲鴻的《雙鷲圖》，蔣介石給徐悲鴻做工作，希望能把這幅畫送陳納德。但那幅畫徐悲鴻看得比命還重，自然不會給的。原來最後陳納德拿到的是《八駿圖》啊，也起碼值上幾百萬上千萬的！”
《八駿圖》在中國現代國畫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到現在許多工藝品商店還拿這幅圖作題材，各種各樣的仿品層出不窮，沒有想到真品卻早去了美國。
我挖苦老曾：”剛才那位老人，一看就是當年的軍人，說不定還做過空軍呢。空軍是一份玩命的工作，人家可不認為一幅畫有什麽珍貴，隻有你老人家才會在別人討論飛機性能的時候，去關心財寶的事情。”
老曾笑笑沒有理我，隻顧向前走。潘天棒則興奮地和小敏討論我們會不會發現比《八駿圖》更值錢的東西。
向上走了幾步，眼看就要到虎岩邊上的繩橋了，突然有兩個年青人從林邊跳了出來，擋在我們的麵前！
我急忙擋在老曾的麵前，同時把小敏的手一拉。這時其中一個年青人開口了：“對不起，前麵在拍電視劇，請走另一邊。”
原來是拍電視的，還真嚇了我一跳。
老曾說：“我們就是要到前麵，繞路繞不過去的。”
年青人說：“實在抱歉，我們隻拍一下午。”
我們隻好停下腳步，老曾指著前麵一個綠色的水池，池上有橋，池中有一個石筍。橋上的扶手是水泥做成的繩索樣子，幾個演員正在繩橋上擺造型。“這是榕湖，那個水池邊上，就是虎岩的洞子。”
費了好大力氣才勉強看清，池邊翠竹之下，有一條小徑，小徑末端，似乎有一個入口，那就是老曾說的虎岩了。
正是午飯時間，拍電視的攝製師正在吃盒飯，並沒有動鏡頭，照理講，我們過去看幾分鍾並沒有什麽影響，但兩個年青人堅守崗位，死活不放行。
老曾有點生氣了，還想說什麽，我拉拉他的手臂，說：“算了，我們先去吃飯，過會再來吧。”
我們回頭走到鵝嶺街上，在一個家常菜小館子用午餐，老曾擔心地講：“剛才我看虎岩那裏，岩上已經有一座新房子，不曉得修房子的時候，會不會把岩洞破壞了。”
匆匆吃完飯，再上來看虎岩，兩個年青人端著盒飯在路邊坐著，依然不放我們通行，說是拍攝已經開始了，還需要過些時間。
看看林中池上，攝製組放的液氮象霧一樣飄著，兩個演員正在演出，我們也隻好作罷。
“實在沒有辦法”，老曾說：“我帶你們先四處逛逛去吧。”
“好啊，我要看蔣介石住過的地方！”小敏說。
蔣介石住過的地方，就是飛閣。繞了一個大圈子，我們從兩江亭邊來到飛閣門口。這座建築風格別致，據說是後來整修過，隻有正門還是保留著舊貌。
“習習晨風迎朝霞，猶有萬家燈火，
沉沉夕照送落日，更上千尺鵝峰”
飛閣門上的對聯，寫的是當年鵝嶺能看到的夜景與日景。
老曾講，最早的兩江亭其實隻有兩層樓高，那時站在鵝嶺上，實際上看不到現在那麽多的燈火，更沒有現在那樣的城市輝煌。但即使在那個時候，重慶的夜景已經是中國一絕了。
因為沒有旅遊團來，飛閣裏麵關著燈，一個中年婦女睡眼朦朧地走出來，說：“這裏不能參觀，隻接待旅行社。”
我們隻好退出來，在飛閣周圍打量。飛閣下坡方向有一個亭子，裏麵一些老年人在跳舞，歌手也是老人，正在**洋溢地唱著老歌。亭裏的音箱聲音開得非常大，弄得這一帶吵鬧不堪。
我們從側麵過去，尋找寧靜的地方。轉過彎，看到飛閣的背麵，居然就在榕湖的旁邊！
我興奮地說：“老曾，飛閣裏麵住過蔣介石，為了安全，一定是有地道的，說不定也和虎岩相通！”
老曾點點頭：“鵝嶺這個地方，沿街上有十幾個防空洞入口呢，整個鵝嶺，下麵有一個防空洞網絡。”
既然飛閣和虎岩都不能進入，我們隻好在飛閣後麵的林中茶攤坐下來商量。
端茶來的服務員是一位胖乎乎的中年女人，笑容可掬，就像整天都有開心事一樣。我問她：“大姐，請問你是不是附近居住的人？”
胖大姐說：“是啊，我從小就在鵝嶺街上長大的！”
“那你知道鵝嶺下麵有地道沒有？”
“有啊，多得很！”胖大姐麻利地給我們泡茶，一邊說：“年青的時候，我和老公，我兒子還有我的妹妹，從後門那邊崖上鑽過一次進來，結果從飛閣的地下室鑽出來了，還被看門的罵了一頓呢，
“下麵是一條洞，還是有很多支洞呢？”
“支洞啊？下麵多得不得了，而且黑漆漆的好嚇人。我們鑽洞的時候，突然從支洞跳出個人影，嚇得我們大叫。那個人影說：‘莫怕莫怕，我也是人。’哈哈，當時差點嚇死我！”胖大姐開朗地笑著。
老曾問：“你說的後山，是不是有一個石頭房子的旁邊？”
“是啊，你曉得所，離這裏很近。如果你們要去看的話，這些茶碗給你們留著。”
“走，去看看。”潘天棒起身，很急切地催我們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