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活穩定市場模式給丹麥帶來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果，但隨著全球化競爭的加劇，該模式也麵臨諸多挑戰，比如，因為稅收或勞動力成本過高，影響外資進入或者造成企業總部外遷；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壓力增大。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運轉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當前我國正處在追求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正在尋求具有中國特色的靈活與穩定間新的平衡點，丹麥“金三角”模式的成功無疑給我國勞動力市場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一、探索適合我國當前勞動力市場特點的靈活與穩定的平衡點

據前麵分析，丹麥勞動力市場模式的成功是因為，經過長時間的探索改革逐步尋找到了適合本國經濟、文化和曆史等各方麵發展階段的靈活與穩定的平衡點，該平衡點要隨著社會發展階段、文化背景、政治體製等因素的不同不斷變動，才能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作用。我國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經濟發展階段都表現出自己的特點。當前，勞動力市場分割情況明顯，以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為代表的主要勞動力市場穩定有餘靈活性不足，而以私營企業和農民工為代表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卻靈活性強而保障不到位，需要針對不同的市場特點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和法規保障，對於勞動力市場要靈活還是要穩定，不能一概而論。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給傳統勞動力市場結構帶來巨大衝擊，原有就業崗位被替代，一些行業消退，新的行業和崗位出現，加上人們就業觀念的轉變，對工作穩定和靈活性的要求也有所變化，這些都影響勞動力市場在靈活與穩定之間的傾斜。我們需要不斷探索，逐步找到適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穩定的平衡。

二、“底線保障”是構建完善社會保障體係的基本要求

丹麥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中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無論是對非勞動力群體（如老人和兒童等），還是對勞動力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如殘障人士、就業能力低的人群等），政府和社會機構均為其提供了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多種資助渠道。當前，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信息技術也為更多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0%，基本實現勞動人口充分就業。但由於在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麵保障不均衡或製度不完善，“因病致窮”“天價學區房”等情況時有出現，人們的生活壓力依然非常大。建立以弱勢群體保障為基本要求的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對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人們生活美好意義重大。

同時，針對我國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的目標，可以通過完善社會福利體係提高社會保護，為貧困人口提供生活保障，同時采用技能培訓、資金投入、就業機會提供等多管齊下的市場製度保障，進行精準扶貧，讓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積極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從而實現自助脫貧，提高勞動參與率。

三、終身學習政策是快速變化時代的不變選擇

當前信息科技日新月異，人工智能逐漸融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經濟發展動能發生轉變，勞動力市場結構有所調整，對勞動者素質、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鼓勵和支持勞動者終身學習的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雖然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但占比會逐漸降低，在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技術高速發展下，最終將退出曆史舞台。

張車偉等[13]認為，創新經濟在帶來新的就業崗位的同時，也對就業產生了衝擊。隨著創新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這些過程改變了現有職業的技能要求，同時產生了新的職業和技能需求，並增加了再培訓和技能升級的必要性。

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釋放出的大量勞動力，要想再次就業，須提升素質，而這需要社會各方共同努力。政府應多開發提供各類免費就業技能培訓項目，打造麵向不同勞動力群體的多元培訓和教育渠道；企業不僅要做好新入職人員的培訓，也要支持老員工定期參加學習、培訓，以儲備人才；勞動者也要積極利用各種機會提升自我素質，滿足市場需求，為自己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四、搭建良好的溝通渠道有助於建立和諧的勞動關係

集體協商製度是丹麥靈活穩定市場模式順利運行的重要保障。今後我國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讓勞動力市場各方的需求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讓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勞動者能夠更多地參與市場對話，獲得更多的話語權，能更頻繁地參與市場製度建設保障自我權益。而這需要完善各級各類企業機構的工會組織，建立工會、企業協會和相關政府職能部門的有效溝通機製。政府要對勞動力市場和勞資關係進行宏觀管理，推動和諧勞資關係的建設，明確三種力量的作用邊界，通過促進市場發育、加強科學立法和推動第三方部門的發展，為構建和諧勞資關係和解決勞資衝突提供有效的機製。[14]

[1] Bredgaard，T.，F.Larsen，and P.K.Madsen，“The Flexible Danish Labour Market-A Review，”Aalborg CARMA Research Paper，2005.

[2] Jensen，C.S.，“The Flexibility of Flexicurity：The Danish Model Reconsidered，”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2001，32（4），pp.721-737.

[3] Madsen，P.K.，“Flexicur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abour Marke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Europe，”Tilburg Law Review，2007，14（1-2），pp.57-79.

[4] “Flexicurity 2nd Generation，”http：//www.da.dk/，2017-09-09.

[5]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Connecting People with Jobs，”http：//www.oecd.org/employment/activation.htm，2017-09-09.

[6] Bredgaard，T.，F.Larsen，and P.K.Madsen，“The Flexible Danish Labour Market—A Review，”Aalborg CARMA Research Paper，2005.

[7] “Top 15 Happ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17，”https：//www.jobmonkey.com/happiest-countries-world-2017/，2018-08-08.

[8] “World's 10 Happiest Countries in 2016，”http：//edition.cnn.com/2016/03/16/travel/worlds-happiest-countries-united-nations/，2018-08-08.

[9] 賴德勝、陳建偉：《勞動力市場製度與創新型國家——OECD國家的經驗與啟示》，載《社會科學輯刊》，2012（4）。

[10] 賴德勝、石丹淅：《我國就業質量狀況研究：基於問卷數據的分析》，載《中國經濟問題》，2013（5）。

[11] 賴德勝：《高質量就業的邏輯》，載《勞動經濟研究》，2017（6）。

[12] “9月妥協”：19世紀90年代，丹麥的勞資衝突非常激烈，工人通過罷工等形式形成專門的衝突策略要求改善工資和勞動環境，而雇主通過封鎖武器等方式進行壓製。1899年4月在日德蘭半島木工行業爆發的一次小衝突迅速蔓延至全國和更多行業，雇主在經過三個多月的抵製後，不得不同意談判。經過雇主組織和工會聯盟長期艱苦的談判，當年9月，雙方簽署了一份協議，被稱為《9月協定》，這是丹麥第一個協調勞資關係的基礎協議，後來隨著社會發展不斷完善，奠定了丹麥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框架。更多詳情可參考：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articles/industrial-relations/september-compromise-marks-100th-anniversary，2018-08-09。

[13] 張車偉、王博雅、高文書：《創新經濟對就業的衝擊與應對研究》，載《中國人口科學》，2017（5）。

[14] 何亦名、薑榮萍：《變革與轉型：廣東民營企業勞資關係調查》，載《中國人口科學》，2010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