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俊回北平不久，傅作義又派他原來的總參議張濯清來綏遠。張是過去傅作義兼任第35軍軍長時的參謀長，與孫蘭峰關係很好。
孫蘭峰坦然地對張說：“不管你們誰來，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們說的話我一概不聽。我希望的是傅先生親自來綏遠，當我見到傅先生確實一切都好，我就聽他的話。除了傅先生親自說的話，其他任何人傳的話我都不聽。”
張濯清回到北平後向傅作義說：“畹九（孫蘭峰的字）倔強得很，什麽話也聽不進去，非傅先生親自去綏遠一趟，他的顧慮才可以解除。”
的確，按照孫蘭峰當時的想法，隻有他看到傅作義，才能弄清楚傅作義的處境究竟如何，搞明白他們這些人的出路何在。還有，他覺得隻有傅作義才能比較好地收拾綏遠這個殘局。換句話說，不論起義或不起義，最好都由傅作義來主持決定。因為部隊是傅作義帶起來的，他們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傅作義那樣大的說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夠獲得統一的認識，采取統一的行動。
最後，傅作義隻好自己出麵，拍電報勸孫蘭峰說：“共產黨待自己很好，對待你們也會很好的，率部起義是正確的。”
孫蘭峰的回電則是：“共產黨的手段都是先甜後辣，開始時對你好，等時候過去了就要變了！”
弄得傅作義很是生氣。
孫蘭峰回憶說：
於是，在當時的綏遠社會上流傳出一種說法，綏遠的軍政人員劃分為兩派：一派是不願起義的主戰派，為首的是孫蘭峰；一派是願意起義的主和派，為首的是董其武。其實，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隨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們都不願做也不會做與傅先生的意誌相違背的事。我們兩個人在當時所處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異，而每個人對人對事采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會相同，表現在對待問題的反應和處理上也有所不同，這是事實。但是我們都不能離開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這是曆史所決定了的。當時我心中的一個強烈願望，就是傅先生能親自到綏遠來，我的一切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
其實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後還是向傅先生表達了我的思想情緒，即是要傅先生親自來綏遠一趟。
這次孫蘭峰與董其武、劉萬春被飛機接到陝壩後，徐永昌單獨與他談話，開出了許多動人的條件，徐永昌帶來了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意見，任命孫蘭峰擔任第9兵團司令，113軍軍長劉萬春任9兵團副司令，並企圖把所有在綏遠的部隊全隸屬於他這個兵團司令部之下。另外，還答應再給孫編兩個軍，全以美式武器裝備，每月特支費200萬元，必要時可以調孫蘭峰到蘭州去擔任西北軍政副長官。
徐永昌還說：“即使綏遠丟失，還有大西北的廣闊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後方，最後我們一定勝利。”他並一再談道，“傅宜生（傅作義的字）已經上了共產黨的當。走錯了路，你千萬不能再上當受騙。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就會暴發。那時蘇、美燃起戰火．英、法、德、意都將站在美國一方，美國的軍隊和武器都比蘇聯優越和強大得多，而且還有原子彈。大戰一爆發，肯定蘇聯必敗。蘇聯失敗，共產黨還能成功嗎？到那時，共產黨不打自滅。”又說，“現在中央尚不願同共產黨最後決戰，設法保存實力，以觀國際變化。今後你們也要盡量保全實力，不要同共軍硬拚。能打就打，打不勝就向西北後方撤退，隻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辦法，希望你們采納。”
沒想到孫蘭峰這個“粗人”卻展現了自己“粗中有細，眼光透徹”的特點，一眼就識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圖，沒有上鉤。
孫蘭峰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知道，這些空頭支票的數額越大、越誘人，它的真實性其實就越低、越假。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還是必須同他們周旋應付。”
積極主和的董其武則被“晉升”為“西北軍政副長官”，實則是想逼他交出軍權，將他架空，以破壞綏遠走和平的道路。董其武一氣之下，索性來了個“以退為進”，當即複電廣州政府：“請即選派賢能前來接替我的一切職務。”
廣州擔心激出事端，再沒有回電，此事遂不了了之。
相比之下，董其武最有斬獲，他回到歸綏後，巧施手段，居然從閻錫山手中“蒙”到了1900兩黃金。
我為了防止那些不願意走和平道路的人聽從徐、王的指使，帶部隊西逃，另一方麵也為了應付徐、王的勸說，以盡快得到補給，我命令張士珍的獨7師向西開到河套去。這個師忠誠、可信、可靠，實力較強，裝備也好。我秘密命令張士珍師長說：“我們的敵人已經不在東邊，而是在西邊了。你師進駐河套後，堅守烏不浪山口和西山嘴。沒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竄者，一律以武力阻擊解決。”
我這樣做，對南京政府(8)也確實起了迷惑作用，他們認為我已將隊伍西撤，居然補發了欠餉，撥來黃金1900兩。我接到電撥黃金後，心裏十分明白，這是收買我。我當即電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說：“蔣介石的黃金可以收下，但是這點錢怎能解決董其武的經濟困難呢？應該再設法幫助解決董其武的困難。”(9)
綏遠起義，原計劃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9月21日開幕以前完成，直至8月下旬，起義仍未實現。毛澤東有些擔心了，傅作義更是著急。經傅作義請示，毛澤東同意委托傅作義與鄧寶珊等攜帶大批慰問現金，親自蒞綏推動起義進程。
1949年8月28日，傅作義從北平前門火車站乘專列前往綏遠，隨行有鄧寶珊、張濯清、王克俊等人。中共派潘紀文專程護送。車到豐鎮，綏東中共黨政軍領導均到站迎送，彼此會見，互相致意，並增派魯誌浩護送傅作義前往歸綏。
專列到達歸綏，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等軍政長官齊聚站台恭候。專列一停穩，董、孫、劉三人即登車向傅作義表示敬意，請他下車。
董其武說：“老總回來我就放心了，現在同情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團結在我們方麵的人也越來越多，頑固不化的分子隻占極少數。由於老總的威望所在，敵人的陣腳馬上亂了，看來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傅作義聽了董的這番話，麵帶微笑，連連點頭。
孫蘭峰的心思卻與董其武不同，他回憶道：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鄧寶珊先生及其他人員來到綏遠。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綏遠的很多舊部下、舊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車站迎接。當我見到傅先生時，心情非常激動，有說不出的高興，高興的是我們終於又見麵了。但是，因為那時的思想情感還不對頭，在高興之中不免夾雜著一些傷感，傷感的是自從我們相識以來，經曆過不少的難關，但沒有像在北平這樣失敗過。”
傅作義下車後檢閱了儀仗隊，看到官兵們隊列整齊，精神飽滿，喜氣洋洋，表現出對傅作義的尊敬和歡迎。
綏遠是傅作義的發家之地，此次來綏，董其武安排傅作義下榻於省府他原來住的地方。
待傅作義略事休息後，董其武即把綏遠各方麵的情況，向傅作義作了詳細的報告，並開具了擬傳見的幹部名單，請傅作義審核。
第二天，傅作義分別傳見了軍政幹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並向官兵們發放了慰問金。
9月10日，董其武又陪傅作義來到包頭，傅作義下榻於城郊皮革廠招待所，董其武住在城裏的省銀行包頭分行，召集軍師旅長齊往包頭，分別進行談話，緊鑼密鼓地籌備起義事宜。
傅作義到綏遠後，對綏遠軍政人員來說，好像一個大磅秤有了定盤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從。但他在初來的那些日子裏，時間主要用在探望部隊分發慰問金和傳見軍政幹部，了解部隊情況，並沒有正式談到起義不起義這個問題。
9月10日傅作義到包頭後，才用討論和商研的口氣，同孫蘭峰談論起起義的問題。
他問孫蘭峰：“畹九，你對北平和平解放有什麽看法？”
孫蘭峰說：“共產黨在北平同我們定的和平解放條件很好，但有的就不執行。特別是協議規定：凡在張家口、新保安、懷來等地區的我軍被俘人員一律釋放，並均按北平和平起義人員對待，一視同仁，不咎既往。但隻將河北永年的人釋放回來，在張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鈞、靳書科等多人，屢次交涉，不予釋放。尤其聽說在北平把你軟禁起來。這樣的起義給我們的幹部和部隊帶來什麽好處？如果起義隻能造成這樣的悲慘結局，我孫蘭峰決不參加！”
傅作義聽了孫的說法後說：“這就是你對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嗎？怪不得克俊和濯清都說你非常倔強，實際情況並不是如你所說的那樣。首先從我來說，我並沒有被軟禁過，那完全是特務們的造謠。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隨便活動，而且還乘飛機到石家莊去見過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並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當然，某些地方做得不夠太好，那也是很難避免的。共產黨的政策同我們定的協議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執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因為十個指頭伸出來不能一般齊嘛，有的長，有的短，怎麽會一樣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員全部釋放了，在張家口的就沒有釋放，這些都是掌握和執行政策人的水平問題，並不是共產黨的政策不兌現，說話不算數。這一點必須要認識清楚。”
傅作義接著又說：“你說的一些情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經知道了，已對個別部門提出批評，問題很快就會改正過來。在張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爾省讓他們趕快釋放，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顧慮。”
聽了傅作義的這段解釋，孫蘭峰仍不大相信。因為有人告訴他，共產黨的手段是先甜後辣。所以，他又說：“傅先生說的是暫時現象，日子一長，就會變樣子的。共產黨絕不會使用我們這些反動派的，早晚必受其害。”
傅作義見孫蘭峰固執如此，也有些不高興了，淡淡地說：“那就等著以後用事實來說明吧！”
僅過了一夜，傅作義再次召孫蘭峰前來談話，直截了當地對孫說：“目前全國形勢發展變化得很快。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事實證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樣對國家好，對人民好，對地方也好，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好。既然有這麽多的好處，我們為什麽還要再打下去呢？不管共產黨對我們怎樣，這樣不得人心的內戰，我們是不能再打下去啦！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出於這種原因。我們過去天天說為人民，實際上是摧殘壓迫人民，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給特權豪門當保鏢。所以得不到人民對我們的支持，最後我們遭到失敗。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一切全是為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能夠成功。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共產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隻要跟著共產黨走，個人的前途和出路都是光明的。”
傅作義這一段話對孫蘭峰觸動很大，但還是不大相信。
孫蘭峰說：“從道理上講，傅先生的話很對，不過我聽說傅先生在北平的和平解放，弄得一個人也沒有剩下，甚而有些人流浪街頭，無家可歸。如果我們再同傅先生一樣，就都得跳黃河淹死得啦！這次讓我們起義，必須有條件，而這次的條件不能同北平的條件一樣。必須是部隊不能再解散，保證每個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們的人一律釋放，並按起義人員對待。”
傅作義聽後說：“綏遠這次起義和北平和平解放不一樣，毛主席指示，綏遠起義是另一種方式，就叫做‘綏遠方式’。起義人員一律既往不咎。而且是包下來，一包到底。在張家口關押的周鈞、靳書科等人，已由黨中央通知察哈爾人民政府全部釋放，並都按起義人員對待，一律既往不咎。綏遠部隊不改編，人員不遣散，起義前是什麽級別，起義後仍按什麽級別待遇。隻要求地方要解放區化，軍隊要解放軍化。這些條件比你要求的還要好得多，你還有什麽顧慮的呢？”
孫蘭峰說：“如果共產黨能像傅先生說的那樣，真正說話算話，我們的幹部和部隊都有了保障，我就再沒有什麽意見可說了。不過我更相信一句話，口說是虛，眼見為實。”
第二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就在這個時候，徐永昌再次帶著閻錫山和李宗仁、蔣介石三人的親筆信，於9月15日飛到包頭，請傅作義赴穗相晤。
徐永昌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遊說傅作義撕毀《北平和平初步協議》，帶領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等自己一手培植起來的餘部，聯合甘寧青的馬家軍打出河西走廊，與蔣介石在西南的殘部會合。
傅作義與徐永昌當年都在閻錫山手下擔任高級將領，二人私交甚篤，老朋友自遠方來，傅作義自然還得略盡地主之誼，親率一大幫將領，前往機場迎接。
飛機降落後，徐永昌從舷梯上一下來，見到傅作義便緊握傅作義的手熱情有加地說：“傅將軍有幸脫險，實為黨國之大幸，總裁已告之李?閻二位，請宜生主持軍隊之大計，振興黨國之大業！”並從公文包裏拿出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三人的親筆信給傅作義。
傅作義說：“毛先生不同於蔣，即使不能如願，我解甲歸田，也能安度晚年。我早已無所他求，高官厚祿?豐功偉績，都不過為過眼煙雲，隨消即逝。思之再三，對於國家和人民，我已是有罪之人，餘生僅想戴罪立功，不敢他圖。請次宸兄，不必再多他言。”
徐永昌還帶來閻錫山的口信，希望傅作義擔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蔣介石給傅作義的手啟信大意則是：宜生小弟這次脫險返回綏遠，就像我當年西安事變後回到南京一樣，由於一念之差造成今日危亡之大錯。要求傅作義接受曆史的經驗教訓，不要既誤了自己，也誤了國家，誤了部下。
傅作義聽罷徐永昌的“勸世文”，詳細向徐永昌介紹了自己之所以要舉行北平和平起義的情況，然後誠懇說道：“次宸（徐永昌的字）兄大老遠地來說服我，可惜我沒有可能聽你的話。國民黨喪盡軍心民心，失敗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這個敗局，我即使去廣州也同樣是無能為力，無非是多添一具殉葬品而已。不僅北平，綏遠，全國很快都要解放，這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事實了。今天是15號，還有6天，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要在北平開幕了，你的許許多多的老朋友都要參加。次宸兄要是能放下歧見，隨我同去北平，我想毛澤東周恩來之輩，對兄的重用必當在不才之上。兄真要邁出這一步，我敢肯定，在10月1號舉行的新中國成立的盛大慶典上，中共方麵一定會邀請兄登上天安門城樓的。”
徐永昌沒想到自己帶著閻錫山、李宗仁、蔣介石的厚望，千裏迢迢飛來包頭策反傅作義，穩住傅作義手下的這幫正在觀望的高級將領，卻反而成了傅作義的策反對象，隻好搖頭苦笑，悻悻作罷。
徐永昌見過傅作義後，提出要和孫蘭峰見麵。
孫蘭峰為了不使傅作義對他產生懷疑，更重要的是他也拿不定主意見了徐永昌應當如何選邊表態，幹脆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麵，裝病住進了醫院，讓醫院對外宣稱“孫長官病情嚴重，謝絕探訪”，並密派親信人員探聽傅作義、徐永昌以及其他人的態度。
同時，孫蘭峰認為傅、徐會晤之後，將是綏遠局勢揭曉的時候，也就是需要他正式表態的時候。傅、徐會晤的結果將是怎樣，雖然他還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據他多年跟隨傅作義的經驗，深知傅作義絕不是出爾反爾的人。徐永昌絕不可能扭轉傅作義已經確定的方向。一方麵，徐永昌作為閻、李、蔣的“使者”，必須擺出勸說的姿態；另一方麵，他作為傅作義的老友，也不能一味不顧事實，昧著良心把國民黨的狀況和前途說得那麽“有希望”，不會竭力敦促傅作義去蹈閻、李、蔣埋設的陷阱。
與此同時，孫蘭峰感到閻、李、蔣既然明著派徐永昌來勸說傅作義，如果傅作義拒不聽從徐永昌的苦苦勸告，而暗中就有可能命令潛伏在綏遠的特務頭子對傅作義下毒手。為了保證傅作義的絕對安全，孫特由固陽調來一個強有力的騎兵團，在傅先生的住處加強保衛及警戒。並對該團長說：“如果傅先生在包頭少了一根頭發，你提腦袋來見我！”
事實證明，孫蘭峰的擔心絕非多餘。就在傅作義離開北平，赴綏慰問部隊，促進起義之時，蔣介石一麵吩咐毛人鳳密電潛伏在綏遠部隊中的保密局特務頭子趙思武說：“傅作義、鄧寶珊認賊作父，拱手讓出華北。傅、鄧二逆近日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速就地密裁，任務完成，本局當有重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