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宣宗聽李蓼源大叫大嚷，仍繞著墓坑不停抽煙，不再搭理他，大約過了一刻鍾時間，他把煙頭一扔，猛然一跺腳：“走！”……或許是賈宣宗的求情多少起了點作用，閻錫山這次沒有命令楊貞潔立即處決李蓼源，而是交給楊貞吉兩個字：熬刑。
2011年3月5日，李蓼源在家中接受了《山西晚報》記者謝燕的采訪。謝燕在發表於3月11日的《山西晚報》上《閻錫山秘書李蓼源，曾被秘密處死，七天七夜酷刑不停》一文中寫道：
3月5日的早晨，春寒料峭，86歲的李蓼源站在自家大門口，衣著整潔，白發紋絲不亂。看到我出現，他伸出手笑著說：“怕你找不到，在門口迎接你。”
意外受到這樣的禮遇，讓我心中既感動又溫暖。
歉意就更深重了，因為今天我要采訪的是老人最痛苦的一段人生經曆。
老人帶我到書房坐定，“我這一生怕宣傳，就是一個小人物，不願意出頭露麵。”
他可不是什麽小人物，曾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山西省主委、省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山西文史資料》主編，退休前是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還有個最令人稱奇的身份——曾是統治山西38年的閻錫山的侍從秘書，現在大陸隻此一人。
我說：“李老，我一直以為您是山西人，這兩天查資料，才知道您是河南人。”
他哈哈大笑：“我不是山西人，可我是山西女婿。”
說話間，他的夫人趙愛萱親自給我倒了杯水，放下水壺，靜靜地退出書房。房間裏，隻有李蓼源緩慢的聲音，將人帶回到舊時光。
1925年，李蓼源生在河南淮陽一詩香門第、官吏世家。1938年在淮陽讀師範時，父母相繼在兵荒馬亂的年月裏去世。他跟著一幫同學從河南、武漢流亡到了西安，找到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到延安去。
結果在西安，偶遇父親的老朋友、蒙藏委員會的陳樹人先生。陳老伯說，“小蓼源啊你那麽小，現在國共合作了，你這娃娃就不必跑到那麽遠，過了黃河就是山西，一樣抗日。”他給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寫了推薦信，李蓼源就拿著這封信去了山西。
趙戴文也是李蓼源父親的老朋友，看了陳樹人的信後，便安排李蓼源直接進入中央憲校太原分校法律專修科學習，學校當時在陝西宜川，由閻錫山兼任校長。
1941年2月，李蓼源從中央憲校太原分校畢業後，分配到閻錫山的大本營克難坡候差。
到了克難坡沒幾天，第二戰區長官部副官處長律煥德通知他，司令長官要傳見你。李蓼源穿戴整齊，匆匆趕到侍從秘書室。秘書徐崇壽熱情地接待了他。徐秘書帶上事先準備妥的李蓼源的簡曆，帶他走進閻錫山居住的一所院子。這所小院在吉縣克難坡洪爐台的西側，院裏並排有7孔窯洞，閻錫山住在中間有套間的一孔。白紙裱糊的窯洞，顯得安靜整潔。
二人進去後，李蓼源看見炕桌對麵擺著一列長凳，閻錫山盤腿坐在炕桌旁，於是畢恭畢敬地向閻行了個鞠躬禮。
他注意到土炕上平鋪著鵝絨被褥，豎著鵝絨靠枕，白色外罩。炕桌上擺著水晶平光鏡，高中度老花鏡、放大鏡，日式粗水筆，美式歇弗爾式細水筆，戴月杆小楷、墨盒，紙張之類，東西雖多，卻井然有序。
李蓼源行罷鞠躬禮，規規矩矩地站在閻錫山麵前，長凳就在旁邊，也不敢坐下。
閻錫山含笑向他點了點頭，然後拿起放大鏡認真地看李蓼源的簡曆。可能由於事前經趙戴文介紹，他已知李蓼源出身於書香門第，並經陳樹人介紹，覺得年輕單純沒多大問題吧，看完簡曆後再沒問及其他情況，遂提起毛筆在“第二戰區長官司令部用箋”的信紙上寫了“口緘”兩字，交給李蓼源，笑眯眯直接吩咐道：“你就留在侍秘室工作吧”。
李蓼源和徐崇壽退了出來。
出門後李蓼源問徐崇壽口緘是什麽意思，徐崇壽說：“口緘就是注意保密。”
第二天，李蓼源便接到了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務處的委任狀，任命他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侍從秘書室秘書”。
那一年，李蓼源才剛滿16歲。從此，他便開始了長達數年的侍從秘書工作。
李蓼源在《我所認識的閻錫山》一文裏寫道：
侍從秘書們以及閻錫山的軍政高幹們的生活，幾乎都是圍繞著閻錫山的日程安排時間表來轉。大家都早起晚睡。
閻錫山對自己的保衛工作非常重視。他一行動，就四麵警戒，內勤隊、侍衛隊、警衛總隊、憲兵司令部立即布崗。秋林、克難坡時期，住在山溝裏汽車很少，也難以行駛。閻錫山在秋林出入龍吟溝、虎嘯溝，都騎毛驢。毛驢左右，常有衛士數人扶持。到克難坡後，就從西安買進一輛人力車，供他個人乘用。閻錫山每次乘人力車出行，副官、秘書、參謀、參事以及臨時請示問題的高幹，大群相隨。副官們有持暖壺的，有持坐墊的，有持鬥篷的，有捶腰、捶腿的，冬天還有持手爐的，真是一幅奇形怪狀、極其可笑的軍閥出巡圖。後來，又為閻錫山買了一輛黑色小轎車。每次乘汽車由克難坡去吉縣、鄉寧、隰縣時，沿途數百裏，閻錫山的警衛部隊和當地駐軍兩三天前便布置了警戒線。士兵荷槍實彈，麵向外立。閻錫山的警衛軍長傅存懷、晉綏憲兵司令樊明淵分別騎著馬，帶著警衛，沿警戒線進行巡視，直到閻錫山專車過後，始行撤崗。在國內舊軍閥中，除蔣介石外，侍從人員之多，威風之大，可能就數閻錫山了。
閻錫山衣著向來由侍從長、侍從副官照料、代穿。記得有次朝會，因為閻的衣服紐扣未扣，參加朝會的一位幹部遞了個條子。閻錫山看後大怒，立即站到擴音器前說：“我的生活，由侍從長負責料理，衣服不整，他未盡到責任，這是他做甚不務甚，讓他罰站，自打嘴巴。”這時張逢吉立即站在洪爐台前一角，自打嘴巴兩下，這才了事。張逢吉隨閻錫山多年，由老勤務人員而至侍從長。那一天給閻錫山穿衣的人並不一定是他本人，但他是侍衛們的總頭兒，出了事，他責無旁貸，必須得出麵頂著。
閻錫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時，同蔣介石的關係是表麵上互相恭維，骨子裏各懷心思。當時閻錫山處晉西一隅，為取得蔣的支持，不得不仰蔣介石鼻息。蔣介石於抗戰時，每與閻錫山通信，都親昵地稱閻錫山為“伯川大哥”。但閻錫山給蔣介石寫信，一律是“委座鈞鑒”。
從秋林至克難坡，閻錫山公館居住的家庭成員，主要有他的如夫人徐蘭森，五堂妹閻慧卿及其夫梁延武，五堂弟閻錫塏與弟媳張毓芬，二兒媳趙繡錦和孫子樹楹、孫女樹榕。閻錫山共生五子：即長子誌恭，幼夭；次子誌寬，20歲病死於四川；三子誌信亦幼夭，隻有四子誌敏與五子誌惠在閻錫山身邊。當時誌敏約20歲，誌惠約18歲。為了使他們上學讀書，閻在其公館裏設了書房，分請中文、外文、數學等教師，按教育部印發的課本講授。我聽李冠洋說，他曾問過閻錫山：“為什麽不把孩子送人正式學堂讀書？”閻錫山說：“孩子入學，有人罵幾聲軍閥，他們就受不了了，就會赤化，跟上人走。”閻錫山也想把兒子教育成人，對兒子常講慈禧的事，說西太後常告皇家子弟，“待人要有禮，善處老百姓”，否則，“小石頭也會把你絆倒的”。
閻錫山甚為迷信，抗戰中他曾多次改變地名，以求吉利。他相信生辰八字。有次生日他和親屬們說：“相家說我八字樣貌，除袁慰庭袁世凱外，國內無一勝我者。”聽侍衛們說，“他也很喜歡在夜晚出外散步，觀察星象，並指某星為本人，某星為蔣、汪”等。閻錫山每年元旦日早晨，就把秘書喚來，由他口述，秘書筆錄“遺囑”，或修改上一年所寫給蔣的“遺呈”。
1945年4月14日當美國總統羅斯福逝世的消息傳來時，閻錫山十分激動，頻頻以手帕拭淚，並連說：“這是世界人類最大的損失，同盟國的最大損失。”記得當時他曾命秘書筆錄了他悼羅斯福的文章。(1)
克難坡是個黃土山頭，距山西省吉縣縣城西北30公裏處，西與壺口瀑布相鄰，原住有6戶人家，本名“南村坡”，四麵環山，山高溝深，交通閉塞。“南村”用閻錫山老家五台話念著完全就是“難存”，他覺著不祥，便親自改為“克難城”，通稱“克難坡”。
克難坡由西向東並列和從北到南傾斜的5條溝梁組成，各梁均有一塊衝積平地，或種有莊稼，或栽有桃樹。
閻錫山派一個工兵師經過兩年多修建，將這個彈丸之地建成為一座窯洞疊立，頗具規模，能容納數萬人的山巔小城，人稱“小太原”。第二戰區司令部、山西省政府、八路軍辦事處等首腦機關於1940年至1945年駐紮在這裏，一時成為第二戰區軍事指揮重鎮和山西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目前全國保存最為完整的抗戰時期戰區舊址。
閻錫山在特殊曆史條件下在這個小山溝支撐下來，頗費了一番心思。
人有安居，方能樂業。閻錫山在這荒涼的山窩窩裏設計構建起幾千間窯洞，背山向陽，洞中有洞。且與歐美建築式樣結合，風格獨特，新穎別致，排排窯洞，不僅整齊美觀，而且堅固實用。
城堡裏軍事機構、警衛部隊、隨部家屬，發電廠、紡織廠、報社，宿舍、辦公、會議場所，食堂、商店、醫院、學校，儼然一座功能齊全的城市。上有“戰區長官”、省府高幹；下有普通士兵，職員家屬。如何容納，怎樣布局，他都親自過目。當年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記者團”采訪延安前，來此地參觀采訪曾描述：“昏曉遠眺，燈火滿山，洞窟參差，別有風致。”
閻錫山根據自然地形分別將5條溝梁命名為：西新溝、一新溝、二新溝、三新溝、四新溝、五新溝。之所以取“新”字為頭，與其1938年6月，在古賢整軍會議上強調的“新能存在，舊必滅亡”有關聯的。
整個城堡結構，布局是以內外兩道城垣構成，一、二新溝居內，是城的核心地區；三、四、五新溝和西新溝為外城。城堡周圍設有6道關卡，除這6道關卡可進入克難城外，周圍深淵峭壁均在各個製高點的碉堡控製之下，根本無法通行。克難城內一新溝居中，溝口建有實幹堂，即會議室。堂後建有一排石窯，是主持會議辦公地，堂前有廣場，廣場南建有洪爐台，即閻錫山每天早上舉行朝會，發號施令之處，間或亦在台前場地召開大會或舉辦晚會。
正北麵建有昭義祠大廳，亦稱忠烈祠，內供抗戰忠烈人員牌位，以紀念抗戰犧牲將士。兩旁廳柱刻有兩副對聯，一聯是：“千秋廟貌光華胄，九曲濤聲壯國魂”，另一聯是：“百戰鼓鼙思壯士，三河袍澤仰英靈”。
為保衛首腦機關所在地克難坡和閻錫山的安全，警衛部隊分三線配備：外線警衛、內線警衛及貼身警衛。外線警衛：即政衛一師駐在克難坡北的文城一帶；政衛二師駐在克難坡南麵的留村一帶；196旅駐在克難坡西的秋林一帶；二戰區挺進4縱隊駐在克難坡，東南的汾西、趙城一帶；政衛4師駐克難坡東北的鄉寧一帶。
內線警衛：在閻錫山居住區百米範圍內，每到夜間，侍衛身配手槍，部署在閻錫山住宅的房上、左右、前後、門口等處。按點設哨（左右以視線所及為哨點）。中間設遊動哨聯絡。白天減少哨點，但必須以能見度為限。
貼身侍衛：侍衛長由張逢吉兼任。下設侍衛組、膳食組、醫務組、輿駕組。侍衛組30多人，配備德國造手槍，日夜在閻錫山的院心、窗前和門口侍衛，組員不僅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而且擅長騰空、跳遠、肉搏、擒拿等軟硬功夫。閻錫山對這樣周到的安排極為欣賞，不久便將負責勘察地形、修建窯洞、部署公館警衛的副官處科長律煥德提升為司令部副官處處長。
閻錫山所住的窯洞較深，中有小門可通向第3孔窯，為開會接見與招待來客所用。第4孔窯洞是閻錫山的五堂妹閻慧卿與其夫梁延武之寓。院門有內勤隊侍衛兵士分立兩旁，日夜值勤站崗。窯洞之東新建平房一排，一頭為閻公館小夥房。一頭是閻錫山的兩個兒子及孫女的書房。院落寬敞，有土牆圍護。此為閻公館的主院。公館下有一石建“防空洞”，閻錫山親筆題有“兼可休息”字樣。
閻公館南邊的一個小院，有窯洞兩孔，是閻錫山的二太太徐蘭森之居處。閻公館北邊亦有一大院，是一排坐西向東的窯洞，最南頭是內勤隊侍衛長張逢吉及副官所占，中間兩孔為閻錫山的侍從醫官所用，備有各種中草藥，由中醫張子仁與副官安敬業掌管。
最北頭一孔窯洞是省主席趙戴文所住。窯洞內清雅異常。此院無圍牆，由石級小坡直上，可至洪爐台或通往東西各山頭的各處室。迤南分別建有克難室、進步室、批評室、競賽室、檢討室、真理室、望河亭，下有路通馬糞灘黃河渡口。登上望河亭，則可見波濤滾滾的黃河在深遠的峽穀中迂回盤旋，壺口煙柱直上雲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軍、政部門撤至臨汾。閻錫山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了“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口號，仿照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製訂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當時延安有個學校叫“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閻錫山在臨汾也成立了一個“民大”（民族革命大學）。稍後各機關撤至克難坡，閻錫山挖了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同時修食堂、蓋舞台、建禮堂、興水電，使得克難坡的夜景像是個小延安；中共曆來鼓勵婦女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延安有成群結隊的女兵，閻錫山也標榜提高婦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養女幹部。於是克難坡街頭也不乏身著戎裝的“女兵”；延安提倡勤儉樸素、艱苦奮鬥，閻錫山也要求禁絕煙賭贓欺，官兵幹部待遇以及服裝也較國民黨中央軍簡樸；延安一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氣氛，閻錫山也使克難坡的生活緊張化，機關幹部每天8小時工作外，須出席早晨6點由閻錫山在洪爐台主持的“朝會”。
古賢村在克難坡之北，一嶺之隔，有長隧道可通，兩村距離約5裏許，閻錫山騎毛驢隨從步行，出洞上坡，約需半小時。1938年5月至11月，閻錫山曾住古賢，以後常來憩息。6月至9月閻錫山曾在此召開整軍及行政會議，8月間，閻錫山在古賢會見朱德總司令。
閻錫山曾有《克難坡感懷》一詩：
一角山城萬裏心，
朝宗九曲孟門深，
俯仰天地無終極，
願把洪爐鑄古今。
當年閻錫山在這裏提倡“克難生活”，做出多項嚴厲的規定，其中主要有：不論官兵，都穿自織自染自製的粗布軍衣，官兵一律在食堂就餐，定量供給，一日兩餐；家屬住房由各部門自挖自鏇窯洞，並報規劃部門批準。每天早上6點舉行“朝會”，接受長官訓話，以統一思想、統一語言、統一行動，為的是“克難求存”。
閻錫山在幹部們的辦公室題寫告戒語，“做甚務甚（晉北方言：“幹什麽要操什麽心”的意思），深入徹底；真正負責，不重表麵”，讓擔當責任者處其室坐其位而不得懈其責。他講，士當尚誌，如農當務苗，商當務市，工當務器，是一樣的。
閻錫山還自編一首《洪爐歌》譜曲，讓廣大官兵傳唱“組織領導，決議是從，自動徹底，職務唯忠，抗戰勝利，複興成功。”當年的克難坡政治氛圍可謂濃矣！
閻錫山還實行以經濟為中心的“抗戰政治”和“兵農合一”製度。在各村組建“經濟合作社”，把青壯年組織起來進行生產勞動，既是民，又是兵，既解決部隊吃穿之憂，打起仗便都是戰士。
李蓼源到克難坡的時候，第二戰區長官部侍從秘書室有兩個主要秘書，一為徐崇壽，一為陳過。還有兩個處理文書的秘書。作為閻錫山的秘書，主要工作是記錄、整理閻錫山的講話稿，逐年編印成冊，兼收閻錫山的親啟信件。
李蓼源是河南淮陽人，1925年3月出生。他的祖籍，在安徽潁上。其父李際九，乃辛亥誌士，著名學者。祖先曾參加過太平天國運動，為避免清廷迫害，逃往河南，先居太康，後定居淮陽。因潁上春秋時屬蓼國，父親為他取名“蓼源”，告誡他走馬天涯，不能忘記故土。同時“蓼源”之名，又暗合《詩經》的《小雅·蓼莪》意趣，強調為子必須盡孝，為國必須盡忠。
1941年起，李蓼源開始充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侍從秘書，兼助山西省政府主席趙戴文文字工作，並參與《抗戰叢書》的編譯，參與《趙戴文講學錄》《閻伯川言論集》等書的編輯。李蓼源人雖年輕，但因出身書香門第，故已習讀諸子、遍覽群書。加之長得一表人才，風華正茂，愛國熱情高，且博學多才，工作得心應手。他與趙戴文的公子、二戰區中共地下黨員趙宗複和杜任之等意氣相投，成為摯友，受其影響，以“燎原”為筆名在《陣中日報》《抗戰青年》《壺口》等報刊發表了不少宣傳抗日遊擊隊的小說和鼓舞青年抗日的文章，成為二戰區名重一時的才子。連不少晉綏軍將領，都以能和他交往為榮。
然而，在一次無意之中，李蓼源卻惹得閻錫山雷霆震怒，險些丟了命。
1945年10月，日本人投降不久，從克難坡回到太原不久的閻錫山過62歲生日，選了10篇他過去寫的長文，編成《革命動力》一書來祝壽，特指派李蓼源負責該書的編纂工作。
太原海子邊有個《複興日報》社，李蓼源帶著幾個編輯去印。那天李蓼源正審稿，有兩個犧盟會的朋友來看他。因書稿催著馬上要付排，李蓼源不敢耽誤，便一邊審稿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與朋友聊天。朋友看到閻錫山有篇文章裏寫著這麽一句話“我的政治主張是為民愛民主張公道的”，就隨口說了一句“閻錫山算什麽啊？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才是為民愛民主張公道的”。
李蓼源上中小學時，校長都是共產黨人，包括克難坡時代與趙宗複、杜任之等中共地下黨員過從甚密，思想受共產黨影響很深。可能是潛移默化的作用吧，聽朋友這麽一說，腦子裏一時走神，順手就在旁邊寫下一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是為民愛民主張公道的”。
陪朋友聊了一會兒就到了中午，李蓼源就陪他倆出去吃飯，原想吃完飯再過來，結果下午他臨時有個會，就把這事兒放下了。
萬萬沒有想到，下午助編到李蓼源辦公室取稿子送去排版，就把李蓼源寫的那行字給拿到印刷廠給排印出來了。校對發現後，嚇得三魂丟了兩魄，趕緊毀版重印。
這事自然被當作重大政治事件，一位李蓼源帶過去的編輯急於立功，馬上向閻錫山報告。
閻錫山大為震怒：怎麽我過生日他提共產黨的主張？我跟前這個人是不是個偽裝分子，共產黨派進來的潛伏人員啊？
梁化之也對閻錫山說：“這一定是共產黨搞的名堂，有兩個目的：從小處說，破壞您的文章印發計劃；從大處說，是共方利用此事做宣傳。”
閻聽梁分析後更為生氣，立交負責太原警備的總司令王靖國派政治保衛師師長賈宣宗和鐵紀團部長將李蓼源逮捕，並立即秘密處死。
李蓼源尚不知大禍已經臨頭，陪朋友吃過午飯後回到辦公室，沒過一會兒，兩名不明身份的人進來，對他說：“李秘書，我們是政衛師的，賈師長請你去一趟。”
等他走近一輛黑色小轎車，看見副駕駛座上坐著與自己關係很熟的賈宣宗，不禁驚問道：“你怎麽也來了……”
這時，兩名警衛將他推進車裏，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將他夾在中間。
賈宣宗回過頭對他一聲苦笑，說：“蓼源，你這次闖下大禍，我也沒法救你了。”
說話間，轎車開出了大門。
李蓼源當時沒有理解賈宣宗的話，也沒有想到自己在一念之間隨手寫下的一行字兒竟會要了自己的性命，更不會想到朋友賈宣宗是奉了閻錫山的命令前來處決自己的。
小轎車一直開到中澗河荒郊，河灘上已經挖好一個墓坑。李蓼源被推下車，兩名警衛各自架著他一條手臂。
到了這一刻，李蓼源仍然沒有想到這裏就是埋他的地方。
賈宣宗在墓坑周圍來回走動，大口大口地抽著煙自言自語：“這麽年輕，總得有個口供吧？”
李蓼源大聲嚷道：“賈宣宗，你想把我怎麽樣啊？到底出了什麽事情？你真是急死我了！”
賈宣宗衝他喊道：“李蓼源，我是奉閻長官的命令辦你，死到臨頭了你現在還蒙在鼓裏啊？”
此言猶似五雷轟頂，李蓼源這下嚇壞了，大叫：“閻長官為啥要殺我啊？”
賈宣宗吼道：“長官讓你編書，你在上麵去鬼畫桃符了些什麽啊？”
李蓼源這時候仍然沒有想起自己寫了啥，叫道：“那是閻長官的專著，選出的10篇文章全都是他親自寫的。我不過是奉命閻長官的命令，替他把把文字關而已，借我個膽，我也不敢在上麵鬼畫桃符啊？”
賈宣宗說：“你還想不起你都幹些了什麽啊？我提醒你吧，你居然敢把閻長官的政治主張是為民愛民主張公道的，改成共產黨的政治主張是為民愛民主張公道的，你不是活膩了是什麽？”
李蓼源大叫起來：“怎麽會有這樣的事啊？如果真有那樣的事，也一定是筆誤！對，一定是筆誤啊！”
賈宣宗聽李蓼源大叫大嚷，仍繞著墓坑不停抽煙，不再搭理他，大約過了一刻鍾時間，他把煙頭一扔，猛然一跺腳：“走！”
車開到中澗河村，賈宣宗讓警衛把李蓼源帶下去，單獨關到一個窯洞裏監押起來。
事後李蓼源聽人說，賈宣宗那一天直接去了騎兵軍部，找沈瑞軍長和參謀長一起商量救他的事，沈瑞和參謀長平時也對李蓼源印象不錯，都覺得李蓼源這麽年輕，又很有才華，為幾個字糊裏糊塗地讓人處死太可惜了，都主張再找閻錫山求求情，爭取保住這條命。
賈宣宗連夜趕回綏署，侍衛長張逢吉說閻長官已經睡下了，有再要緊的事也得等到明天再說。
賈宣宗果真就在待見室裏等了一夜。
淩晨5點，閻錫山起床後，賈宣宗進去匯報李蓼源的問題，說李隻承認是筆誤，我們的意見是否問問口供再做處理？
閻錫山一聽就拍了桌子，訓斥道：“賈宣宗，我知道你這人心軟，處理不了這類問題。你把楊貞吉給我叫來！”
楊貞吉是警務處長，當時山西的特務頭子。他趕來後，閻錫山在他的小炕桌上寫了個手令交給他，或許是賈宣宗的求情多少起了點作用，閻錫山這次沒有命令楊貞吉立即處決李蓼源，而是交給楊兩個字：熬刑。
次日，楊貞吉率審訊組長嚴森等人搜查了李蓼源在梁園春飯店的住所，詳細翻查了李蓼源的日記，尋找李蓼源是“偽裝分子”的蛛絲馬跡。
然後，楊貞吉帶著人馬趕到中澗河村，借農民張儒的宅院為審訊之地，動用種種酷刑，坐老虎凳，上電刑，壓杠子，七天七夜不停。開始幾天李蓼源還因為年輕體壯，咬牙扛了過來，最後一天，上了杠子，他終於昏死過去。
特務警察們還準備給李蓼源上竹簽，釘手指。
這院的房東老太太在窗戶上看了看李蓼源，跟他們說：“那個人已經死了。”
昏昏沉沉中，李蓼源隻聽見窗戶底下“嘩啦”一聲響，那是竹簽撂地的聲音。
七天七夜過去，他們沒得到一句想要的口供——那時候的李蓼源的的確確與共產黨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
當時，閻錫山被蔣介石電召去重慶開會，李蓼源的事就暫緩下來，開始了秘密監禁生涯。
1946年初李蓼源被轉到親賢村原日本窒素廠(2)，1947年又轉移到五福庵囚禁，現在這個地方還在。
這期間社會上傳說很多，一說李蓼源泄露了上黨戰役軍事機密，造成閻軍大敗；一說李蓼源是共產黨的潛伏人員。還有一些犧盟會的朋友，打聽不到李蓼源的下落，以為李蓼源已經被處死了，還寫了祭詩：沿山遍尋李君墓，風雪蔓草無處覓。
1948年，李蓼源的事慢慢傳開了，人們知道李蓼源還活著，地下黨開始積極營救，各界人士多方奔走保李蓼源。一些將領去找閻錫山，被拒絕：這是政治上的事，你們帶兵的不懂。後來他們找到閻錫山的五堂妹閻慧卿（世人口中的五妹子），五妹子說情才將李蓼源保釋出來。
李蓼源出獄時，已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的梁化之又一次看中了他的才能，提出“讓李蓼源去我那裏如何？”
李蓼源托詞“要去山西大學鑽書本”，謝絕了。
1948年夏，地下黨、李蓼源的好友趙宗複（趙戴文之子）兩次去看李蓼源，督促李蓼源盡早離開山西。其實當時他的處境比李蓼源更危險，他給李蓼源寫了介紹信。10月，李蓼源和山西大學撤離太原的學生一起，搭上了最後一班飛機飛往北平。
最讓李蓼源意外的是，省政府警務處一課長突然到機場為他送行，把他拉到僻靜處說：“你要去那邊（意指解放區），我有朋友可以幫你。”
飛機已經發動，李蓼源解釋“我隻是去北平讀書”後，就匆匆登梯進機艙，心裏驚疑不定(3)。
文史學者張全盛在《我所認識的李蓼源》一文中，披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
或許讀者已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李廖源先生所寫《閻幕瑣記》一文得知以上情節，但卻不知先生這篇文章卻隱去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情節。先生在《閻幕瑣記》中說：“閻壽日過後，有人向閻密報。”但誰向閻錫山密報，文中未說，戛然止筆，話鋒轉向。其實，這段情節，我在文史館通過閱讀大量未發表的“三親”史料已有所了解，情況大致如下：李蓼源下文字獄時年僅20餘歲，但因他坦誠謙謹的品行和出眾的才華，早為閻錫山左右的軍政要員所賞識。李被抓捕後，消息很快傳出，閻錫山的許多高級幕僚和將領紛紛給閻錫山寫信要求保釋，但終不得其果。其間，有人認為“解鈴還須係鈴人”，隻有查清將李送進大牢的人，才有可能再將李保出。他們終於調查出向閻錫山密報李蓼源是“偽裝分子”（閻錫山對中共地下黨或黨的同情者之稱謂）的人是李蓼源的頂頭上司，便一同找到此公為李蓼源求情。此公在眾怨難堪的處境下，找到閻錫山的堂妹閻慧卿，由其向閻錫山轉圜解說，終於保住了李蓼源的性命。
先生為什麽要將此公隱去？要解開這個疑團，很有必要先將此公情況大略作點介紹。此公為閻錫山的內侄，侍從秘書室主任秘書。1948年夏，太原變成解放軍包圍的一座孤城，此公以“赴京探望妻病”為由，通過閻慧卿轉說，向閻錫山請準了幾日短假，遂從此背閻而去。北平和平解放後，此公曾遵中共地下黨員杜任之之囑，聯絡北平與閻錫山有戚誼關係的人向閻錫山聯名致電，勸閻錫山懸崖勒馬，效法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太原之路。1950年1月，此公回太原工作，為省文史研究館撰寫了不少“三親”史料，1985年被聘為該館館員。1988年，先生任省政協副秘書長後，舉薦此公為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省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特邀委員；並量其才，薦某高校任教，使其在文史授業和促進海峽兩岸人士聯誼交流方麵多有貢獻。
1995年此公去世後，我曾當麵問及先生，當年密報之人是否真為此公。先生莞爾一笑：“多團結一個人，有利於黨的統戰工作和黨的事業。當年他也是為洗清自己不得已而為之！在眾人輿論下，他多年深有歉疚，並為黨做了不少工作。”
好個蓼源老，豁達大度寬厚待人竟至如此！這也正是我未與先生相交而先產生敬重之情的原因。此公去世時，先生恰在北京開會。遺體告別那天，先生專程返回太原參加了告別儀式，並商有關托請照顧其親人子女。由此可見先生待人至誠，確實令人起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蓼源於1952年返回太原，開始了他的新生活。他曆任太原進山中學教員、太原女子師範高師部史地教員、山西大學客座講師、副教授，講授《中國史學名著》。1954年後，又曆任太原工學院《學報》《山西盟訊》《山西政協》主編。在太原工學院工作期間，他曾與長期從事白區工作的共產黨員、工學院院長趙宗複同誌以“弓冶文”為筆名共同撰文。他們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教導和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寫了大量雜文，曾經名噪一時，為山西廣大讀者歡迎。然而，正因為如此，“文革”中，他和趙宗複同誌都未能幸免，被視為山西的“三家村”，他們所著，被當作山西的“燕山夜話”。趙宗複同誌不甘受辱，墜樓而亡。李蓼源再入囹圄，一囚就是5年。他蹲於大牢而不知妻小如何掙紮。嶽母承受不住驚恐而亡。
李蓼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其實我入獄的真正原因，是因為我和杜任之為王世英翻案。王世英早年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抗戰時期任八路軍駐第二戰區辦事處處長，“文革”以前任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山西省省長。當年毛主席要與江青結婚時，王世英因為知道江青在上海時的曆史，曾給黨中央寫信表示反對。江青知道後對王世英恨之入骨，一直想找機會報複。“文革”開始以後，江青首先迫害王世英，致使王世英含冤而死。我也因和杜任之一起，整理王世英是黨的好同誌的材料，被江青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有人說，我住過國民黨的監獄，也住過共產黨的監獄。我說，我住過國民黨的監獄不假，但沒有住過共產黨的監獄，我住的是‘四人幫’的監獄！”
近年來，他親自撰寫和主編的《閻幕瑣記》《漫憶閻錫山日記》《閻錫山與西安事變》《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晉西采訪記》《閻錫山離晉去台始末》《華北最後一戰》《拔劍長歌一世雄》《閻錫山特務組織內幕》，以及他回憶鄧初民、趙宗複等史料，因其內容之翔實，文字之流暢，史料之寶貴，而受到史學界的好評。
晚年李蓼源曾以一首小詩，概括了自己波瀾壯闊，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
詩書門第官宦家，為赴國難走天涯；
兩度入獄生死以，統一情懷照晚霞。
(1) 摘引自李蓼源所撰《我所認識的閻錫山》，《檔案春秋》2009年4期。
(2) 筆者注：日軍掠奪山西的石膏，製成化學原料後運往日本的工廠。
(3) 筆者注：此小節參閱了李蓼源先生所撰《閻幕瑣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