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質上講，20世紀“語言學轉向”是以邏輯經驗主義為核心的分析哲學的廣泛運動，它試圖通過對語言形式的句法結構和語義結構的邏輯分析，去把握隱含在語詞背後的經驗意義，從而推崇科學主義的極端觀念和形式理性的絕對權威。其特征表現為：

1.“語言學轉向”是一場在新的基點上探索哲學存在新方式的革命。科學的發展、知識的增長就是科學理性的進步。但是科學理性並不是孤立地存在著的，它總是和某種確定的理論結合在一起，化作一種解釋模式或理論評價的標準而生動地展示出來。當人們從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的絕對理性桎梏中解放出來之後，便試圖從理論上探尋一種真正的科學理性。邏輯經驗主義就是沿著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傳統，構造了一種純粹的、形式化的理性標準，並在這種“形式理性”的旗幟下莊嚴地宣告了它的“哲學革命”。它一方麵拒斥形而上學，要求形而上學改變它的表現形態；另一方麵，將形式理性推向了極端，使科學理性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為此，邏輯經驗主義者堅持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把經驗的可證實性作為判斷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的標準。在他們看來，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就在於能否用經驗證實的方法確定其真假，即一個命題的意義，就是證實它的方法。而經驗上的可證實性與邏輯上的可能性，即命題符合邏輯句法規則，是完全一致的。一個命題如果在經驗上是可證實的，必然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反之亦然。因此，通過邏輯分析便可以確定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這樣，傳統的哲學難題便迎刃而解，因為它們不可證實，對科學來講是無意義的，應排除出去。同時，邏輯經驗主義者汲取了現代邏輯學的成果，將其應用於科學理論的理性重建中。他們排除了傳統經驗主義對理論概念的“自然定義”，否棄了通過樸素的因果性“自然處理”以形成思想之間的聯係，從而闡述理論概念的方式。他們立足於科學邏輯的整體性立場上，把理論命題的邏輯綜合歸諸嚴格的演繹係統，通過邏輯的功能去形成和強化科學概念和理論的意義。其最終目的就是要在科學理性的重建中，構造邏輯的經驗意義。為此他們一反傳統經驗主義直接涉及“事件”的自然性，而強調涉及關於“事件陳述”的邏輯性，即觀察陳述構成了整個科學理論的理性重建的邏輯起點。同時，他們認為，在滿足了有意義的證實標準的基礎上，所有理論術語都是認識上有意義的，而一個句子是有意義的，當且僅當所有非邏輯術語都是認識上有意義的。在這裏，句法概念起著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個基點上，邏輯經驗主義者宣稱要在科學語言的邏輯統一的前提下，對科學理論進行經驗主義的理性重建，從而在漫長的傳統經驗主義的“統治”下掀起一場“哲學革命”。

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批判理性主義盡管反對傳統的經驗主義，要對哲學史上的理性主義進行批判，但它同樣延續了“語言學轉向”之後，邏輯經驗主義對傳統哲學問題的處理方式。批判理性主義者同樣訴諸經驗的支持，隻不過采用證偽方法，即用可證偽性來定義意義標準、科學和非科學的劃界標準。一個陳述如果它是可證偽的，就是有意義的、科學的；反之，如果是不可證偽的，就是非科學的，形而上學的。更為重要的是，在他們看來，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科學理性在邏輯上的真正解釋而不是接近客觀實在的真理，嚴格地堅持科學方法的邏輯性，就是堅持科學的理性原則，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比科學方法更理性了”。所以，邏輯就是真理，就是理性的原則，從而導致了徹底的“邏輯實在論”。[5]事實上，這與邏輯經驗主義具有類似的看法，從本質上講，批判理性主義仍然是這種理性主義的延續。

2.引入了新的語言分析，特別是語義分析的方法，開拓了哲學研究的新手段。由於“語言學轉向”所產生的強烈效應，新的語言分析，特別是語義分析的方法，“已作為一種橫斷的研究方法，像血管和神經一樣滲透於幾乎所有的理論的構造、闡釋和說明之中”[6]，它作為一種內在的語言哲學的研究方法，具有統一整個科學知識和哲學理性的功能，使得本體論與認識論、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直觀經驗與模型重建、指稱概念與實在意義，在語義分析的過程中內在地聯成一體，形成了把握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新視角。這一點在與實在論的結合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講，除了許多複雜的條件之外，科學實在論得以複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一大批科學實在論者在理論的構造、闡釋、評價和選擇中，自覺地借鑒、移植、汲取和引入了語義分析的方法，從而強化了科學實在論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合理性與可接受性，由此自然而又必然地推動了科學實在論的進步。

3.消解了傳統的對應論的本質論、符合論的真理論以及反映論的認識論。傳統的認識思維受追求真理性的客觀知識的影響，把主觀與客觀對立起來，把主觀等同於虛構，把客觀等同於真理，等同於自在之物意義上的客觀的本來麵貌。這樣，就要求思想、命題或理論應與其所闡述的對象具有相同的結構，或者說在構成要素上要與對象的要素具有嚴格的對應關係，也就是強調語言符號與外在對象具有嚴格的指稱關係。從本質上講，這種思想奠基於傳統哲學“心靈是自然之鏡”的隱喻，把心靈當作一麵可以精確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鏡子。[7]隨著語言哲學理論的深入發展，傳統的這一認識思維受到了猛烈批判。就其本身而言，它最大的缺陷在於忽視了認識主體在認識係統中的作用，因為在認識係統中，主體對客體的客觀認識是不可能脫離主觀而存在的。事物的存在既有整體性，又有多維性，既有現實性，也有曆史性與條件性。心靈對有關對象的知覺與反映，要受到主體的成見、欲望和過去的知識背景及價值觀的影響，它除了反映對象的有關特征之外，還要反映主體的有關心理特征。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語言哲學家否認人類使用的語言符號具有語義的單義性和指稱性，進而否認語言符號表征客觀真理的可能性，而強調語義的內在性、不確定性和多元性，從而從語言哲學的角度消除了存在於傳統哲學中的這一僵化的、機械的形而上學思維。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語言學轉向”的生成和發展並不是抽象的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不斷地深刻反思傳統認識論思維和迎接各種思潮衝擊的挑戰中展現出來的。尤其是隨著20世紀中葉“後現代主義”運動以分離、解構、消解和非中心化為特征的“後現代性”的滲入，語言哲學發生了朝向後現代性生長的趨向，並與科學哲學、科學實在論的後現代發展結合起來，整體地展示了哲學思維後現代演變的特征和走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