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品交換的規律來看，勞動力商品的買賣雙方都有平等的權利要求從這一交換行為中得到盡可能多的利益。就賣者而言，雇傭工人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和勞動強度，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要，這是預先潛伏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目標；就買者而言，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本能地傾向於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增加勞動強度，劫掠工人的勞動力，以實現剩餘價值的最大化，這是資本的一種存在本能。“於是這裏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鬥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①。“力量”成為維持和固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重要指標：一方麵，資本的支配權使得雇傭工人成為依附於資本家的活勞動工具；另一方麵，雇傭工人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與資本家相對抗的物質手段。這就意味著，在力量對比中，雇傭工人在主體和客體兩方麵始終處於劣勢地位。由此所導致的是，勞動過程異化為價值增殖過程，自由時間與勞動時間相分離，並成為後者的延伸與變形。在自由時間被肆意侵占的條件下，工人很難實現自身發展的社會需要這一價值目標。

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最為直接地體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鬥爭”。由於雙方力量的懸殊，工人階級經常處於失敗和妥協的境地。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延長工作日時間。延長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時間。工作日具有雙重界限：一是勞動力身體的界限，即工人需要足夠的時間來恢複體力和智力的消耗；二是道德的界限，即工人必須要有充分的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這是由一定的社會文化發展狀況決定的。隻有在這雙重界限以內，工人的生命力才不會被過度消耗，其精神麵貌才能達到一般的人類水平。但是，在價值增殖過程中，不是工人將生產資料當作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而是生產資料將工人當作自己生活過程的酵母來吮吸。“資本隻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餘勞動。”①這種對工人活勞動的無限製的吮吸欲望促使資本家“像狼一般地”延長工作日，突破工作日的身體的和道德的界限。由此，工人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就被剝奪了，其生命基質遭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摧殘而處於萎縮狀態：一方麵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過早死亡；另一方麵工人變得庸俗粗鄙、麻木不仁。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是依靠縮短工人的壽命而在一定期限內延長生產時間的。

無限製地延長工人的工作日，必然會造成工人勞動的過度使用，從而影響資本主義社會的可持續生產。另外，工人階級也逐漸意識到：限製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進一步謀求工人解放的嚐試都將遭到失敗。為此，工人階級圍繞“8小時工作日”開始展開激烈的鬥爭。鑒於以上兩方麵的原因，資本主義開始轉變了策略：由延長工作日轉為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頒布專門的法律來限製工作日長度。工廠法作為一種勞動保護政策，將資本對自由時間的侵占規定在身體和精神可以承受的合理界限以內，使剩餘價值的生產具有秩序性和可持續性。“從法律上限製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於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於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①表麵上看來，工人針對資本家的工作日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工人的自由時間獲得了法律上的保障。馬克思站在現代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工廠法無疑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奴隸製，它最直接地暴露出資產階級政治解放的虛偽性。安德魯·尤爾將工廠法等同於“奴隸製”,進而將限製工作日看作英國工人階級的恥辱。以法律的形式來限製工作日的延長，看似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實則意味著資本家對工人自由時間的管控更加隱秘了。

資本家在把工作日限製為8小時的前提下，開始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這樣就會降低工人的勞動力成本，獲得更多的剩餘價值。其主要方式就是增加工人的勞動強度。延長工作日直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時間，而增加勞動強度則間接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時間。在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模式中，工人的自由時間雖然免於資本家的任意剝奪，但自由時間的運用卻已經被資本所規劃。機器體係的應用和管理方式的創新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但它是以增加單位時間內的勞動強度為前提的。“勞動強度的提高，可能使一個人在一小時內耗費他從前在兩小時內耗費的生命力。”①因此，更多的自由時間將被工人用於生命力的恢複，留給自由個性發展的時間幾乎是不存在的。不僅如此，機器體係的應用打破了工種和熟練度的區分，使得婦女和兒童與成年男性工人一道都成為資本所盤剝的對象。“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②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非物質勞動大有取代物質勞動而占據主導地位的趨勢。以智識、圖像、共同性、奇異性等為代表的非物質勞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所謂自由時間以及非工作場所中完成的，其本質在於自由時間的結晶。就其存在基礎而言，非物質勞動本能地依賴於甚至決定於工人的智力等主體性因素。這就使它能夠打破機器體係中工人同質化的曆史趨勢，再度將工人區分為不同種類和不同等級，如藝術家與程序員、熟練的與不熟練的等。但這果真意味著工人對其自由時間的運用已經打破了資本對勞動時間的宰製，而在邏輯上躍遷到自由自覺的水平了嗎?事實恰恰相反。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於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①因此，無論是物質勞動，還是非物質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中，它們都是具體勞動的表現形式，都是可以在商品市場中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從根本上受到抽象勞動之同一性原則的支配。雖然非物質勞動成果自身具有特殊性，但其非但沒有動搖，反而更加有力地鞏固了抽象勞動之同一性原則的統治性地位，隻不過其規訓對象的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而已。非物質勞動使得自由時間與勞動時間具有內在同一性，二者的界限日益變得模糊難辨。非物質勞動成果雖然是自由時間的結晶，但其本質上是資本對自由時間的侵占。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勞動過程需要勞動者調動各方麵的實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勞動者智力、想象力和主動精神的積極發揮。而在資本主義時代，這些舊有的勞動習慣被打破了，工人的主體性被自動化的機器體係一勞永逸地替代了，工人僅僅作為工作有機體的一個肢體被固定於生產過程的某個環節。在機器大生產中，其實踐能力的創造性活動退化成重複性的機械勞動。雖然以機器生產為核心的工廠體係使得工人的創造性的活勞動退化為機械性的死勞動，但是隻要有自由時間的存在，工人依舊有激發自己生命潛能的可能性。然而，資本主義對自由時間的侵占，大大降低了這種可能性，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鉗製住了工人的生命基質。非物質勞動看似體現了勞動者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勞動者雖然不受工廠體係的束縛，但這種所謂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依然為資本所宰製，非物質勞動所創造的產品依然要以資本的增殖為目標。其所謂的自由時間實際上都變成了勞動時間，由一種被動的勞動時間的延長變成了一種主動延長，由一種被動的勞動強度的增加變成了一種主動增加。對於作為“諸眾”的單個工人，資本可以輕而易舉地侵占其自由時間，好像是延長工作日這一直接形式在當代的複現，隻不過其形式更加體麵，強度更加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