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1
我常常會想念十月的北京。想念那無邊無際的藍天，香山的紅葉，樹梢間跳躍的鬆鼠。想念騎著單車搖搖晃晃地行駛在白頤路上，路的中央和兩旁都種著巨大的楊樹，濃蔭如蓋，斑斑點點的陽光從茂密的樹蔭漏下，隨著涼風在我身上紛亂地閃爍，空氣裏滿是幹爽明淨的秋天氣息。
那時北大南門外的大街寬闊而幽靜，海澱圖書城的周圍是一片低矮的平房，沿街擺賣著假冒的名牌衣服與牛仔褲。軍機處胡同裏有不少價廉物美的餐館，周末的時候，我們總要在那裏吃上幾大盤的漁香肉絲和土豆絲兒，覺得生活是如此的簡單和幸福。
1995年的燕園，如今已隻存在於相冊與明信片。那時的大講堂破舊如大蓬，看電影時冷颼颼地，四麵漏風。南麵是一片柿子林，周末常有跳蚤市場，穿梭著美麗的姑娘。邊上是學三食堂，晚上就變成了舞廳。
三角地貼滿了各種標語和廣告，不少是清華男生的求偶宣言。北新商店裏永遠是過時的商品和板著臉愛理不理的營業員。沒有光華樓，沒有正大國際中心，更沒有北大體育館，到處是青磚灰瓦的筒子樓。隻有圖書館以北的校園始終保持著古香古色的外貌，一如今日。
初到北京的那年秋天，我在未名湖畔拍了一卷的相片。一個女孩告訴我，她最喜歡塞萬提斯像下的那一張。金色的夕陽、落葉堆積的小徑、斜倚著的單車，總讓她想起裏爾克的《秋日》，心裏充滿莫名的惆悵。
那時我曾想做一個詩人，每天“醒來，讀書，寫長長的信，在林蔭路上不停地徘徊，落葉紛飛”。
然而1995年的秋天，詩歌已經凋零如勺海的荷葉。三角地沒人張貼詩歌，沒有湖畔、草地的詩歌朗誦會，詩人不是住在地下室，就是去郊外臥軌，剩下的成了精神病。姑娘們喜歡寶馬，再也不喜歡文青。
我曾興致勃勃地加入五四文學社。入社的那天傍晚，夕陽殘照，偌大的教室裏除了我，隻有兩男一女，一個社長，一個副社長，還有一個書記。
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詩人，每隔一段時間，他們就會把油印的詩報塞入我的宿舍。其中一位後來成了著名的財經記者，我尤其喜歡他的詩歌。許多年以後的一個黃昏，我在上海陝西南路的街頭與他邂逅，而他似乎已經不記得我，也不再寫詩。
我父親說，喜歡詩歌的人是幸福的，他說喜歡詩歌的年代，人們一定還保存著對生活的夢想和美好願望。而我已經十二年沒有寫詩了。現在“詩人”是個罵人的字眼，就和“知識分子”、“精英”、“教授”一樣，被勞動人民無情地唾棄。大家不再傳閱詩集，紛紛在互聯網上搜索著芙蓉姐姐和小沈陽的消息。
我說這些話，說明我已經老了。隻有老人才會滿腹牢騷，追憶逝水年華。
但那時我還很年輕，意氣風發，騎著單車穿行在落葉堆積的小徑時，偶爾也會有女生上來搭訕，問一些明知故問的問題。所以當我在塞萬提斯像下拍照時，隻是為了證明我也曾經貌美如花，並沒有打算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唐吉訶德，去與風車搏鬥，祭奠詩歌的夭亡。
當然並非所有的人都象我一樣。在我斜對麵的宿舍裏，住著一個辜鴻銘式的詩人，如果你曾在世紀末的燕園生活過，一定記得他。
他從清華轉到我們學校的中文係，給自己改了一個名字，叫做許汝瑾。頭發花白，瘦骨嶙峋，穿著青衣長褂，常常大聲地唱著京戲，大搖大擺地校園裏橫行。聽說我喜歡詩歌，他門也不敲就闖了進來，大讚吾輩不孤，拿出他的詩集，和我口沫橫飛地捫虱而談。
雖然他寫的是平仄拗口的古詩，字裏行間常常夾雜著人體生理名詞，我還是非常喜歡他。不是因為他的魏晉名士範兒，也不是因為他層出不窮的葷段子，隻是因為他時常讓我想起曾經的堅持與夢想。
每天晚上熄燈的時候，他常常會推開我們宿舍的門，大聲朗誦一段關於偉人的黃色笑話。笑話本身並不獨特，逗人的是他惟妙惟肖的語調，和黑暗裏嚴肅而沉痛的表情。
每個大學都有許多讓人捧腹的黃色笑話，常常有清華的男生跑到我們宿舍進行校際交流，互通有無。我曾有一個宏偉的計劃，將所有這些笑話匯編成冊，署名黃陵笑笑生，說不定能名留青史。
唯物主義史學家告訴我們，詩歌緣起於勞動人民的“歌其事”。對於這個觀點，我一直很表懷疑。按照我猥瑣的邏輯，勞動人民在烈日和暴雨下躬耕跋涉，饑寒交迫，多半沒有閑情雅致吟風弄月，說幾個葷段子暖暖身、振奮精神，倒是比較可能。如果不相信，咱們可以翻一翻《詩經》。
但詩歌和黃色笑話至少有一點是共通的，都是源於人們滿腔熱情得不到抒發的苦悶宣泄。在不能寫詩歌的年代，人們通常都將才華用於編造黃色笑話。比如我們係裏師從季羨林的某師兄，就曾懸賞了一個讓人絕倒的謎語，謎麵是“昭君出塞”，打一成語；豪言能猜出謎底的，可得南門外羊肉串若幹。我們前赴後繼，無不铩羽而歸，望羊興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