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層麵的挑戰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主體單一，逆全球化思潮加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糧食風險加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麵臨的經濟層麵的挑戰。
一是全球經濟治理主體單一，逆全球化思潮加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由於其自身的先發優勢和強大的經濟力量，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導地位。但2008年金融危機凸顯出這樣的經濟治理體係存在諸多弊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複蘇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其地位和決策權受很大限製，廣大發展中國家享有的全球發展紅利十分有限。同時，逆全球化思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供應鏈持續緊張，對國際經貿關係帶來了嚴重的負麵影響。
二是疫情暴發後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2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將隻有3.8%,2023年增長4.4%。世界銀行報告警告，半數以上低收入國家已然深陷債務困境或麵臨債務困境高風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債務已升至近代史上的最高水平。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協議的149個國家中77%的國家為發展中國家，其經濟抗風險能力本就不足。由於長期累積並受疫情衝擊，許多共建國家經濟大幅衰退，經濟造血能力枯竭，財政狀況惡化，失業率高企，無力投資基建項目，將有波及中國金融機構和建設企業的風險，影響中國項目投資收益、債權安全和共建“一帶一路”可持續。
三是疫情帶來的糧食風險加大。聯合國糧農組織發布的2021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無法獲得充足食物，人數在短短一年內增加了3.2億。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比較普遍地存在糧食安全問題，尤其是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和很多亞洲國家和拉美國家都存在這一問題，如南非的人均糧食產量常年隻有300多千克、印度的則隻有200多千克，大大低於糧食安全警戒線，墨西哥、伊朗、埃及、菲律賓、巴基斯坦、智利、秘魯、馬來西亞、哥倫比亞、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也較嚴重。
二、政治層麵的挑戰
當今世界正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國際格局政治上的“西強東弱”、經濟科技上的“北強南弱”的態勢尚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是國際力量對比“東升西降”的趨勢不斷持續，中國的大國崛起進程和美國的霸權衰落進程長期並存，中美的戰略衝突加劇。雖然拜登政府明確表示不同中國搞“新冷戰”,無意全麵對抗，但其聯合西方盟友，意圖繼續對華采取強硬政策，對“一帶一路”建設構建封閉型威懾網絡，是中國需要謹慎應對的外部風險。
其一，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出以來，美國相繼推出了“印太戰略”、“藍點網絡”計劃、“繁榮非洲倡議”、“促進美洲成長”倡議、新版“中亞戰略”等，並正在使這些戰略“實心化”,目的在於架空“一帶一路”倡議。另有G7出台的B3W基建戰略、日歐“高質量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係”、日印“亞非增長走廊”等，都有圍堵“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考量。此外，西方國家屢次用“民眾”“人權”“債務”"環保"等借口對"一帶一路"汙名化，推廣西方價值觀，毒化“一帶一路”的外部輿論環境，影響相關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的接受度和認可度。
其二，美拉攏西方盟友，已對“一帶一路”推進形成阻力。印度對華越發強硬，是中國推行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變數。近年來中印兩國在尼泊爾、斯裏蘭卡、馬爾代夫等國的競爭加劇，印度為了製衡中國，一改過去拒絕外部幹預的做法。而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對“一帶一路”構成牽製，符合印度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在未來也會進一步與美國達成共識，積極塑造“印太”概念。作為“五眼聯盟”的成員之一的澳大利亞緊跟美國步伐。在美國向盟友發出號召後，澳大利亞
是第一個積極響應並宣布禁止華為參與其5G建設的國家。其三，“一帶一路”的共建國家眾多，各國在製度環境、政策環境、法律環境、商業環境、文化環境、商業習慣等方麵存在差異。對此，中國研究和應對不足，容易陷入合規風險之中。特別是許多東道國的各項製度或標準並不完善，而大多數的所謂“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製定，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程度有限，這些規則和標準也因對發展中國家要求過高而不具有適用性。
三、安全層麵的挑戰
目前，國際安全形勢脆弱，構建普遍安全迫在眉睫。在全球化下，各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如果沒有全球層麵的普遍安全，世界各國也難以實現持續安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多處於大國博弈地盤，區域熱點問題層出不窮。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加劇了國際安全環境的嚴峻。
一是“一帶一路”建設持續麵臨傳統安全威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處的地區也常被認為是當今地緣政治最為複雜多變的區域。如中亞、西亞、中東和部分非洲地區，以及諸如緬甸、柬埔寨等個別東南亞國家的政治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例如，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這些騷亂和衝突直接導致中國在當地投資受到威脅、損失，對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帶來一定困難。非洲方麵，正成為全球反恐“最前線”,盤踞在伊拉克、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的恐怖勢力被打散後，不斷加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據點並實現本土化。據統計，201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因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位居全球第二，導致中非共建“一帶一路”麵臨逐漸加大的安全壓力和風險。
二是後疫情時期，衛生健康、金融、生態等非傳統安全風險進一步凸顯，對“一帶一路”合作形成新挑戰。世界範圍內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肆虐，帶來人員、財產、經濟重創。金融方麵，“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存在金融基礎設施薄弱、資本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容易受到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變動的影響。生態方麵，“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生態環境脆弱，一旦發生環境破壞，影響範圍很廣，可能導致地緣風險，造成跨國問題。
四、人文層麵的挑戰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和共建國家在教育合作、智庫與學者交流、藝術交流、旅遊活動等領域取得許多積極成果。在人文交流呈現出欣欣向榮景象的同時，也還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中國對外舉辦的人文交流由官方籌措的多，而民間投入不足。而由政府主導的人文交流在效果層麵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容易造成距離感，影響力有限。這些內容與大眾流行文化相距較遠，且刻意設計的形式感較強，普通民眾容易對此產生距離感。二是政府主導的人文交流容易讓其他國家產生一定的戒備心理，一旦交流過程中出現問題，更容易出現抵觸情緒。三是由政府主導的人文交流活動較少考慮市場因素，對投入成本和收益缺乏綜合考慮。人文交流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在政府搭好台後，應在隨後的人文交流過程中遵循市場的規律。
其次，人文交流過度聚焦於文化展示，深度有待提高。文藝展演是推動世界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但這更多偏向於“展示”“宣傳”而非“交流”,重“文化”而非“人與人”的交流。參與民眾在整個過程中以“看熱鬧”或感受氛圍為主，難以達到深層次的人文交流。在教育領域，孔子學院很大程度上還是起著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作用，但具有“交流互動”性質的活動並不多。這樣的文化交流方式使中國文化的傳播大多停留在表麵，難以將代表著中國核心價值觀和具有中國文化底蘊的內容傳遞給共建國家的民眾。在文化產業的交流與合作方麵，相較於影視行業，中國的圖書、音像製品等其他文化產品“走出去”的比例要相對小。因為圖書這樣的文化產品既需要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才能解讀，又需要有專門的翻譯人才對語言文字進行深加工，然而目前國內高規格翻譯人才還處於緊缺狀態。
最後，人文交流主要為中國單向式的輸出，雙方互動性不足。在中外人文來往中，中國交流的人員和機構數量更多，中國政府出資、籌措的項目數量更大，說明在中外人文交流過程中，中國處於更為主動的角色。以中非交流為例，中國藝術團、影視劇走進非洲的數量要明顯大於非洲走進中國，中國媒體落地非洲的數量要遠遠高於非洲常駐中國媒體機構。
五、生態層麵的挑戰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曆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要維持可持續發展，走向更好的明天，就必須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然而，當前全球生態問題仍然十分嚴峻。
第一，可持續發展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麵臨的突出問題。共建國家絕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是現階段的首要任務。不少國家處於工業化轉型過渡時期，石油和礦產資源消耗很大，發展模式相對粗放。在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麵臨著沉重的資源和環境壓力。隨著資源環境問題的累積惡化，將會嚴重製約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與之相對的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生態治理上的總體水平較低，這使得它們很難獨自應對生態環境問題。
第二，全球生態治理製度存在著效率低下、碎片化等問題。自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大量消費化石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累積排放，造成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急劇上升，這也是造成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在生態治理領域的主導權仍然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上，它們利用自己的政治經濟實力，優先享受生態環境帶來的福利，獨占生態發展技術，強迫發展
中國家承擔不成比例的生態責任。發展中國家在博弈中的生存、發展空間受到擠壓，生態環境保護和發展權受到忽視，總體上不利於全球的生態環境改善和可持續發展。
第三，中國因環境與社會問題引發的投資爭議甚至失敗的項目增多。一方麵，中國企業積極采購自然資源，如木材、礦產、石油和天然氣等，采礦等資源性投資的比重不斷上升，讓中國企業不斷受到“環境威脅”的指責。另一方麵，一些企業在海外投資建設項目時，由於忽視了項目的生態和環保要素，缺乏對綠色基礎設施的概念認識，沒有形成係統的設計、施工和運營方案。項目管理不規範，就有環境、安全等風險，容易致使項目進度受到影響、企業遭受損失，甚至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