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改造自己，重視自己。徹底更生，堅持信念，才能扭轉戰局，打敗共黨！”蔣介石本想把話說得斬釘截鐵，或許是說得太用力的緣故，“黨”字一說出口，竟然把假牙噴了出來。台上馬上出現了極其尷尬的一幕，隻見蔣介石大張著空洞的嘴，緊皺著眉頭，很是難堪。
1949年10月，解放軍進入廣東。11月14號上午11點，蔣介石父子從台北出發，下午4時15分抵達重慶，發現此地已經充滿了恐慌、驚怖和死寂的空氣。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決定留在重慶，作最後一搏。
11月30日，解放軍包圍重慶，炮聲已清晰可聞。夜裏10點，蔣經國和總統專機“中美”號駕駛員衣復恩陪著蔣介石倉皇離開下榻地楊家花園。
衣復恩回憶說：“蔣先生那個時候住在重慶的一個山區裏頭。他離開的時候，已經是兵荒馬亂了。去白市驛機場的路上，沿途擠滿逃難的人群，哭的哭，叫的叫。快到機場時他都沒法坐汽車，隻好下來走路。走到飛機場，我看到還有一二十架飛機等在停機坪上，所有的飛機都發動了，聲音響得來震天動地，對麵說話都必須大聲吼叫。除了我們從台灣帶過去的‘中美’號和‘美齡’號空著，其他都已經塞滿了人，停機坪上還有上不了飛機的人山人海，大都是政府和軍隊的官員和他們的眷屬。裝滿逃難者的飛機也待在原地不能動，他們必須等我們這兩架飛機飛機起飛後才能起飛。可是蔣先生上了飛機以後並不慌著走，讓我再等一下，也沒告訴我等什麽。我想，可能是在最危急的時刻，他還希望會突然來一個什麽能夠起死回生的好消息吧？畢竟，那時候我們國軍在四川還有將近一百萬軍隊。這個時候，槍炮聲已經清晰可聞，所有的通訊都已中斷，共軍打到了什麽地方？離機場還有多遠？我們呆在飛機上什麽也不知道。這時候，蔣先生才意識到再不走就有可能走不掉了。接到起飛命令後，我這架飛機一起飛，其餘的飛機也都爭先恐後地起飛了。我剛把飛機飛起來，就從駕駛艙看到，來不及起飛的4架運輸機和幾架高級教練機，已經陷入火海之中。這不是共軍的炮火打的，是一架飛機起飛後失事，一頭栽下去造成的。”
這成了衣復恩記憶中最後的重慶。
後來得知，在蔣介石飛離半小時後，白市驛機場即被解放軍先頭部隊占領。
飛抵成都後，蔣介石住在北校場中央軍校內的黃埔樓上。並由顧祝同、錢大鈞、蕭毅肅等人在樓下設立起了臨時指揮部。而此前兩天率國府部委從重慶撤到成都的行政院長閻錫山，也住在這裏。
閻錫山率領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一行先後撤到成都，在社會上立即引起巨大震動。
此時為蔣介石和閻錫山等人執行警衛任務的，已經換成了清一色的軍校學生。他們都是經過嚴格選拔的忠貞分子，一個個筆直威風地站在黃埔樓四周，以能取代軍校警衛團，親自為國家的最高權力者放哨站崗而感到尤為自豪。
1949年12月1日，也就是蔣介石一行飛到成都的第二天，成都各大報紙都以顯著位置登載了國軍中校劉自新“因某種政治原因，悲觀厭世，自殺於青城山之上清宮內”。其絕命書末尾寫道：“慕青城風光秀麗。河山清淨，願寺中長老，惠賜一席之地，以作最後之歸宿。”
這條“自殺”新聞恰恰與蔣介石由渝飛蓉的消息一起刊登在報端，愈發顯得國民黨政權已是江河日下，難有指望。軍心民氣動**，軍校裏也是人人心慌。
2日下午，中央軍校人事課長文鈺，又在他的辦公室內手握總理遺訓，服碘化鈉自殺。
3日，天氣晴朗，蔣介石為了給情緒低沉、六神無主的軍校學生鼓鼓勁，主動向校長張耀明提出，他和閻院長要檢閱本校官生，向他們訓話。張耀明當然是受寵若驚，馬上布置準備。
為裝點歌舞升平的樣子，大操場邊的中正台被布置得花花綠綠，彩旗一塊塊布列懸掛在大操場上下內外，倒也很有點節日氣氛。
這天，蔣介石由閻錫山和張群、蔣經國等人陪同步上中正台。局勢危難之際，蔣介石特意穿上了戎裝。閻錫山則穿黃色中山服，腳踏黑色皮鞋，頭戴灰色呢帽。
在軍樂聲中，首先舉行升旗儀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場人員的注目禮下冉冉升起。突然，國旗與繩子從旗杆滑輪上一同溜了下來，本來沉悶無聲的隊列頓時嘈雜起來。
升旗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最快速度放倒旗杆，重新掛上繩子，升起了這麵被摔落在地的旗子。
“墮旗事件”在隊列中引起紛紛議論，不少人都說這是不祥之兆，看來國民黨氣數真的盡了。
蔣介石深知，越是困難的時候，他作為最高統帥越需為軍校學生們做出表率，但是，莫明其妙的“墮旗事件”顯然也影響了他的情緒，在講了“同學們”一句話後，嘶啞的嗓子幹咳了一聲。眼中霎時噙滿了淚水。停頓片刻，他才接著對台下數千名軍校生訓話。
“我坦率地告訴同學們，我很傷心。我的許多學生……背叛了黨國，背叛了我……我希望你們這一期學生要忠於黨國，忠於領袖。聖經有雲：‘我已宣誓，雖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
蔣介石或許是觸景生情，想到了他極為倚重的黃埔學生在戰場上令他痛心疾首的表現，講得來語無倫次，說到傷心處，端的是真情畢露，老淚縱橫，喉嚨哽咽。這讓台上的閻錫山、蔣經國等人大為緊張。
不過，蔣介石很快就調整了情緒，揮動手臂，提高聲調說道：“共產黨打敗了我們，不是共產黨有三頭六臂，而是我們腐敗無能，是自己的弱點擊敗了自己。我們要轉敗為勝，關鍵依然操之在我，失敗由本身造成，成功亦應由本人努力。隻有改造自己，重視自己。徹底更生，堅持信念，才能扭轉戰局，打敗共黨！”
蔣介石本想把話說得斬釘截鐵，或許是說得太用力的緣故，“黨”字一說出口，竟然把假牙噴了出來。
台上馬上出現了極其尷尬的一幕，隻見蔣介石大張著空洞的嘴，緊皺著眉頭，很是難堪。
台下的軍校官生也甚感驚異，全瞪大了眼睛。
蔣經國趕緊給侍從遞了個眼色，侍從快步走上前，把蔣介石扶到位置上坐下。
穿便裝的閻錫山表現得反倒比穿戎裝的蔣介石更加有軍人氣魄。他操著一口濃濃的山西腔說道：“失敗不是滅亡，失敗是現象的暴露。今天的失敗不是今天的原因，而是因為我們老早已經種下了失敗的種子，今天才結出失敗果子。隻要從今天起，不再種失敗的種子，我們便已走上成功之路。這絕不是理論，而是必然的事實。我再說一遍，失敗絕不是滅亡，滅亡是終結，是永遠不能翻身。失敗是過程，譬如走路，跌倒了又站起來，非達目的，決不終止。”說到此，似首觸到了心中塊壘，他又直言不諱地說道：“在我們國民黨內，有的人就是吃黨、穿黨、禍黨、賣黨，我們的黨，怎有不垮台的道理！同學們，你們一定要引以為戒！”接下來，他又講了國際與現實問題。他說：“我今天主要講確保革命根據地，集中力量，保衛我們東南的台灣和西南川滇康黔數省的問題。同學們要有勇氣，要有信心。總裁製定的戰略反攻就要開始。我們除有這鞏固的大西南後方外，還在新疆和台灣建立了兩個堅固的反共基地。我們的空軍可以轟炸共匪所侵占的每一寸地方。大家學過飛機的知識吧？我們的飛機，作戰半徑可達我國每個角落……”
當晚，軍校放映電影《文天祥》，蔣介石、閻錫山等軍政大員也和官生一起觀看。放映此片的目的很清楚，就是為即將離校前往西昌，組織民眾武裝準備與共產黨打遊擊的學生兵壯魂送行。
放映過程中，銀幕前人群情緒甚為悲壯，不時有軍校生大呼口號，“隻有斷頭軍人，絕不做投降孬種”“臥薪嚐膽，恢複軍人魂”。
“江聲不盡壯士恨”，青年人是很容易動感情的。在劇場濃烈的反共氣氛中，學生們振臂響應，電影放完後，大家都不願離去，有的學生當場聲淚俱下朗誦文天祥的絕命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示要像文天祥那樣視死如歸，以實踐蔣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訓示。
有位學生就曾在感召之下，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私下買了一麵國民黨黨旗裹在身上，表示與共軍作戰死後，也讓後人知道是為黨國而死。當然，這位學生後來並沒有在軍校起義時“殺身成仁”，而是在槍林彈雨的脅迫下火線投誠，參加了解放軍。
軍校學兵在得到蔣介石接見後，已是若狂若癲，如遊幹班一至五期同學就曾在蔣介石檢閱之前製作了一麵錦旗。然後同學們咬破手指，用血寫下堅決反共的誓言，全體同學簽名後，推舉女同學何知言、徐誌清為蔣介石獻旗。20天後，這批西移的學生兵在前往青神縣途中被劉文輝的起義部隊包圍，很快放下了武器，何知言與徐誌清與起義部隊到新都經兩月整訓後參加了解放軍。不久，她們又和同學們“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去了。最後，何知言被炸死，成為烈士，徐誌清呢？立功回國，成為英雄。
大廈將傾之際，長期與蔣介石貌合神離的四川眾將領自然不會死心塌地為蔣賣命，成都暗流湧動，一日數驚。
所有去雲集在成都的國府大小官員，此時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能弄到幾張飛機票，以便讓自己和家眷盡快地飛到台灣。
地處北校場的中央軍校因住了蔣介石、閻錫山、張群等國民黨政府高層領導，整日校門人流如梭，步履急促，此時能有資格來軍校的多是一些國民黨的高官顯貴，他們來到學校絕不是向蔣介石請纓求戰，而是來找閻錫山討要飛機票。
閻錫山這位國民黨行政院長現在唯一繁忙的工作，就是親自主持分配飛機座位。每天都有幾百個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和部長、次長、司長等一類“難官”“難將”包圍著他的住處大吵大鬧，都想早點飛去台灣。這時大家誰也不管誰，都吸取了逃離重慶時坐不上飛機坐卡車差點當了俘虜的教訓。連穀正綱、陳立夫，以及被國民黨封為“孔聖奉祭官”的“衍聖公”孔德成，從重慶來成都時都坐不上飛機，不得不坐卡車。這樣的時刻，隻要自己能弄到飛機座位就行。所以隻要有一架飛機降落，總有幾百上千的人去搶座位，有的被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搶到座位。有人雖有機票，到臨起飛時，又往往被航檢組特務假借一點小事從座位上硬拉下來，而讓權勢更大一些的達官貴人及其家眷先走。飛機場到處坐著睡著等候上飛機的官員，整天在哭喊、叫罵、吵鬧。
成都市區反蔣力量越來越盛，蔣介石並非一概不知，他不止一次發出了“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的感傷之音。
12月6日，知道局勢已無法挽回的蔣介石讓閻錫山馬上率政府移往台北，還把“美齡”號提供給他使用。
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處在新春前的一片寒冷之中。
在北風呼嘯的成都飛機場上，一群驚慌失措的國民黨政府官員麇集在飛機舷梯前，你擁他搶，爭先恐後往上擠。遠處傳來的大炮聲，更給這群若喪家之犬的人們，增添了慌亂與急切，猶如炮聲就爆響在身邊似的，一個個心驚肉跳，狂呼亂叫，擁擠得更厲害了。
已經登機的閻錫山坐立不寧，他回望一眼機艙，艙裏密密麻麻地擠滿了人。透過舷窗往外望，隻見舷梯上舷梯下人若密集的烏鴉，黑壓壓一片。他深知從四麵八方蜂擁而來的解放軍離成都已越來越近了，那秋風卷落葉的雄壯氣勢，那勢如破竹的淩厲進攻，那疾如颶風的進軍速度，他是早已領教過的。此刻，對他和他的“戰鬥內閣”成員來說，遲滯就意味著危險，晚升空幾分鍾就有可能變為俘虜。他愈來愈沉不住氣，愈來愈焦躁不安，終於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的身份發出命令：撤離舷梯，馬上起飛！
座機像受驚了的一隻大鳥，在巨大的轟鳴聲中搖搖晃晃地飛上了高空。
閻錫山當然聽不到滯留在機場想逃命的人們的叫罵，當看到機下的城市、村莊、山川、河流越變越小，越來越模糊的時候，他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感覺到離危險越來越遠了。
飛機在空中急匆匆地飛行，閻錫山從舷窗俯望機下成都平原上那一片片莊稼、一道道河流，想到山河變色，江山易手，心中無限悲愴。幾個鍾頭後，當蔚藍的大海出現在眼前的時候，閻錫山有一種終於脫離險境的輕鬆，可是，一種更為深沉的痛苦也霎時湧上心頭，他清楚地知道，他自視為政治家，將再也不能在這片土地上實施統治之策了；他自視為軍事家，也將很難在這塊大陸上施用馭兵謀略了。當然，他還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離開大陸對他意味著既是他縱橫捭闔的政治生涯的最後終結，也是他風雲激**的軍事生涯的最後終結！
與閻錫山同機逃離成都的，除了陳立夫、朱家驊、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三位黨國大佬，還有剛剛進入閻內閣擔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以及在飛機起飛之前匆匆趕到的另一位長須飄拂的大師級畫家——張大千。
對那一天閻錫山與張大千的表現，學者出身的杭立武極為憎惡，晚年他在接受中央研究字近代史研究所學者王萍、官曼莉采訪時談到了那一天的經曆：
38年12月9(1)日，我隨行政院長閻錫山在成都新津機場乘最後一架飛機撤退來台，同機尚有政務委員陳立夫、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等到人。記得那日，我趕到機場上登機時，見閻錫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體搖搖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陳兩人對我說：“我們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兩口箱子上。”原來，這兩口箱子裏裝的全是黃金，重量超重，對飛行安全構成威脅。陳、朱兩人認為我與閻百川的交情比較好，要我說服閻，不要帶黃金走。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閻攜帶這些黃金，並不是為了他個人，而是為了山西人的生活著想。我於是向陳、朱二位建議，勸閻放棄這些黃金，而由我與陳、朱三人簽字保證，於抵達台北後，請蔣先生補償他同額的黃金。陳、朱認為做不到。
一籌莫展之際，一個誰也沒想到的人——張大千突然來了，帶來了新麻煩。張大千乘坐的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座車。車子開得極快，風馳電掣衝進機場。車未停穩，張大千便跳下車來，徑直走到杭立武麵前說，他帶來了78幅敦煌臨摹壁畫，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張大千的請求遭到陳立夫和朱家驊等人的拒絕，說飛機已經超載了，你那畫又不隻是幾張輕飄飄的紙，那麽重，還要加上一個你，怎麽可能？但杭立武知道，這78幅敦煌臨摹壁畫雖非古物，其價值並不低於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帶走這批畫，但眼前這架飛機的確再也載不下一個人和78幅畫的重量了。
朱家驊和陳立夫對杭立武說：“保護文物是你的責任，你要履責，我們不反對。你去說服閻錫山丟下黃金，把張大千和他的畫帶走吧。”
那時通貨膨脹，紙幣如廢紙，但杭立武深知閻錫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組織太原起義，至1949年逃離大陸，長期統治晉綏一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人稱山西土皇帝，想要勸他在這關鍵時刻放棄黃金，實屬癡心妄想，絕無可能。而且此去台灣，前路茫茫，誰也不知道將來的景況，非要讓人丟下活命的保障，也屬過分。
在要黃金或是要性命的緊急時刻，杭立武表現出了一位中華精英人物超凡脫俗的人格力量，他轉身從飛機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對張大千說：“我這裏有二十幾兩黃金，是我此生的全部積蓄，現在我把它給你，也同意運你的畫去台灣。但是，我有一個條件，這個畫將來不屬於你，你要捐給故宮博物院，捐給政府。”
為了能上飛機，張大千滿口答應。當然，對杭立武送上的黃金，他也沒有拒絕——在藝術上，張大千是世所公認，當之無愧的超級大師，但在個人精神境界上，與杭立武先生相比，當不可以道裏計。
杭立武又說：“口說無憑，你要立個字據。”
張大千從身上摸出一張名片，當場在名片上寫下了今後將畫捐給故宮博物院的憑證交給了杭立武。
就這樣，最後一班飛機載著5名黨國要員、一名藝術大師、兩箱黃金和78幅名畫，一同飛抵了台北鬆山機場。
許多年後，與閻錫山從成都鳳凰山機場同機逃往台灣的陳立夫在其回憶錄《成敗之鑒》中，特以專章“陪同閻院長飛台遇險”，記下了閻錫山留給他的深刻印象。
1949年12月，身為“行政院院長”的閻錫山跟隨蔣介石從重慶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軍校。
12月初的一天晚飯後，陳立夫到成都北校場中央軍校校長官邸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情緒很壞，一見陳立夫就問道：“今天真奇怪，我召集軍事將領開會，大家居然都不來了，這是怎麽回事？”
陳立夫注意到蔣介石麵麵凝重，猶有慍色，說：“我們現在情況已經很緊急，很危險了。四川軍人大多數都靠不住，如鄧錫侯、王讚緒，潘文華，以及西康的劉文輝，隻有楊森比較好一些。”
蔣介石罵道：“共產黨馬上就要得天下，這些地方諸侯長期以來就和中央離心離德，一定會見風轉舵，做臨難背主之事。”
陳立夫說：“逃到香港的‘雲南王’龍雲已經公開登報叛變投共，盧漢的思想也起了變化，已經把被捕的共產黨全都釋放了，恐怕也靠不住。”
蔣介石問：“閻伯川還好嗎？”
陳立夫想了想說：“不好，自太原失守後，他的思想包袱一直很沉重，情緒不太好。而且不久前在重慶，他竟然還做出一件讓人難以理解之事。”
蔣介石：“伯川做什麽了？”
陳立夫憤憤道：“當此人心惶惶之際，閻院長竟在院會上提了一案，完全像共產黨的口氣，要通過提案清算地主，和共產黨爭奪農民。我當時一氣，也就顧不得他的資曆地位，起而駁道：‘共產黨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現在共產黨還沒來，我們就先來清算地主，你這麽做不是幫共產黨的忙，自亂陣腳，自掘墳墓嗎？’”
陳立夫在《成敗之鑒》中回憶道：
經我一罵之後，閻院長才把提案撤回去了。此時我們的兩個航空公司叛變投共(2)，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亦很積極，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在成都雖然有蔣公坐鎮，已大為安定，但情勢仍然不穩。胡宗南的西北軍隊也不行了，他是嫡係，是蔣公的基本部隊，又是裝備最好的美式裝備，結果竟沒打什麽仗，就敗退下來。
蔣介石聽陳立夫說罷，神色凝重，默不作聲。
陳立夫見此時的成都風聲鶴唳，殺機四伏，很想效法當年孫中山蒙難中山艦時，時在上海的蔣介石聞訊後隻身前往廣州，陪伴孫中山的壯舉，遂提出想與蔣一道走。
蔣介石卻拒絕了陳的請求，說：“你不能跟我走，你與閻伯川（閻錫山）一起走。他是院長，你是政務委員，你應該與他一起走。你不是說伯川思想包袱沉重，情緒不好嗎？這種人在這個時候是很容易出現意外的。你跟他在一起，即便有什麽想法，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蔣介石已經把話說得十分明白了，他擔心他們的行政院長閻錫山向共產黨投降，讓陳立夫跟蹤監視，隻是閻錫山一生都不知道罷了。
陳立夫回憶說：
我接著問：“總統(3)去哪裏？”
蔣公說：“我飛西康。”
我說：“總統不能去那裏。”
蔣說：“為什麽？”
我說：“總統若到西康，胡宗南軍隊到達者僅兩團人，人地生疏，而劉文輝已在那裏搞了十幾年，他如在機場請總統訓話，再來一次西安事變翻版怎麽辦？”
蔣公聽了改變主意說：“那我去雲南好了。”
我說：“盧漢也靠不住了，雲南絕對去不得。”
蔣公接受了我的意見，不去了，派經國同誌前去。經國同誌認為與盧漢不太熟，不肯去，後來改派張嶽軍先生（筆者注：張群字嶽軍）前去，結果被盧漢扣留了，過了幾天才被放出來。
危急關頭，蔣介石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也的的確確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過人之處。蔣介石離開成都的經過，比之撤離重慶更為驚險萬分。
12日淩晨，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的起義通電傳入黃埔樓。通電如雷貫頂，驚得蔣介石從**跳了起來。通電開篇寫道：
北京毛主席、朱總司令並轉各野戰軍司令暨全國人民公鑒：
蔣賊介石盜取國柄二十餘載，罪惡昭彰，國人共見。……所望川、康全體軍政人員，……努力配合人民解放軍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之殘餘，以期川、康全境早獲解放，坦白陳詞，敬維垂察。
通電中開頭“蔣賊介石”幾個字，更是驚得黃埔樓內所有聽到這一消息的人為之瞠目結舌……
蔣介石從下榻的北校場中央軍校到機場，必須經過駐紮有劉文輝第24軍起義部隊一個營的武侯祠關卡。胡宗南為了保證蔣介石的轎車安全通過，竟不遺餘力調動了10輛裝甲車和坦克車，先一日聚集在北校場軍校操場上。
13日夜，蔣介石已做好了離開成都的準備，他很清楚此行將是他與大陸的告別之行，也或許是永別，胸中別有一番淒涼滋味，多少往事湧上心頭。他把經國叫到身邊，二人合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的中華民國國歌，傷感至極。一旁的人也灑下了同情的淚水。
蔣氏父子痛苦未止，侍衛人員慌慌張張從樓下跑上來報告說：“軍校前門附近發現有可疑人行蹤。為安全起見，是否可以出軍校後門，繞道再由裝甲車輛護送出成都南門。”
蔣介石厲聲斥道：“餘由軍校正門進來，必由正門離去。”他悲感交集，心力交瘁，因極度的憤怒而顯得有些失態。
侍衛人員隻得趕緊打電話令成都警備司令盛文協助，設法引開軍校正門前附近的嫌疑人員。
夜幕低垂，約11時左右，蔣介石、蔣經國、陶希聖、穀正綱、俞濟時以及秘書沈昌煥、曹聖芬一行，與繼續留守軍校中的顧祝同等人告別。一切都在無言中進行，個個都明白對方的“啞語”。
裝甲車、坦克車已起動轟鳴等待在校門旁，蔣介石一行在軍校第23期2總隊一個大隊乘車護送下，出軍校正門直向城南馳去。隆隆馬達聲蓋過街麵，由於這兩天裝甲車、坦克車經常上街，市民們對這些鐵甲怪物也已習以為常，並不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槍炮聲很快響成一片，市民們才意識到這一夜晚不同尋常。
蔣介石一行人的車輛，在裝甲車、坦克馬達轟鳴聲和激烈的槍炮聲吸引住不明真相人的耳目之時，從夾雜在裝甲車、坦克的行列中駛出，經武侯祠門口向西徑直衝去。
蔣介石等人到此時才稍放下心來。
在車隊將抵新津飛機場時，突遭地方武裝力量的攔截，隨行擔任警衛任務的軍校學生立即還擊，戰鬥較激烈，“每當一名軍校學生遭受襲擊傷亡時，即以另一名學生遞補，以維護蔣公的安全”（台灣出版《傳記文學》一作者注）。
軍校學生蒲劍虹在1987年對筆者回憶這段往事說：“我們在卡車上邊打邊向前衝，蔣介石的轎車就緊跟在我們卡車後麵，車隊一停也未停，穿過火力網，直開進新津機場。”
蔣介石走出轎車後，向卡車上的軍校學生揮了揮手，沒等後麵的車輛來到，就直奔“中美”號專機，上機稍回過神來後，又再次向站在飛機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別。
“中美”號專機已發動，旋即駛入跑道，騰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陳立夫對當年監視閻錫山的內情，在其回憶錄中說得很簡單，僅用“奉命”二字，便將蔣介石交與他的“特殊任務”簡略、掩蓋了。
陳在回憶錄中如此寫道：
我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同行者有朱家驊等數人，晚間出發飛經大陸去台。不料飛抵四川與湖北交界處，遇到寒流，飛機兩翼結成厚冰，往下墜落七百餘尺，不能前飛，仍回成都。是時飛機師將情形宣布，餘見城市電燈明亮，疑為漢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槍準備自戕。聽報告後，始知返回成都，一場虛驚始得過去。後來方知飛機上滿載金條數十箱，為閻院長所帶行李之一部分，昨夜墜落原因，為所載超重有關。次日再飛，飛行師告我，最好飛機不超重，以免發生危險。我乃商諸閻院長，閻寧可減少衛士數人，而金條非帶不可，幸一路平安飛抵台灣。後來知道隨閻從山西出來之人不少，均靠閻接濟，故金條對閻確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幾因此而遇險，不亦冤乎！
黑字白紙，杭立武筆下的兩箱黃金，在陳立夫筆下變成了數十箱金條！同為親曆者眼中的同一件事情，差別竟然如此之大。
陳立夫雖然對閻錫山筆下留情，點到即止，然“閻寧可減少衛士數人，而金條非帶不可”，“故金條對閻確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幾因此而遇險，不亦冤乎！”寥寥數語，夾槍帶棍，實為皮裏陽秋，褒貶立顯。
那一天同在飛機上的朱家驊、邱昌渭、杭立武、閻錫山的親信、行政院秘書長賈景德在各自的回憶中都談到了麵對閻錫山巨量黃金時的態度，他們就說得不像陳立夫那樣閃爍其詞，曲裏拐彎。
匯總起來，當時真實的情況是，陳立夫聽了飛行員的敘述，即去與閻錫山商量，希望他少帶一些東西，比如那些金貨，此時係非常時刻，人命比金條值錢。
閻錫山聽了，很不高興地說：“我的財產在山西帶不出來，現在就剩這點積蓄，跟隨的家人、傭人，還有已到台灣的親戚，過去的老部屬，將來都要靠這些東西生活，丟不得，萬萬丟不得！”
閻錫山顯然說了假話。早在4月份，他的山西省駐京辦事處從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靜安新村4號時，就叫內弟徐士珙從上海運了大批金銀到台北市懷寧街34號，然後由徐士珙以做生意為由轉運去了日本。
而且為這筆金銀，當時還弄出一場風波。
由於CC分子、山西去台人員苗培成等人得知閻錫山運了大批金銀到台灣，特地利用閻錫山6月8日赴台奔喪之機，到懷寧街34號鬧事，要求閻錫山將錢財分一些給他們。
閻錫山不同意，聲稱帶出來的錢係山西人民的，以後還要帶回山西，歸還山西人民，現在不能分用。
苗培成等人認為閻錫山是亂扯，大罵道：“你是山西人，我們也同樣是山西人。你可以帶回山西，我們還不是可以帶！”
為了把金條搞一些出來，苗培成帶著一幫人，在台北街頭散發傳單，曆數閻錫山在山西橫征暴斂、盤剝人民、中飽私囊的事實，並揚言閻錫山如不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在報上公開揭露。
苗培成等數十人的行為，使閻錫山及其親信楊愛源、賈景德等人頗為頭痛。由於雙方鬧得不可開交，幾至發生衝突，閻錫山便叫楊愛源去請人調解，拿出數十根金條交給苗培成等人，才將這一風波平息下來。
苗培成與陳立夫的關係極好，台灣發生的這一幕，陳立夫早就知道了。閻錫山的態度和做法，使陳立夫很惱火。他心想：這個老家夥真是愛財如命，黨國到了這種時候，逃命第一。機上有這麽多黨國要人，你作為行政院長，不顧大家的安危，隻顧錢財，實在太過分了。想到這裏，他不顧閻錫山是行政院長，很不客氣地說：“你現在是政府首腦，台灣那邊急著等我們過去。為了政府公務人員的安全，你必須舍小求大，將飛機上的物資卸下一部分。”見閻錫山老半天不做聲，又說，“總裁催著我們早點過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東西卸一部分下來，那就減少隨行人員，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緊急，而且今天一定要走，要趕快定一下。”
閻錫山無奈，最終決定將金銀財寶及幾個重要親信都帶上，衛士和醫官、廚師等統統留下，坐另外的飛機前往台灣。減了十幾個人後，飛機輕了不少，飛行也較前一天正常。這樣，陳立夫與閻錫山、朱家驊等才一同飛到了台灣。
經過這次危險飛行，陳立夫對閻錫山十分反感，認為像他這樣大貪圖錢財的人，不能再在“政府”擔任大責。閻錫山到台灣後，陳立夫在老蔣麵前告了閻錫山一狀，說閻錫山因帶這些金條使他和朱家曄、邱昌渭、杭立武等人險些來不成台灣，還使應該來的人也來不了，他攜帶的數十箱金條，來路也不明。
蔣介石聽了陳立夫的小報告，恐怕也對閻錫山這種要錢不要命的表現陡增厭惡之感。閻錫山到台灣後任了很短一段時間的行政院長，就被蔣介石打入冷宮，從此棄若敝履。
(1) 閻錫山與陳立夫、朱家驊等人是1949年12月8日從新津機場飛往台北的，後因閻錫山所帶黃金超重折返，9日再次從新津機場起飛。
(2) 陳立夫回憶錄中的“兩個航空公司叛變投共”，即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兩航起義”。當時中國主要的兩家航空公司，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拒絕服從國民黨當局的命令撤到台灣，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在香港的這兩個航空公司的全體員工兩千餘人宣布起義。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總經理劉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率領12架民航飛機，由香港飛抵北京、天津。
(3) 蔣介石當時巳下野，並非總統，陳立夫是按過去的習憤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