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麵，蔣介石又給傅作義發來一扮親筆簽名的電報，說什麽：“北平事件，已成過去，希兄痛定思痛，勿再上其圈套，否則追悔莫及。”要傅作義：“接電即來重慶，我當派機迎機，並將委以重任。”
當傅作義從歸綏前往包頭，中途專列經過關岱召，下車慰問檢閱部隊時，張慶恩也從包頭乘壓道車趕到，徑直闖進傅作義的住處——一座小教堂，與傅作義見麵。傅作義的隨從秘書閻又文見此情況，馬上令幾個衛士護衛在傅作義的左右，寸步不離。
張慶恩見此情況，就拿出幾份電報交給傅作義，說是廣州政府讓轉交傅先生的。傅作義接過電報，立即喚人：“趕快送張主任上車站，別誤了去包頭的火車。”
明是送客，實是逐客。張慶恩無可奈何地回了包頭。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董其武身上。
起義工作已經準備就緒，綏遠省議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也來到包頭，住進了福生茶莊。9月18日夜裏9時左右，董其武和他的辦公廳主任李忠孚帶著起義通電稿，從車來到福生茶莊後院客廳，見到張、於二人。就座後，張欽剛說道：“榮祥（土默特旗總管）病了，托我倆代表他簽字。”
董其武把連日來籌備起義的情況作了介紹，並讓李忠孚把起義通電稿念給張、於二人聽。
正在這時候，張慶恩突然闖進客廳，氣衝衝地向著董其武叫嚷：“你讓我到廣州去給你交涉軍費，要費要到了，你現在要投共產黨，你讓我怎麽向中央交待？”
董其武說：“此一時彼一時，你也是個聰明人，你看看這仗還怎麽打？還打得下去嗎？”
張慶恩轉頭對張、於二人說：“你們都是地方上的頭麵人物，現在是綏遠的生死關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你們也應該站出來說句話嘛。”
張欽扯著嗓子，慢條斯理地說：“苟能興邦，萬言何惜！”
此時的氣氛已經非常緊張，張慶恩來時，帶了一輛大卡車，車上有十幾個便衣特務，內藏武器。下車後，這些人分散在院裏四處逡巡，有的竟敢在客廳窗外聽屋裏的談話情況，大有要拚一場的架勢。
董其武的警衛副官王全福一看不妙，擔心發生意外，急中生智，飛步闖入客廳向董其武大聲說道：“報告主席，總司令來電話，請主席馬上過去。”
於存灝會意地轉頭催促道：“總司令找你有事，董主席那就快去吧。”
董其武隨即起身說：“那好，我過去看看，你們談吧。”
於是，董其武和李忠孚坐車返回包頭銀行。
北平城裏的毛澤東看了傅作義、董其武發去的起義通電稿，提了一條意見：“要把蔣、李、閻的全名寫出來，這是曆史文件，免得後人不知道‘蔣、李、閻’是何許人矣。”
傅作義、董其武接到北平回電，當即照辦。在起義通電稿上寫上了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的全名，用上等虎皮宣紙將電文繕好，準備次日簽字後發出。
徐永昌與傅作義晤談後回到下榻處，中統張慶恩，保密局趙思武兩名特務頭子相繼前來晉見，密告傅作義與綏遠軍政高層人物經過緊鑼密鼓的研商，已經擬好了通電稿，就這一兩天便要宣布起義。
徐永昌急得上了火，見自己的任務沒法完成，無顏就這麽回廣州去複命，萬般無奈之下，便耍了個小花招，也像孫蘭峰一樣，躲在下榻處足不出戶。
傅作義到了綏遠以後，閱兵講話發慰問金，綏遠的起義已成定局，唯一的障礙，就是這位徐永昌老將軍了。徐老將軍在傅軍中袍澤甚多，恩德廣被，很有威望，從個人感情上很多傅作義的部下對徐永昌十分敬重。
所以，如果徐永昌在這裏苦口婆心地勸大家忠於黨國，這些人還真不好意思就此簽字起義。徐永昌也看出了這一點，幹脆稱病就地住院，作為自己阻擋綏遠歸向北平的最後一張牌。
徐（永昌）知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定於9月21日在北平開幕，傅先生必須於會前趕回北平參加會議，如果他硬拖著不走，傅作義回不了北平，不去參加會議，綏遠就不便起義，於是，佯說他拉肚子病了，要住醫院。傅先生見此情況也發了愁，對鄧寶珊先生說：“次宸病了，要待在這裏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就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這可怎麽辦？”(10)
徐永昌這一招還真是管用，連傅作義都覺得棘手，說這怎麽辦，他在這兒咱們也不能起義啊！
關鍵時候，卻有人主動站了出來，拍著胸口說：“老總不用著急，我去醫院和他說，一說他準走。”
哈，誰有這麽大能耐？
別說，還真應了一物降一物這句老話。
主動請纓的，是傅作義的副手、國民黨陸軍上將、曾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的鄧寶珊。
鄧寶珊此刻主動請纓，而且果真不辱使命。他設下酒席，恭請徐永昌赴宴。“次辰兄，聽說你病了，氣色不好，請注意一點。”幾句寒暄話一說，三杯酒下肚，剛吐出短短一腔涉及實質性的話，就驚得徐永昌變臉變色，幾乎跳將起來。
鄧寶珊說出的話恰似一串炸雷：“徐總指揮啊（徐永昌中原大戰的時候當過總指揮），你看你病成這個樣兒，就不要走了，在這兒好好養著吧。宜生讓我前來告訴你，潤之、玉階先生來電，歡迎你去北平。回頭，我們發通電，算您領銜，頭功算你的。起完義，你就帶著弟兄們一起去北平參加共產黨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
徐永昌原本是閻錫山專門派來當說客，打算把傅作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等人拉回國民黨的，對黨國極為忠誠，若是這位堂堂的國軍上將，主動把自己送上門去率領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三巨頭向共產黨繳械投降，傳出去怕不笑死人才怪呢？
鄧寶珊把話說到這個份上，徐永昌還能不趕緊跑嗎？照鄧霸王硬上弓的手段，自己再不跑隻怕連廣州都回不去了。
徐永昌的“病”馬上好了，吃過飯嘴一抹，乘車直奔飛機場，與綏遠的老朋友們徹底地拜拜了！
徐永昌被鄧寶珊嚇跑了，可是，還有孫蘭峰這員大將強著腦袋不同意在起義通電上簽名。在此之前傅作義已經親自找孫蘭峰談過兩次話，孫尚且固執如此，誰還能拿他怎麽樣？
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時間緊迫，你孫蘭峰簽名我們也要起義，不簽名我們照樣也要起義，實在也就顧不得他了。
在通電起義上簽名這天，雖然傅作義就在包頭，但是，領銜起義之人卻成了董其武。這裏麵，就別有一番深意在裏頭了，傅作義這是要把綏遠起義的首功讓給自己的愛將——北平的和平是我傅作義造成的，綏遠的和平，與我傅作義無關，是你董其武造成的。倘若共產黨得了江山後要論功行賞，這頭一份，理當落到你姓董的頭上。
傅作義心裏念想著董其武，董其武呢？心裏也時刻念想著拒不前來簽名的孫蘭峰。
1949年9月18日，經過簡單布置的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顯得莊嚴肅穆，主席台上方掛著“綏遠和平起義簽字儀式”的隸書橫幅，台上擺著幾張長桌，上鋪潔白的台布，桌上放著用黃色虎皮宣紙抄好的通電文稿和筆墨。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兼華北“剿總”綏遠指揮所主任董其武、綏遠省參議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土默特旗總管榮祥等綏遠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各族各界人士共38人，表情嚴肅地圍坐在長桌旁，等待著一個曆史時刻的到來。
身著戎裝的董其武從容地宣布：“綏遠起義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開始醞釀，曆經8個月，今天終於達成。曆史選擇了我們，我們選擇了和平。這莊嚴的時刻到了！”
董其武的秘書李忠孚雙手捧起《綏遠和平起義通電》，大聲宣讀：
“毛主席、朱總司令、聶司令員、薄政委：
我們全體官兵和各級行政人員，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起義，並莊嚴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麵來，綏遠和平解放，我們得慶新生，全體軍民，謹以無限忠誠，向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禮……”
通電宣讀完後，董其武激動地宣布：“綏遠和平起義簽字儀式現在開始！”
在所有目光的注視下，董其武第一個拿起毛筆，飽蘸濃墨，在用紅綢繕好的通電起義文稿上，莊嚴地簽下了“董其武”三個字，“綏遠方式”遂成為曆史名詞。
但是，簽字之後，令在場的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董其武卻來了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隨手抓起一個小茶碗，“啪”的一聲反扣在自己簽名的下方，站起來走了。
刹那間，三四十名綏遠黨政軍的頭頭腦腦們全都盯著那隻小茶碗發愣……
緊隨董其武簽名的是111軍軍長劉萬春，劉萬春也愣了——你拿個小茶碗反扣在董其武三個字下麵是什麽意思啊——看著後麵排隊等著簽名的幹部將領，隻好疑竇叢叢地在小茶碗下麵寫上了“劉萬春”三個字。
正如同傅作義要把綏遠起義的首功讓給愛將董其武一樣，董其武也是用那個小茶碗，給他的生死老搭檔孫蘭峰占著一個僅在自己一人之下，數萬人之上的位置哩！
董其武和孫蘭峰是多年並肩作戰的老戰友，情誼深厚。這兩個人都是名將但性格不同。孫蘭峰凶悍暴躁，董其武沉毅有威，在綏遠問題上，兩人的思路有所異同，孫蘭峰始終認為應該效忠黨國，不能未戰而降，他在武川收集殘兵，積極備戰，對董其武的起義準備表示反對，是綏遠最大的死硬派。但是，當廣州方麵試圖通過張慶恩鼓動孫蘭峰密裁董其武，謀奪綏遠政權的時候，孫蘭峰不僅不配合，而且堅決反對——這種背後插朋友兩刀的做派，豈是義氣深重的孫蘭峰能幹的？
因為孫蘭峰在綏遠軍中的影響太大，沒有他的認同，綏遠的起義很不容易。這一點傅作義也很清楚，所以從北平飛往綏遠，給董其武撐腰。不過，孫蘭峰自己的主意並不肯改，抱著做忠臣的念頭住進包頭醫院，堅決不參加起義。傅作義與其談了兩次話，依然是對牛彈琴，一氣之下，也就聽其自便。
但董其武的想法不同，他用一個茶碗，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且讓孫蘭峰後來的人生免遭了許多的坎坷——事後證明，這對孫蘭峰來說，是何等有意義、有價值的一個舉動！
“傅作義的兩隻虎，孫蘭峰，董其武”。有董其武，怎麽能沒有孫蘭峰呢？從更深一層來說，以孫蘭峰和共產黨結下的梁子，如果沒有一道護身符，將來怎麽能過得了關？
董其武反扣在起義通電上的一個小茶碗讓傅作義也動容了，於是決定再找孫蘭峰談一次。
對這段故事，我們還是來聽當事人董其武是怎麽說的吧。
9月19日(11)上午，是一個莊嚴隆重的時刻。我們綏遠軍政幹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鄧寶珊將軍部駐包頭的22軍代表，在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舉行了簽字儀式。我首先拿起筆，在起義通電上簽了字。按照名單次序，第二個應當是孫蘭峰，孫蘭峰當時住在醫院裏，我順手拿起一個小茶碗，扣在我簽名字的下邊，留待孫補簽。其他二十幾人依次在後邊簽了名。
我扣那個茶碗是有用意的，這得回過頭來說幾句。張家口解放時，原第11兵團司令孫蘭峰回到綏遠，收容遊散部隊，駐紮包頭，並成立了第9兵團司令部。他對綏遠和平問題一直沉默不語，態度不明。傅先生批派華北總部參議張濯清、政工處長王克俊來綏勸孫蘭峰，但孫蘭峰還是聽不進去，誰的話也不相信。傅先生來綏後，與孫蘭峰談過兩次話，回答他提出的問題，講解“綏遠方式”的寬大精神，但是他仍然有顧慮。9月19日淩晨，傅先生又專門派人到醫院轉達對孫的肺腑之言，傅作義對孫蘭峰說：“畹九（董注：孫的號），我們共事多年，同甘共苦。我認為現在走的路是最正確的路子，切盼我們一起走。眼下北平已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在政治地位上，共產黨不會錯待我們。我更有責任考慮到你的政治前途。如果不相信我的話，斷絕我們幾十年的交情，不跟我一起走，那麽，人各有誌，不能相強。你看誰願意跟你走，你就帶誰走，哪個部隊願意跟你走，你就帶哪個部隊去。從此以後，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孫蘭峰聽了傅作義的話後，才斷然地說：“我跟傅先生生死相處了幾十年，情同手足，我怎麽能離開傅先生單獨行動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著你往下跳！”
於是孫蘭峰才參加到起義的行列裏來，終於在起義電文上簽了名……
“9月19日淩晨，傅先生又專門派人到醫院轉達對孫的肺腑之言。”董其武把時間寫得很清楚。同樣是在董其武將軍的回憶錄《戎馬春秋》的296頁上，筆者看到黑字白紙地寫著：“9月19日早晨，張慶恩跟徐永昌一同飛往廣州。”
如果不是因年代久遠，董其武對時間記得不太準確，那就是董將軍在事隔多年後，依然出於袍澤情誼，在他的回憶錄裏再次為孫蘭峰扣上了一個“小茶碗”。
因為道理很明白，孫蘭峰當時的思想根本就沒有轉過來，即便是在迎接傅作義到綏遠的那一刻，他真實的思想感情也是“在高興之中不免夾雜著一些傷感，傷感的是自從我們相識以來，他經曆過不少的難關，但沒有像在北平這樣失敗過。”在他的認識中，傅作義的北平起義，根本就算不得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而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敗。既然是重大失敗，他當然有理由拒絕參與其間。其二，傅作義已經與他深談過兩次，孫蘭峰仍然是四季豆不進油鹽，抱著做黨國忠臣的念頭索性稱病住進醫院，堅決不參加起義。
董其武說，9月19日淩晨，傅先生又專門派人到醫院轉達對孫蘭峰的肺腑之言，同時又寫得很清楚，徐永昌是9月19日早晨飛離包頭的。那就是說，傅作義派專人給孫蘭峰傳話是當日淩晨，依照中國人的普遍理解，淩晨應當在早晨之前，從詞意上看，傅作義派專人給孫蘭峰傳話在前，而徐永昌離開包頭在後。
另一位重要的當事人孫蘭峰又是怎麽說的呢？
第三次談話是在徐永昌走後，傅先生用極鄭重的口吻對我說：“徐次宸（徐永昌的字）來說服我，我沒有聽他的話。我對他說，國民黨失敗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這個敗局。我去了同樣是無能為力。但是，他還不想走，我請鄧寶珊勸說他和我們一起起義。這樣，他才說要走，而且已經走了。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義的通電已經寫好了，別人都簽了字，唯有你還沒有簽字。你是不是還有顧慮？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不願意同大家一道起義，打算離開我們，斷絕我們幾十年的交情，那就隨你的便吧！你看誰願意跟你走，你就帶誰走。哪個部隊願意跟你去，你就帶哪個部隊去。但是我要告訴你，仗是絕對不能再打下去了。”
說到這裏，傅先生講了一句詼諧的話：“你們要是真有本領打，打出個天下來，我豈不是可以當‘太上皇’嗎？”
自從我和傅先生相識以來，我們之間的任何一次談話，都沒有像這次談話那樣激動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淚，一時想不出多少可說的話來。
我隻簡單地說：“傅先生和我患難生死相處了幾十年，情同手足，我怎麽能離開你而單獨行動呢？當年涿州戰役失敗後，我都沒有離開過你，今天我怎麽能夠離開你呢？我聽你的話，馬上簽字。”
孫蘭峰的回憶中有兩個問題與董其武的回憶不同，一是傅作義並非派專人去醫院向孫蘭峰轉達肺腑之言，而是傅作義本人親自與孫蘭峰進行的來包頭後的第三次麵談。第二，時間是在徐永昌離開之後——即9月19日早晨之後——而不是在19日早晨之前的淩晨。
如此一來，孫蘭峰對待起義的態度便在起義簽字儀式之前已經由反對、觀望變成了讚成並具體參與了起義——這對孫蘭峰的人生來說相當重要，因為真實的情況是，他是在董其武、劉萬春等38名軍政要員在起義通電上簽字後的次日淩晨三點，才在通電上董其武用小茶碗給他預留出的位置上補簽的字——顯然，董其武正是出於袍澤之情，生死之誼，才再一次在人生的重要關頭，有意地為孫蘭峰再扣了一次茶碗、留了一個位置。
也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後，孫蘭峰波瀾不驚地曆任了綏遠省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綏遠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綏遠省政協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二、三屆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並曾當選為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委員，全國政協第五、六屆常委。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終年91歲。
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孫蘭峰當然也受到一定衝擊，但“綏遠起義第二號領導人”始終是孫蘭峰的一道“紅色護身符”，雖然不能保護他毫發無傷，卻使他能夠撐過鎮反，“文革”等道道關口而大難不死，最終得已善終——或許，那時候他會想起那隻反扣在寫在虎皮宣紙上並以紅綢繕好的起義通電上的那隻含情透義的小茶碗。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12)董其武與孫蘭峰的生死友情，貫通了兩位將軍的漫長人生，足以令後人動容。
(1) 歸緩係舊時綏遠省省會所在地，即現在的呼和浩特。
(2) 嶽維峻1931年任國民黨34師中將師長時，率部進攻鄂豫皖蘇區，在雙橋鎮戰鬥中被老部下徐向前俘獲。被俘後，按紅軍的要求，嶽通過其舊部為蘇區采購了大量的醫藥器械，還送了大量軍裝和銀元。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曾指示曾中生，適當時候可以將其釋放。但張國燾到鄂豫皖後借口嶽要搞暴動下令將他處決了。
(3) 摘引自董其武回憶錄《戎馬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4) 郭寄嶠，安徽合肥人，保定軍校第9期炮兵科畢業。曾任國民黨第5戰區司令部參謀長。1944年任重慶市衛戍區副司令，1947年前後任甘肅省主席。1949年去台灣，曾任國民黨國防部長。1998年逝於台北。
(5) 徐永昌時係閻內閣不管部部長。
(6) 王叔銘時任空軍副總司令，總司令為周至柔。周、王交接時間為1952年3月。
(7) 摘引自董其武回憶錄《戎馬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8) 南京巳於1949年4月24日解放，國民政府此時在廣州。
(9) 摘引自董其武回憶錄《戎馬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10) 摘引自董其武回憶錄《戎馬春秋》，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1) 檔案記載，綏遠起義簽字之日是1949年9月18日上午，而非董其武在回憶錄中所寫的19日。
(12)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出自《詩經·秦風·無衣》首句。意為：誰說你沒有軍裝？我與你同穿一件戰袍。後引申為袍澤之誼，戰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