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講，“語言學轉向的最根本原因在於現代邏輯的產生”[2]。現代邏輯技術的出現，使得人類具有了一種在哲學研究中對語言進行分析進而解決傳統問題的科學的、係統的方法。現代邏輯技術，一方麵，它采用的是數學的方法，既不同於經驗的方法，也不同於哲學的思辨方法，這就為建立形式的語言，並且在形式語言的基礎上進行邏輯演算從而整體地、係統地處理哲學問題提供了可行的先在前提；另一方麵，它對與哲學關涉較深並且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和概念，如量詞、存在、必然、可能、真值以及個體、對象、關係等進行符號化、量化的處理，極大地推動了哲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並最終導致了語言學轉向。當然，語言學轉向作為一場革命性的運動，是由哲學思維的內在發展和時代的客觀要求所決定的，其動因主要有：

1.相對論及量子力學的出現，使科學理論越來越遠離經驗。實在不僅僅表現於直觀的物質客體，而是一方麵表現於抽象的形式化體係，另一方麵表現於遠離經驗的微觀世界中。這樣，麵對人們很難直接去把握和證實的肉眼所不可見的實體，傳統意義上的實驗和測量已遠不能適應新的物理學革命的要求。同時，科學的發展證明，科學理論所描述的獨立於我們思想或理論的信仰的實體是客觀地存在著的。科學理論構成了真正的關於存在的主張。這樣，科學理論的描述及其形式化體係成為人們評價的重要方麵。科學理論的語詞（即非觀測語詞）應作為特定假設的相關表達方式來考慮，它應當實在地被解釋或說明。因為，“本體論所描述的對象依賴於人們使用變元和量詞所意指的東西……因為在任一情況下，問題並不在於實在是什麽，而是人們所說或意指的實在是什麽。所有的這些都表明，實在依賴於語言”[3]。事實上，任何科學知識都是通過特定的科學語言係統獲得其自身存在的物質外殼，從而展現它描述、解釋和把握客觀世界規律性的本質。所以，科學語言的內在結構及其運動，從形式上製約著科學理論的進步和深化，構成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動力學因素。這樣，科學語言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因素被凸出地顯現出來。

2.哲學本質問題的爭論，歸根結底存在一個語言的表述和解釋問題。“語言學轉向”的革命意義並不在於徹底否定傳統，它與傳統哲學的根本區別並不在研究對象上，它同樣研究本體論和認識論，但是它改變了研究的策略，這就是把哲學不當作一種知識的體係，而是一種活動的體係，是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既然思想或信念其實就是語言，我們隻有通過語言的研究才能把握思想，沒有不通過語言表達而獨立存在的思想，那麽，對於傳統諸多糾纏不清的涉及實體或對象的地方，采用“語義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法，即把所討論對象的本體論地位懸置起來，而用統一的語言語詞進行表達和重新解釋並達成一致，從而避免無益的爭論，這無疑是一種有利的必要的策略。這也充分表明，傳統的抽象的形而上學哲學思維並不是錯的，也不是因為有新的衡量標準而失去意義，它隻是由於誤用語言或被語言誤導而沒有意義。運用現代邏輯技術，建立精致的形式語言，抽象的哲學思維與語言使用完全可以具有充分的一致性。

3.邏輯的自洽性與語言的規範性的一致性要求。傳統哲學的迷茫和無途、現代科學的發展和進步，從不同方麵極大地促進了哲學的變革並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一方麵，現代邏輯技術的普遍深入和發展，要求在所有知識領域進行符號化和量化的推廣和演繹，從而保證邏輯發展的普遍性、自洽性和一致性，這就提出了不具有曆史性質而具有邏輯性質的要求；另一方麵，哲學麵對自身所處的理論困惑，除了建立科學的、係統的形式化語言，用規範性的語言處理各種難題之外，別無他途。在這種內在要求和外在影響的推動下，轉向強調語言分析便成為自然而必然的選擇。

4.邏輯和語言與經驗的統一性問題，即科學理性與經驗的一致性問題，突出地呈現在人們麵前。伴隨著世紀之交的科學革命，特別是數學和物理學的革命，哲學世界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經驗認識論方法，在對科學理論的解釋方麵，遇到了不可解決的困難。對於科學理論來說，“最有意義的不是直接觀察到的東西的精確性質，而是對被觀察到的東西（即理論事實）給出解釋性的表述，因為正是這些理論事實的集合構成了科學知識的基礎”[4]。同時，理論事實不是孤立的，它們結合在一起並形成了對經驗進行完全數學化表述的規律“網絡”，假設係統必須受到作為整體的經驗的檢驗，無論是理論事實或與這些事實相關的聯係，都不能孤立於網絡的其他部分而獨立地被決定。事實上，世界不但不能在經驗之外存在，而且也不能在邏輯之外存在。超出於邏輯之外的也就是超出於世界之外，世界的界限也就是邏輯的界限。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在邏輯（語言）、理論、經驗之間保持一致的張力，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

5.社會語言學向邏輯語言學的發展，要求尋找它的應用層麵。對語言問題的關注是同20世紀以來數理邏輯和語言學的發展分不開的。邏輯和語言的結合不僅是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是自然語言的歧義性和模糊性在描述科學理論和進行科學解釋時，造成意義混亂必須尋求精確語言的內在要求。邏輯語言學的完善和成熟，要求外展它的方法、功能、作用，並試圖在所有領域構築科學的統一語言，這就促成了“現象主義的語言”向“可觀察的語言”的轉變，從而試圖以量詞來限定物質實體，通過理論術語向觀察術語的對應性還原，來解決哲學理論所麵臨的困境。

總之，20世紀哲學領域內所發生的“語言學轉向”，是從關注本體論的古希臘哲學轉向關注認識論的近代哲學之後的又一次根本性的變革。這場運動對於整個哲學思維尤其是科學哲學的意義是深遠的。它是人類理性不斷尋求認識的“阿基米德點”的又一次新探索，它在現代科學革命尤其是數理邏輯技術的影響下，把認識的基點定位於“邏輯—語言”的基礎上。它關注於“語詞—世界”之間的抽象關聯、“語詞—規則”之間的形式關聯、“語詞—現象”之間的經驗關聯以及“語詞—實體”之間的具體關聯，這就為哲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起點。由此，建立精確的形式語言成為人們共同的理想，語義分析方法成為最廣泛的方法論手段。更為重要的是，這場哲學革命不僅是單純認知方式的革命，而且是思維領域內的根本性的革命。在它的直接影響下，20世紀科學哲學成為哲學研究的主流，一個“分析哲學”的時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