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時間的侵占致使工人無暇也無力去滿足發展自身的社會需要，這樣就鉗製了工人的生命基質。但無論是延長工作日，還是增加勞動強度，資本對自由時間的侵占總是有一定限度的。換句話說，工人總會擁有屬於自己的自由時間的。在自由時間內，工人依然擁有激發自己生命潛能的可能性，但是資本主義通過對自由時間的填充進一步堵塞了這一通道，使工人徹底地淪落為符合資本主義的“馴順主體”。現代社會日益被構建成為一個“消費社會”。消費社會的形成不僅解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實現了資本的增殖，而且把“消費活動”填充到工人的自由時間中。資本對自由時間的填充，在馬克思的時代初露端倪，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大行其道，成為當下最為有效的時間管控模式。在人本主義玫瑰色的包裝下，自由時間的填充將工人囚禁在景觀膜拜和符號編碼的幻象之中，在無形之中完成了對工人主體性的重新塑造。

資本對工人自由時間進行填充的人性前提就在於需要的生產。隻有打破中世紀禁欲主義傳統，重新挖掘身體所負載的消費意義，將工人的肉體全方位地開發為需要的主體，資本才能夠獲得其增殖能力得以對象化的載體，實現一種“熱病似的生產”和強製性的進步。馬克思將“需要”區分為“自然的需要”和“曆史形成的需要”①。所謂“自然的需要”就是維持生命機體正常運轉的基本需要，是每一個生命體無法逾越的本能性需要。而“曆史形成的需要”主要表現為對舒適、便利、簡約等人性化體驗的追求，其實質是欲望的膨脹與擴張，它已經超越了動物性的本能水平，是社會曆史發展的產物。“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曆史的產物。”②資本的增殖本性需要欲望的膨脹和擴張。“一方麵，人的欲望的擴張不斷地推動資本的積累；另一方麵，資本的積累又使人的欲望空間不斷擴張。”③工人在逃脫工作時間的本質主義肆虐之後，在屬於自己的自由時間之中，反而陷入了花樣迭出的曆史性需要的重重包圍之中。“物指令”和“物體係”使得整個現代人迷失在拜物教的邏輯架構裏。

如果說，在馬克思的時代，這些“曆史形成的需要”還帶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其實現仍然依托於實物商品的使用價值。那麽,在資本增殖邏輯逐漸突破其合理性界限而走向財富增殖幻象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些曆史形成的需要自身也越來越“脫嵌”於實物商品的使用價值，虛化為無孔不入的幽靈般存在。換句話說，在需要的意義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商品社會，而且是一個仿真的景觀社會和虛擬的符號社會。這些景觀和符號具有即時性、交互性、大眾化等特點，因此，它們能夠隨時隨地、零敲碎打地被資本填充進工人的自由時間之中。在這一趨勢之下，工人的自由時間麵臨著被全麵架空的危險。

在仿真的景觀社會之中，工人消費的是被大眾媒介所建構出的景象價值，消費過程是被景象製造的偽需要的滿足。在居伊·德波看來，“在現代生產條件占統治地位的各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生活顯示為一種巨大的景觀的積聚。直接經曆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了一種表現。”①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不僅僅是商品的巨大堆積，還是景觀的巨大堆積，而後者具有一種“脫嵌”於前者的本能傾向。資本正是通過控製大眾媒介，進而控製商品形象的生成與轉換，從而達到控製消費過程以及操縱社會生活的目的。對現代人來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已不再重要，而被媒介所展示的景觀則引導著社會風尚，表征著個性自我。由此，工人的自由時間被大眾媒介所左右，被仿真景觀所填充，繼而被“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權力”所俘獲，再也無暇去參與政治生活，逐漸喪失表達主體訴求的意願以及對本真生活的渴求。即使有對這種景觀拜物教的反抗，針對的也隻是仿真性的景觀，尚未直擊到景觀產生的物質根源和形成機製。因此，這種反抗，徒具鬥爭性的外觀，經由大眾媒介的中介，最終被同一化為景觀的一種表現形式，成為一種另類的消費活動。

更進一步地，在虛擬的符號社會之中，工人消費的不再是大眾媒介所建構出的景觀，而是作為景觀之展示形式的大眾媒介本身。如果說，景觀自身還具有它的實在對應物，那麽,大眾媒介本身則是實物缺席下虛擬符號的狂歡，它作為純粹形式而逃離其有形載體的束縛，完全服從於主體自身病態的欲望。生產隱沒，符號統治一切，符號的意義不是來自實物投射，而是來自其在符號體係中的位置。因此，人們對符號的消費過程，就是在符號所構築的物體係中謀求自身的身份與地位、個性與獨立性，最終令其陷入個性解放的幻覺。身體作為消費的載體，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與自身正常存續無關的符號性意義。“人們給它套上的衛生保健學、營養學、醫療學的光環……今天的一切都證明身體變成了救贖物品。在這一心理和意識形態功能中它徹底取代了靈魂。”①在鮑德裏亞看來，人們不是主動進入而是被動陷入這種消費符號體係之中的，其所營造的解放氛圍實際上隻是資本規劃的產物，其根本意味在於個性和獨立性的喪失。“一切在名義上被解放的東西……都是建立在‘監護’價值體係之上的。”②因此，消費社會中所洋溢著的“慈母般的關懷”實際上是資本為偽裝自身而擲下的人本學煙幕。

在馬克思看來，自由時間作為真正的財富，其運用是與人類自由自覺的生命活動密切相關的。自由時間一部分用於消費活動以此來恢複勞動過程中體力和智力的正常消耗，一部分用於從事自由活動以此來獲得生命在邏輯層次上的躍遷。然而，在這種填充機製的引導下，生命本身變成了一個由某個中心權力所建構而缺乏特定內容的空洞形式。這就意味著，馬克思所預想的自由時間的雙重目標全都落空了。阿倫特曾激烈反對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對生命基質的填充。在她看來，這種填充機製會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政治後果：“我們確實變成了無助的奴隸，不僅是我們機器的奴隸，而且是我們的‘知道—如何’的奴隸，變成了無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個技術上可能的玩意兒的操縱。”①隨著需要的仿真化和虛擬化，資本主義對自由時間的填充逐漸擺脫物質載體而變得無孔不入，從搖籃到墳墓，從身體到靈魂，遍布於生命活動的每一個細節。填充之物的空前豐裕和生命意義的極度空虛相反相成，資本權力的日益催逼與生命基質的腐化墮落並行不悖。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自由時間填充機製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權力邏輯和治理方式，一方麵實現了工人發展自身社會需要的虛假訴求，並將這種訴求變成價值增殖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麵緩解了資本家生產過剩的壓力，消解了工人的鬥爭意誌，實現了整個社會生活的去革命化。這就意味著，填充機製作為侵占機製的補充，將資本與工人之間的零和博弈轉變為曆史性“和解”,又以二者“和解”的名義在廣度和深度上強化他們相互間的對立，最終進一步鞏固資本增殖邏輯以及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資本主義時間管控下，工人猶如一台機器，不知疲倦地運轉著，不僅在勞動時間內從事機械般的“死勞動”,而且還在自由時間中享受著機械般的娛樂消遣，一切都依賴於資本邏輯的運作。

資本的文明是以工人的野蠻為代價的，工人自身發展的社會需要始終得不到滿足。資本為了得到馴服的勞動力，不惜鉗製工人的生命基質。自由時間，在工人那裏，隻是勞動時間的延伸和變形，隻不過是資本統治權固有的世襲領地，其作為自由個性展現境域的原初含義被遮蔽住了。隨著資本對自由時間的侵占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加劇，工人日益淪為“人格化的勞動時間”,其個人之間的區別僅僅是勞動時間長短的區別。由此，工人的政治想象力日益變得貧瘠，再也無暇也無力去想象可能的生活方式。工人自主性的日益萎縮，意味著資本統治權的愈發強大。資本統治權不僅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權，監督工人有紀律地並以應有的強度工作，而且使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製關係，迫使工人超出自身生活需要而從事更多的勞動。與直接強製勞動的野蠻暴行相比，資本通過侵占和填充自由時間這一文明暴行，獲得的不僅是源源不斷的剩餘價值，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

資本主義時間管控的生命政治學揭露了物質生產過程中的隱性暴力，理應作為當代生命政治圖景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環節。與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學相比，馬克思時間管控的生命政治學具有三個特性：第一，無論是福柯所揭示的監獄，還是阿甘本所分析的集中營，都是生命政治所發生的非典型性場所，而馬克思所揭示的工廠則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典型性場所；第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以整個人口為對象，側重於對安全機製的分析，而馬克思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析，揭示的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生命控製；第三，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權力側重於刑罰和法律，而時間管控則側重於對人的生命基質的鉗製。一言以蔽之，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關注的是主權權力(政治權力)對生命的規訓和管控，而馬克思則關注的是資本權力(經濟權力)的統治。相對而言，馬克思所揭露的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更具隱秘性。

我們不能無反思地把現代社會看作人類文明的巨大進步。相對於傳統社會，現代社會的統治權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政治權力，資本統治權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最主要的權力形式。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是一種零和博弈的關係。資本家對工人自由時間的侵占，將工人的政治主體性置於日益萎縮的匱乏境地，這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時間管控不僅鉗製了勞動者的生命基質，而且消解其鬥爭意誌，使革命主體性退化為馴順主體性。阿甘本指出，“身體是一個雙麵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權力屈服的載體，又是諸種個人自由的載體”①。身體的雙麵性蘊含著人類解放的可能性。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顯性人身依附關係被廢除了，但它又通過資本的支配權在資本家和工人的主體性之間被積極地塑造起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解放不僅僅是馴服利維坦的政治解放，而且是馴服資本統治權的人類解放。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看，就是要徹底瓦解資本主義的時間管控，把工人的勞動時間轉變成真正的自由時間，一種體現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的自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