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是體現了他善於以低姿態贏得百姓的好感，深諳民心之重要。生活中這種接近平民百姓的作風，與政治上善於韜光養晦相一致，都是閻錫山為人處世的重要特點。
閻錫山的炮兵司令周玳在解放後回憶：“我們跟隨閻錫山較久的人，都摸透了他的脾氣。他是‘錢鬼子’出身，算盤打得最精，總要把敵我雙方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稱了又稱，隻有在自己的力量大大超過敵人的時候，他才會明白表示態度；不然，他照例是八麵玲瓏，決不貿然得罪人的。”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麽北伐時期擁蔣而後來發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以成功收場，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備肅清異己、統治全國的野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並排而坐，留下現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後，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
蔣介石說：“戰事基本結束，今後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濟無力負擔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幹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
蔣介石想趁機削弱各集團軍兵力，等待時機各個擊破——各軍閥心知肚明。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記下了各派明爭暗鬥的細節。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至44個師，蔣介石獨占16至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曆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係日益密切。其實每個大軍閥都像八爪魚一樣多頭聯係，彼此若即若離。兩年前的北伐時期，馮玉祥跟蔣介石就結下了金蘭之交，成了換譜弟兄，而此時蔣卻欲置馮於死地。原先依附馮玉祥的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先後宣布歸順蔣介石，心腹韓複榘、石友三也離他而去，通電“擁護中央”。馮玉祥不得不通電全國，“潔身引退，以謝國人”。
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玉祥用兵的壓力。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蔣介石是要瓦解地方實力派，各個擊破，或讓他們互相擊破。形勢每天都在變。沒有永恒的敵人，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
思前想後，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勢，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並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嗬嗬道：“不著急，咱慢慢來。”其實他是在挾西北軍以自重，向蔣介石施壓。“生意”做得順暢，他坐上了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於被閻軟禁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餘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蔣倒閻。閻錫山迫於利害，不得不調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後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麵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後，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後，晉軍吃什麽、穿什麽、用什麽，大哥的軍隊也吃什麽、穿什麽、用什麽。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當即交給馮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麵粉2000袋。
馮玉祥慨然表示：既往不咎，從此一德一心，反蔣到底。
國內的反蔣浪潮已持續一年，閻錫山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渡過了數次危機。
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一點沒有動搖，他對閻錫山的鉗製開始加力：一是宣布在中央任職者不得再兼省職，國府委員應駐京，意思是要把三軍副總司令跟他的大本營山西隔斷；二是在經濟上壓製。“鐵算盤”大為惱火。
中原大戰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兩個月的電報大戰。閻錫山將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不停的責任歸之於蔣介石，態度強硬地要求他下台；蔣介石則要求閻錫山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
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黏滯，“毫無開國氣象”。
閻錫山又著手爭取張學良，但效果不理想，關鍵是他砸錢不如蔣介石闊綽。蔣介石的代表吳鐵城以高價購買沈陽兵工廠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送給張學良大約2000萬元；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少帥身邊的幕僚、秘書、副官及衛士。一次，他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後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裏放了2萬元。所以他何時想見少帥都會受到接待。
而閻錫山的兩位代表，一位帶了1000元，另一位揣著500元就上了門。頭一次會麵後，二人再想見少帥均被擋駕。
軍費的籌辦對每個軍閥都是要事，受盤剝的永遠是百姓。籌辦機關叫兵站，查封是主要手段。每到一地，將所需糧倉、房舍、運輸工具貼上一兩張紙條——“某某師查封”，派幾個兵把守就是了。如果這些東西的主人是大官僚、大軍閥或豪紳，可以通過政府從別地籌集軍隊所要的東西；如果物主是大商人，可以出一筆錢請軍隊到別地征購物資——這樣層層轉嫁，最後是中小地主、富農、貧農來負擔。1930年前後，在山西北部，這類負擔重到高出正稅的225倍，名列全國之首。如果某地的官、紳、商拒絕這類負擔，部隊的辦法是“饑兵鬧事”，或者長官讓部下“自由行動3天”。
閻錫山在中原大戰前10年搜刮的錢財大多用在軍隊和兵工廠上，到1930年時，他手中的現款還沒有辛亥革命前多。他對部下實行三聯單的辦法控製缺額（以防多領兵餉）。上午開缺一個士兵下午就得報告；作戰前夕動員，每個師也隻發2500元，包括了戰前的偵探費和向老百姓收買情報的費用。所以，多年追隨他的高級將領生活相當清苦。
也有例外。山西所購戰鬥機是閻錫山的外甥經手的，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淘汰的舊貨，沒有戰鬥效能，花了大價錢，卻始終不敢在作戰時使用。外甥從中得到一大筆傭金，閻大為光火，將他降級，但錢是回不來了。
張學良的奉軍成了中原大戰的關節之一。大戰之初張少帥“采取了善意的中立”，9月突然倒向蔣介石，在關鍵時刻出兵關內，導致閻、馮聯軍先勝後敗。
另一關節在於馮、閻、李諸派都想保存實力，雖然湊集兵力很多，缺乏統一指揮，有利時爭先，無利時退縮。
美國《時代》雜誌報道中原大戰的文章說：“中國的戰爭以3種形式進行：1.大量的金錢賄賂，常常達到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交易；2.鋪天蓋地的通電、公告、宣言，任何一方軍隊都要麵對它們；3.人力，成千上萬的窮人和無知的人，今天為這一派打仗，明天又為另一派打仗，視他們的長官得到的賄賂而定。所有這些方式一直在運行著，早已形成一種體係、一種慣例，中國人——不管他偉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須讓它們發揮作用。”“一般而言，要到冬天下雪之後，或者出現特別有效的金錢交易，中國的戰爭才會暫停。”
10月底，閻、馮聯軍敗局已定；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但蔣介石不給他喘息機會，“堅不允許”閻錫山滯留山西，派偵察機在太原上空盤旋示威。閻錫山隻得避居大連，一麵遙控山西，一麵研究“理論”。
他在日記裏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裏，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麽？還想什麽？”
想起17歲那年的炎涼嗎？那年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倒閉，欠下一屁股債，隻好上了門板回鄉躲債。鄉裏也待不成了，父子倆隻能沿著滹沱河繞小路去太原，行前閻錫山還偷偷拿了繼母的一副銀鐲子。
1930年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通電下野，曆時7個月的中原大戰結束。大戰中，蔣介石與閻、馮、李雙方投入兵力多達110萬，傷亡30餘萬。戰線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綿延數千裏，戰火席卷中原大地，生靈塗炭，不可勝計。
閻錫山選擇大連這個地方，有他的用意，一方麵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製山西；另方麵可以和日本勾結，想憑借日本力量，圖謀東山再起。閻錫山在大連期間，左右親信靳祥垣、劉迪吉、宋澈、李慶芳等經常與日本人保持聯係。
閻錫山手下大將趙承綬(1)晚年回憶：
1931年，我仍然充當山西軍隊的騎兵司令，駐在大同。是年8月4日，隨同閻錫山逃往大連的侍從副官張逢吉突然來到我家中。我知道他來必然有要緊事情，所以立刻引入住室，問其由來。張馬上從身上取出一個小紅布條，上邊有閻錫山的親筆字，說即乘飛機回省，要我密接。
張逢吉接著和我耳語：“總司令（指閻錫山）明天就坐飛機回來，請司令（指我）務必親自去接，並且要嚴守秘密。”
我問：“你何不早來兩天，我好早做準備。”
張答：“這是總司令計劃好的日期，早來怕泄露了不好。”
第二天，我和張逢吉一起坐上轎車親到大同飛機場等候，時間很久，飛機才到。降落後，閻錫山身穿綢大衫，頭戴草帽，還戴著一副黑色眼鏡，從飛機上走下來。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禮，閻微笑和我握手，隨即上車，坐在轎車裏邊。我和張逢吉分坐車左右，遮住閻錫山，以避免人看見。
當時，我心裏忐忑不安，既高興閻錫山回來，又怕蔣介石、張學良知道後問罪。
當晚，閻錫山就住在大同城內戶部角新教巷2號我的家中，我把家裏人都臨時遷到外院，把裏院騰出專供閻錫山居住，並嚴禁家人進入裏院。
我曾試探著問閻錫山：“蔣先生和張漢卿是不是同意總司令回來？”
閻錫山說：“張漢卿自顧不暇，哪顧上管咱們的事，他也管不了咱們。我是不怕他們的，要怕他們還不回來呢！隻要你們好好整頓隊伍，有了力量，就好辦事。事情不是沒有（意指蔣、張找麻煩），但他們絕不能把咱怎麽樣。”
言下之意，好像要讓我知道有一種“力量”在後邊支持他，我自己也從閻錫山坐日本軍用飛機回來一事，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後台”，所以他才有這樣不在乎的口氣。閻錫山所謂的“張漢卿自顧不暇”一語，是閻錫山當時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東北發動侵略戰爭的證明，另外，閻錫山的親信劉迪吉，事後也曾告我說：“老總從大連回來，可真不容易，和日本人交涉飛機，就經過不少周折。”其內幕如何，可想而知。
閻錫山在大連和日方訂有密約詳情，我雖知道的不詳細，但他從大連又回山西，重新和蔣介石勾結，又當上太原綏靖公署主任以後，馬上就派一直替他和日方聯係的靳祥垣和其財政整理處處長邱仰浚，借考察村政為名，去日本“道歉”，並說明他未能馬上履行大連密約的原因。此事大漢奸蘇體仁以後向我說過：“老總（指閻錫山）說話不算話，所以事情很難辦。如在大連時和人家（指日方）說得好好的，回來就不完全算數。那一年派邱仰浚和靳祥垣去，曾向人家道歉。”這是閻錫山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又一有力證明。(2)
閻錫山的處世哲學是“在存在中求生存”，“在縫隙中求生存”。雖然他下野後人在大連，但心在山西，生怕離晉日久，軍隊實力被蔣介石、張學良所利誘、控製，故於1931年8月5日，由日軍護送乘飛機回到大同，隨即返回河邊村。
閻錫山到了河邊老家後，第一件事是到祠堂拜祖先，又到祖墳地裏焚香燒紙。閻氏墓地在河邊村的西南角，四周有五條路交叉，這是閻的父親閻書堂請有名的風水先生看的墳圖。名為“五龍會水”之地。閻氏祠堂也建在這裏。祠堂占地5畝，坐東向西，一進三院。祠堂大門南北兩座中式木牌樓，油漆彩畫。祭奠堂裏，擺滿閻氏祖先牌位，都有祖匣罩著，香爐供器為白錫鑄成。北邊小院的房間內，擺放著旌旗傘蓋，都是紅白喜事用品。花轎棺罩也為描龍繡鳳，紅漆招杆，真可謂“桃角紅絲龍頭穗，滿麵玻璃花花翠”。
蔣介石很快知曉閻錫山潛回了河邊老家，促其從速離開山西，否則將采取嚴厲措施予以處置。但閻錫山已知大局將有變化，對蔣的威脅毫不在意。果然，“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人的侵略幫了閻錫山的大忙，蔣、張麵對日本人的進逼已經難以應付，哪兒還顧得上閻錫山。閻錫山又通過各種關係向蔣介石疏通，還將“12·18”鎮壓抗日請願學生運動的罪犯國民黨山西省黨部糾察隊長王琚等釋放，從而得到蔣介石的諒解。特別是在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亡的形勢下，蔣介石不能不表示“捐棄前嫌，團結禦侮”，並接受時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的提議，委任閻錫山為太原綏署主任。
1932年2月29日，閻錫山由河邊回到太原，匆匆就職。
重新執掌晉綏軍政大權後，閻錫山為了消除蔣介石對他的疑忌，乃提出所謂“造產救國”的口號，實行裁減軍隊，綏西屯墾，從事生產，並擬製了所謂《十年建設計劃》。
閻錫山雖然曾是反對滿清封建王朝的革命先鋒，但其心靈深處積澱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識的肥厚沃土。對於儒家思想的尊崇，對於皇權的迷戀，對於民主共和與法製的輕藐，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遠比拖在腦後的辮子難以去除。
閻錫山的做派大都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他的講話，稱為“訓話”；他看過的信，批“上閱”；他親複的信，批“上複”；他的手批，稱“手諭”。冠之以幹支，便成為什麽“申東手諭”“壬寒手諭”等。而且一俟大權在手，他就立即耗費重金在家鄉大興土木興建府第，前前後後陸續建了20多年。近千間房屋的20多個院落裏，花草遍地，林木蔥蘢。栩栩如生的石雕、流金溢彩的回廊、磚雕、木雕，以及明柱、鼓墩、飛簷、鬥拱，層層疊疊，均為典型的晚清宮殿式建築風格。院中溢溢古風之外，也還點綴著不少西洋玩意兒。別具一格的小洋樓，雙層電影院，占地33000多平方米。大門影壁正麵鐫刻孫中山先生書贈閻錫山的“博愛”二字手跡。
馮玉祥被閻錫山軟禁在他原配夫人徐竹青娘家所在的五台建安村期間，也曾來此處小住。
1934年10月初，閻錫山“見父衰老，大異於前，決身侍奉在側，回村辦公十月”。
10月23日，替他代理省政的趙戴文來到河邊村見閻錫山，轉達蔣介石要親自到河邊村拜謁閻父閻老太爺，以示慰問之意。閻錫山不想讓蔣介石的影響進入山西，讓趙戴文婉言辭謝，但蔣介石決意要來，並說想和閻錫山商談兩件事：一、國事如何處理，以濟危難；二、如何將山西建設推行全國？閻錫山一聽內容，馬上興致勃勃趕到太原候陪，還將王靖國公館重新修葺一新，作為蔣來時的下榻之處。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到山西，據說，在哪裏迎接頗讓閻錫山費了一番心思，有人提議在運城，閻錫山一聽讓老蔣“運成”那可不成，最後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1934年11月8日，蔣介石飛到太原，停留4天。蔣介石此次太原之行，主要目的是與閻錫山言歸於好。因為此時的閻錫山成為日本人和西南反蔣勢力競相拉攏的重要人物。蔣介石認為閻錫山是穩定華北和西南，解除他今後入川指揮作戰後顧之憂的重要人物。正是由於這些因素，蔣介石才屈尊親自來太原與閻錫山會晤，做一些籠絡工作，以改善兩人因中原大戰而結下的深仇大恨。
11月9日，閻錫山陪同蔣介石、宋美齡及其隨行人員邵力子、邵元衝等人於中午12點左右到了河邊村。
蔣介石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身披黑色鬥篷。閻錫山身穿長袍，頭戴黑色博士帽。二人下車後，蔣介石打頭一路緩行，向組織來歡迎的“川至中學”學生、河邊村男女老幼揮動禮帽，微笑著點頭致意，隨後又乘車由石溝街到文昌堡舊宅北都督府拜見閻老太爺。
閻錫山的老父閻書堂，年邁體弱，又因偶感風寒，臥病在床，其時也不得不強打精神，由家仆扶著坐上椅子，抬到大門口迎接蔣介石夫婦。
相見時，閻書堂奮力掙紮而起，雙手抱拳，打躬作揖，口稱：“有勞委員長大駕，小民愧不敢當……”
蔣介石趕緊上前，攙閻書堂坐下，以侄輩相稱，口呼“伯父”，問安問好，甚是親熱，並與宋美齡並排而立，恭恭敬敬向閻老太爺行了三鞠躬禮。隨後又盛讚閻母懿德可風，足堪女界典範。
閻錫山6歲時生母病亡，繼母陳秀卿無出，待閻錫山如親生兒子，辛辛苦苦將他撫養成人。
進屋後，大家坐在一起互相說這問那，好不親熱。敘談片刻，即至“上將軍府”赴宴。午宴備以家鄉風味的“五盔四盤”。“五盔”就是用五個形似大碗而印有藍花色彩瓷具盛的山西菜肴，忻州瓦酥、定襄蒸肉、五寨黑豬肉燉粉、黃河鯉魚、小雞燉台蘑。“四盤”就是四個佐酒的盤菜。此外還有蓧麵窩窩、高粱麵魚魚、保德碗砣，黃米麵油炸糕等，冷熱搭配，有葷有素，全係山西鄉間風味小吃。
吃過飯以後，蔣介石登上了常春樓，這一下弄得閻錫山十分尷尬。原來這幾年，閻錫山修建了不少府第，又剛建起東西花園，怕蔣介石看見，落下個奢華印象，就讓人連夜把東西花園的路用高粱茬子堵死，等領蔣介石進來時，依舊走的是過去的花咀老路。沒料到蔣介石如此登高一望，閻府的所有建築便盡收眼底了。
當天下午3時許，閻錫山陪同蔣介石一行返回太原。第二天，閻錫山將高級幹部召到省府，與蔣介石一行商談要事。
宋美齡則由閻錫山的如夫人徐蘭森陪同，遊覽太原市容。順路走到閻錫山部下王靖國公館門前時，徐蘭森請宋美齡進去休息一下。
王靖國的老母親一聽蔣委員長夫人大駕光臨，趕緊帶著滿門老幼連同家仆雜役，在院壩上齊刷刷跪成一片，皆不敢抬頭仰視當朝皇後，把個宋美齡驚得麵紅耳赤，手腳無措，想不到滿清王朝被推翻二十多個年頭了，山西人還會以此禮儀來迎待她？
宋美齡趕緊上前將王母攙起。
三個女人湊一塊，拉起了家常。
王母禮儀雖大，卻不知如何說話，偷偷打量了一下雍容華貴氣質高雅的委員長夫人，怯生生開口關心道：“太太是當今的皇後娘娘，花不完的錢，享不盡的福，說來甚也好，可就短生個娃娃。”
徐蘭森驚得瞪她一眼，趕忙補漏：“沒娃娃也不要緊。定襄七岩山上有個撈兒洞，可靈哩。花上3元錢，在水裏撈一撈，三元開泰，回來準撈上個帶把兒的娃娃。你忙顧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明日就幫你撈一個去。”
此話將從小接受西式教育，早將中國封建文化形成的種種陳腐觀念、陳規陋習拋到爪哇國去的宋美齡，逗得前俯後仰，大笑不止。
在宋美齡的笑聲中，人們或許會感到閻錫山這個如夫人的可憐，或許會想到晉軍高級將領生活環境的保守與封閉。但再一細想，不是也更看出閻錫山與蔣介石之間的巨大差距嗎？蔣宋聯姻，說得上是中國政治趨於現代文明的一大舉措。宋美齡潛移默化地影響了蔣介石，使蔣介石在個人感情、國內紛爭之外，還有著眼外部世界的開闊目光。而閻錫山卻因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原因，因原配夫人徐竹青無出，隻好遵從父命，買來一個時僅14歲的徐蘭森為妾——徐蘭森臨危受命，不負厚望，一口氣為閻錫山生了5個帶把兒的娃娃。長子誌恭、三子誌信少亡，次子誌寬抗戰期間病逝成都，四子誌敏、五子誌惠後去了美國。觀念上的這種巨大差距，必然會在政治實踐上產生相應的差距。閻錫山終究鬥不過蔣介石，婚姻或許是原因之一吧。
12月1日，閻錫山電話中得知其父“咳嗽氣喘，小便艱澀”，立即趕回家中探望。其父麵色體溫、脈搏如常，唯飲食大減，小便不暢。請自己的侍從醫官看後，氣喘咳嗽稍解，小便與飲食未效，於17日去世。
鄉人遂傳：“蔣介石一來探病，把閻家老太爺嚇死了。”
老父病逝，閻錫山舉行了整整1個月的祭奠喪儀。閻府院中金人銀馬、雪山素海，終日香火繚繞，笙管長鳴，排場無以複加。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蔣介石的代表何應欽都來此致祭盡哀。短短一月之中，讓河邊村民，再一次看到了閻家的赫赫威勢。
河邊閻府，氣勢不凡，光宗耀祖。一朝為官，飛黃騰達，威風凜凜，可見閻錫山並沒有脫出幾千年來當官擺架子的常規和心態。而他本人出入河邊故鄉，卻又堅持一副尋常人打扮。這一方麵顯現了他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較深，有濃厚的民本思想；而他的行為習慣，既蘊含著濃厚的封建色彩，也顯露出淳厚民風的影響。另一方麵體現了他善於以低姿態贏得百姓的好感，深諳民心之重要。生活中這種接近平民百姓的作風，與政治上善於韜光養晦相一致，都是閻錫山為人處世的重要特點。
(1) 趙承綬，字印甫，陸軍中將。曾任國民革命軍晉綏軍騎兵司令，軍長、晉綏軍集團軍總司令、太原綏靖公署野戰軍總司令等職。以勇悍聞名，晉中戰役敗給幼年好友徐向前。新中國成立後任水電部參事室參事，山西省政協委員。1966年10月1日病逝於北京。
(2) 摘引自趙承綬晚年口述《我參預閻錫山勾結日本活動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