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的運轉情況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以及國計民生都具有重要影響，政府推行的市場政策要有效、可行，需要在實踐中結合時代特點不斷調整、完善。丹麥“金三角”模式經過數百年的發展，逐漸成為體係完整、效果良好的市場模式，深刻影響了丹麥經濟社會各方麵。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和市場狀況的指標很多，本書選取就業率、幸福感、創新能力、就業質量、社會穩定等維度來考察靈活穩定模式對丹麥社會、經濟各方麵的積極影響。
一、失業率下降，就業率上升
就業率和失業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情況和勞動力市場運轉情況的重要宏觀指標，是政府調整或采取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同時這些舉措又影響就業率和失業率的波動。2008年的經濟危機使丹麥經濟受到一定衝擊，但靈活穩定的勞動力市場模式使它得以較快恢複。歐盟勞動力調查報告顯示，2012—2016年15～64歲勞動力群體的就業率持續提高，失業率穩步下降，經濟活動率穩中有升（見表12-1）。其中，2016年丹麥的就業率僅落後冰島（86.5%），瑞士（80.8%），瑞典（76.2%）和新西蘭（75.6%），排名第五，遠高於歐盟國家（28國）的平均就業率66.6%；2016年丹麥男性就業率為77.7%，在OECD國家排前十，女性就業率為72.0%，位居OECD國家第五，而OECD國家平均女性就業率為59.3%。
表12-1 近幾年丹麥勞動力市場指標變化（%）
續表
二、人均收入高，居民幸福感強
丹麥經濟高度發展，人均收入水平也很高。最近，丹麥的官方報告和雇主組織（如丹麥工業聯盟）均預測，丹麥GDP有望在9年之後恢複到經濟危機之前的水平。丹麥勞工委員會報告顯示，2015年丹麥人均年收入約為3.9萬美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6年《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數據（10月調整版）顯示，2016年丹麥人均GDP為53242.91美元，緊隨美國之後，位列全球第九位。
有研究發現，收入水平與幸福感存在相關性，卻不是因果關係，高的人均GDP隻能反映國家和民眾的物質水平高，卻不能說明國民的幸福感水平。20世紀70年代不丹國王提出了關注國民幸福的執政理念，受到認可，引起廣泛關注。近年來多個國際機構開展了國民幸福指數調查，丹麥多次名列榜首，被稱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7][8]
三、市場製度完善，創新能力強
創新能力被視為一個國家在全球激烈競爭中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的關鍵因素，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都非常重視創新能力建設。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丹麥的創新指數曆年均位居世界前列。賴德勝等[9]通過以OECD成員國為例分析指出，在創新能力方麵領先的國家，勞動力市場製度也相對比較完善，如挪威、瑞典、丹麥等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製度是研發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的保障。
四、權益有保障，就業質量高
就業質量從微觀、中觀、宏觀角度有不同含義，本報告關注丹麥勞動力市場整體狀況，因此采用其宏觀含義進行分析。宏觀方麵，就業質量最早來源於1995年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核心勞工標準，之後該組織在1999年提出了體麵勞動（decent work）的概念，其中，特別強調了權利保護、足夠的報酬和社會保障、三方對話等因素。[10]賴德勝[11]對國內外學者關於就業質量的衡量指標進行了總結，概括出如下幾個方麵：一是工作的穩定性，既包括在同一單位內部工作穩定，也包括連續工作的狀態；二是較高的工作待遇和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三是有學習培訓和發展的機會；四是工作和家庭間的平衡；五是暢通有效的意見表達渠道和健全的對話機製。從上述維度和衡量指標來看，丹麥都屬於就業質量非常高的國家。如前所述，丹麥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體現就是工作轉換的低成本、便捷性和快速性，因此國民的工作狀態比較穩定；高度發展的經濟水平和慷慨的社會福利體係，保障了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收入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尤其保障了弱勢群體的利益；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為勞動者提供了終身學習、不斷提升技能的機會，體現了丹麥高質量的就業；丹麥無論從價值認知還是社會製度保障，都強調和重視家庭生活，而每周平均不到四十小時的工作時間，也保證了丹麥人有更多時間可以陪伴家人，發展自身的興趣愛好；經過數百年發展完善的集體協商製度確保了勞動力市場各方的順暢溝通、有效對話，因而勞動關係和諧。以上充分說明了丹麥就業質量非常高。
五、收入差距小，社會穩定
古人雲“不患寡而患不均”，收入差距過大容易帶來社會不穩定，尤其是在高收入水平上，收入差距更容易被拉大。而丹麥通過複雜而全麵的稅收製度既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又平衡了國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時通過完善的福利政策又將稅收返還給公眾，這種收入“轉移”舉措使得丹麥人口收入分布呈現“紡錘形”結構，即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比例小，穩定的中等階層占社會多數，貧富差距大大縮小，基尼係數為0.254，收入平等度方麵在OECD國家中排名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