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當分析哲學家們高舉著形式理性的旗幟進行一場“新的哲學革命”時，統治了哲學領域達兩個世紀之久的“認識論轉向”便不可抗拒地被“語言學轉向”所取代。人們通過分析語言，更具合理性地達到了傳統認識論在分析頭腦的探索中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在爾後數十年中，關於語言結構、“語詞—經驗”關聯和意義分析等的哲學方法論的闡釋，賦予了“語言學轉向”確定的曆史特征。但是，以分析哲學為中流砥柱的“語言學轉向”不能不具有它的曆史局限性，特別是形式理性與科學主義的觀念，導致了某些“不能令人容忍的極端傾向”[9]。當人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對形式理性的極端迷信和科學主義的神話已日益成為阻礙科學進步的因素時，“語言學轉向”及其產生的一係列結果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強烈挑戰。
首先，語言分析不是萬能的。“語言學轉向”的根本特點就是用現代邏輯技術來進行語言分析。應該看到，這種把問題上升到語言層麵或把問題局限於隻考慮對語言的使用是否相同的方法，客觀上避開了某些說不清楚或一時不能說清楚的問題，尤其是本體論地位方麵的麻煩。但是試圖以之來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便成為不切實際的空想了。這種極端追求“形式理性”的後果便是試圖建立一種統一的科學主義語言，將所有的概念和陳述符號化，進而用數學的推演來代替哲學的思辨。事實上，現代邏輯技術本身是有缺陷的，它隻能處理語言中一部分語言算子和句式，而且，對於許多概念的性質，如因果關係、時間先後關係等，它根本不能容納。同時，自然語言，並不像邏輯經驗主義認為的那樣一無是處，哲學問題，也並不完全是由於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和歧義性所造成的。事實上，自然語言和形式語言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關聯。隨著“統一語言”的失敗和解釋實踐的進一步深入，人們逐漸意識到，把哲學的任務當作總是根據特定意義和句法規則，去翻譯、解譯或解釋任意符號的思想，完全是一種形式主義和理性化了的語言學理解的圖景。它並不具有覆蓋所有哲學認識的能力，既不是自明的，也不是必然的。語言的主要功能在於實踐，是人類的公共交往形式，也就是說，對語言而言，使用才是最根本的。在這方麵，自然語言是先天的、自然的。因此，隻有使語言理解與解釋經驗、語言分析與語言使用相互滲透和融合，才能真正地發揮語言在哲學認識中的功用。片麵地強調任一方麵，隻能走向極端。
其次，非理性因素受到不應有的忽視。“語言學轉向”所高舉的大旗是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這樣，一切具有主觀特點的非邏輯的因素便被絕對地排除在外。事實上，作為邏輯經驗主義先驅者的弗雷格（G.Frege），其哲學觀點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始終要把心理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地區別開來”[10]。在他看來，邏輯是客觀的、公共的、數學化的，而心理過程則是主觀的、私人的、不精確的。一旦把具有客觀性的思想和個人主觀的心理或精神嚴格區分開來，人們就必須尋找客觀的和外在於個人精神的東西，來體現人們可以公共評判的思想，從而建立公共性的語言，用語言來分析思想。這種反心理主義、反非理性的立場一直貫徹於整個邏輯經驗主義運動的始終。應當看到，他們強調理性在科學認識中的積極作用，這是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但是非理性因素同樣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為科學真理的獲得，人類主體對客體的認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會、曆史及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要受到主體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等因素的影響，它不是一個邏輯地前後相關的知識係統，而是一組物質的和認識的實踐。各種不同的實踐形式構成了不同的研究領域。因此，從本質上講，科學實踐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隻有將科學理性的分析從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轉向科學事業的“實踐結構”，才能在係統地處理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係的基礎上，獲得知識的進步。
再次，對文化進行了消解。當傳統規範哲學的認識論高舉著理性主義的旗幟，在人類認識史的發展中取得了輝煌成就的時候，它的狹隘理性主義的弱點也同時暴露無遺。它把邏輯理性標準當作“純理由的法庭”的首席法官，要求所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分支，沿著物理主義的途徑，向物理學的本體論和方法論作徹底的還原，從而導向了極端的科學中心主義。但是科學進步的曆史日益強烈地表明，試圖一勞永逸地為科學發現一種簡單的、理想的和具有特權的邏輯規則，從而消解文化，是不可能的。科學理論的建立、解釋和實踐，內含著社會的、心理的、科學的、建製的各種背景因素的整體文化的說明。因為，對於科學功能的評判，應當建立在狹義的科學層麵解釋與廣義的社會整體結構解釋的統一的基礎之上，而且，科學認識域的確立不在於單純的邏輯預設，而在於科學探索和進步的實踐的和社會的要求。同時，科學的本質不在於其自身目的與實現手段或途徑之間的循環論證，而在於科學與特定社會中所有文化要素之間的結構參與性聯結。所以，邏輯經驗主義試圖通過純粹科學而消解社會文化的企圖，隻能是片麵的、狹隘的，對科學的發展隻有阻礙作用。事實上，尋求科學解釋的廣闊的社會根由，並不是要丟掉科學的“自主性”和“文化權威性”，二者恰恰是科學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隻有將科學向社會化、向所有文化“開放”，才能為科學係統給出邏輯的、物理的、技術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多層次的可能性評價，使其成為一個立體的可行性和功能性評價的規範體係。
最後，“語言學轉向”加劇了歐洲大陸哲學與英美哲學的現代分裂。“英美”和“大陸”的區分從不同側麵代表了“語言學轉向”以來兩個不同的哲學主題，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哲學情緒。英美哲學以“語言學轉向”為核心，強調邏輯理性結構的經驗性，其方法論的合理性因素包含在對科學理論語言的分析之中。他們隻對語言符號與所指示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感興趣，而把人或主體當作可以完全忽略的因素。而20世紀貫穿於大陸哲學思想中的三個主題是文化批判、對研究背景和語境的關注以及自我的失落，與此相應的是反科學主義的情緒。他們普遍關注人的存在，把語言隻是當作人與世界、人與人發生關係的媒介，從而追求概念的簡單性和構造的複雜性，摒棄數學化和人工化的語言。因此，大陸哲學蔑視英美哲學的“自然主義”“經驗主義”和“還原論”，而英美傳統則反感大陸哲學的曆史主義、唯心主義和結構主義。同時，大陸哲學從各個角度維護和延續思辨哲學的“方法”，而英美哲學則表現出對思辨“方法”的排斥和疏遠。這兩個傳統在相互“對抗”中展現了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不同風格，顯示了“語言學轉向”所導致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絕對的、僵化的界限和逐漸遠離的分裂。[11]
應當看到，“語言學轉向”的形成和邏輯經驗主義的興起，對20世紀的科學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從羅姆·哈利（R.Harre）不無憤慨的語言中可見一斑：“科學哲學的進步，在20世紀突然中止了。這是因為在學術界出現了腐敗的和極其不道德的教條的統治——邏輯實證主義。正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知識的內容、源泉和檢驗限於感覺的瞬時判決。正是邏輯主義者，把哲學家的任務僅僅限於揭示已完成的科學論述的邏輯形式。這一觀點的不道德的性質令人難言。”[12]當這種經驗主義的極端形式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統治不能再被忍受，並且它們自身也不能再繼續下去的時候，它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麵的批判。這些批判是全麵的和猛烈的。
邏輯經驗主義把人類認識的本質歸結為對知識中邏輯關係的發現，把哲學的任務歸結為對科學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企圖用“科學的邏輯”來取代哲學，這一點帶有極大的片麵性。通過使科學的概念準確化，通過對科學理論的結構、方法等的研究而促進科學進步，這僅僅是哲學的任務之一，而不是全部，絕不能把哲學僅理解為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甚至把方法論等同於狹義的邏輯。這隻能過分誇大語言符號形式化的意義，使它們脫離了所表示的客觀現實對象，把它們當作人們“約定的”或任意構造出來的東西。同時，他們采用的邏輯分析方法，是共時性的而非曆時性的，是分析的而非綜合的，是抽象的而非具體的，這就使得他們在對科學理論進行邏輯分析時，靜態地考察科學的邏輯結構，而脫離科學發展的曆史，脫離科學所處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背景，忽視心理因素對科學的影響。這些缺陷都使得邏輯經驗主義在發展中逐漸失去了合理性，受到眾多後來者的批判。但是，最致命的並不在於對其理論內在的、邏輯的方麵的批判，而在於挖掉了其理論的最根本的基石——觀察的客觀性或經驗的可靠性。自從休謨（D.Hume）以來的經驗主義的認識論都基於這一思想的指導，即觀察提供了經驗知識的最大程度上確定的和概念上不可修正的基礎，提供了所有科學方法進行推理的基本前提，喪失了這個基礎和前提，就喪失了任何可能的知識和理性的思維。這一攸關重大的前提和基礎，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遇到了以漢森（N.Hanson）、圖爾敏（S.Toulmin）、波普爾（K.Popper）、費耶阿本德（P.Feyerabend）、庫恩和拉卡托斯（I.LaKatos）等人為代表的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們的批評，從而導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衰落。
盡管邏輯經驗主義如日中天的輝煌時期已然消逝，但它作為20世紀影響最大、統治時間最長的科學哲學流派，在科學哲學中的影響仍長期地存在著。首先，它把哲學的任務定位於對科學語言進行邏輯分析，並借助數理邏輯的精確方法，對科學理論的邏輯結構進行了精細的研究，並由此開創了分析哲學，對傳統思辨性哲學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這無疑使得語言問題成為20世紀科學哲學討論的主題，開辟了哲學研究的嶄新方向，啟發了近一個世紀的哲學研究，使得哲學從此發生了根本變化。其次，它所使用的語義分析方法，成為以後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工具。從總體上講，盡管“試圖通過語言哲學的詳盡分析來擺脫哲學的困境並解決一切難題的任何企圖，都作為一種‘幻想’而無情地破滅了。但是，語義分析作為一種有效的方法論思想，卻具有一種普遍的、令人啟迪的力量”[13]。它以科學知識為標本，用邏輯的方法改造哲學，使之精確化、邏輯化、科學化，在一定範圍內使哲學分析的任務深化了。最後，更為重要的是，正是它的長期影響及最終衰落，播下了科學實在論全麵複興的星火，激發了科學實在論者拋棄傳統實在論的機械性和教條性的決心，促使他們在與反實在論的爭論中不斷地變更自身的理論形式，從反實在論及其他哲學派別中汲取合理的方法論成分，以此強化自己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