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德爾班生活的時代，實證主義的精神深刻地影響著曆史學的研究方法。對於實證主義者來說，曆史的過程在性質上與自然的過程是一樣的，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同樣運用於曆史領域。根據實證主義的曆史研究方法，曆史學家的第一個任務是確證事實，第二個任務是發現規律。在這種意義上，曆史和自然一樣，也能成為一門科學。在新康德主義曆史哲學中，文德爾班第一個站出來反對這種曆史研究方法。他從維護曆史學的自主性出發，呼籲曆史學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曆史研究，不要受自然科學研究方式的限製和束縛。在文德爾班看來，隻有從本質上區分開曆史和自然科學，給自然科學和曆史分別劃定研究的對象和範圍以及研究方法，才能從根本上使曆史學擺脫自然科學的束縛，獲得其獨立性、自主性，這樣才能使曆史學具有科學的性質，曆史才能作為一門科學而存在。
文德爾班認為，自然科學和曆史學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科學：對於自然科學來說，考察自然規律下的共相，講的是永遠如此的東西，是規律科學；對於曆史學來說，考察曆史規定形態下的殊相，講的是一度如此的東西，是事件科學。因而，從根本上講，自然科學是製定法則的，曆史學則是描述特征的。文德爾班認為，這兩類科學沒有必要“燃起戰火，彼此爭奪著給予人類一般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決定性的影響”。[34]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爭論哪一類科學對於我們的認識的總目的更有價值，對於規律科學即自然科學來說，它提供我們實踐的價值，可以使我們預見未來，以便使我們有目的地幹預事物的進程。同樣，人類一切有目的的活動也依靠曆史認識的經驗。強調了曆史的重要性：“人是有曆史的動物。認得文化生活是一種世代相承越積越厚的曆史聯係：誰要是想參加到這個聯係中去通力協作，就必須對它的發展有所了解。隻要這個線索一斷，就必須——這是曆史本身業已證明的——努力設法把它重新接上。不管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外部構造中，還是在人類世界的內部結構中，隻要發生了某種帶根本性的事變，我們今天的文化就會煙消雲散——我們可以斷言，後代將會熱心地去發掘它的遺跡，正如我們發掘古代的遺跡一樣。就是由於這些道理，人類必須背起巨大的曆史書包，當這個書包在時間曆程中變得越來越重，令人感到背不動的時候，將來的人們不會沒有辦法慎重地在無傷宏旨的範圍內把它減輕的。”[35]
文德爾班指出，曆史學注重事物的個體性、一次性、特殊性，並不意味著減少了其作為一門科學的科學性。這也正是實證主義的曆史觀的荒謬之處，他們企圖在“曆史中建立一門自然科學”，為了努力追求概念和規律，就必須把個別的東西本身拋棄掉。文德爾班還指出，自然科學主要采取抽象的方法去研究對象，而曆史學則傾向於主要采取直觀的方法。對曆史學家來說，他的任務就是把過去的真相栩栩如生、一絲不苟地刻畫出來，使過去的人物完全保存著生動的個性。這正像藝術家對於自己想象中的東西所要完成的任務，因而曆史學與文藝是相近的。實際上，當文德爾班在某種程度上把曆史與藝術相等同，並把心靈“直觀”當作曆史思維的主要形式的時候，就已經排除了在曆史領域進行科學認識的可能性。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作為哲學史家的文德爾班力爭維護曆史學的獨立地位，力爭把曆史學從自然科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種主張本身沒有錯。與實證主義曆史哲學家相比，在區別自然科學研究領域和曆史研究領域方麵，文德爾班前進了一大步。因為，社會曆史領域與自然領域是判然有別的，自然科學與曆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他的錯誤在於把曆史科學定義為以直觀方法進行的描述特征的科學，從而把抽象方法排除在曆史學之外，也把規律性的認識排除在曆史領域之外。事實上，作為科學認識方法，直觀和抽象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抽象的方法，它是任何科學領域都不可或缺的思維方法之一。沒有抽象，我們的認識就隻會停留在事物的表麵，而發現不了事物的本質。像曆史規律這樣的認識，如果隻運用直觀方法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文德爾班想隻憑借直觀使曆史學成為一門科學，其目的顯然是無法達到的。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在他的《哲學概論》一書中，他把全部的題材分為兩部分：知識理論和價值理論，而曆史學則歸入第二部分。曆史學家對曆史事件的知識是由價值判斷組成的。柯林伍德對此的評論是：“因此，曆史學家的思想乃是倫理的思想，而曆史學則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但這卻是以說它不是一門科學，來回答曆史學如何可能成為一門科學的這個問題。”[36]這樣，曆史學就以被全盤驅逐出知識的領域而告終，這樣一門曆史學其科學性怎樣獲得就可想而知了。
也像文德爾班一樣，李凱爾特堅持認為自然科學和曆史學屬於不同的領域，應有不同的方法來研究，但他對文德爾班關於曆史學是以直觀方法進行的、描述形態的科學的說法並不滿意。他認為，“隻有在曆史學由以形成它的往往非直觀的概念的那種方式中，才能發現曆史學的科學性質。隻有從研究曆史學如何把直觀改造為概念這樣一種觀點出發，才能從邏輯上對曆史學有所理解”[37]。因此，他認為曆史學並不是力求塑造形象，構成曆史學的科學性質的那種東西並不包含在直觀材料本身中，而且與藝術無關。在現代曆史哲學中，曆史與藝術的關係也是哲學家探討的熱點之一。狄爾泰和克羅齊曾把曆史認識歸結為知覺，文德爾班則把曆史認識規定為描寫，從而不同程度地把曆史與藝術等同起來。李凱爾特在這一點上表現得異常堅決。他認為，曆史學無論如何是與藝術相對立的。這種對立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①藝術與曆史學所遵循的原則以及對直觀性的要求不同。藝術的原則是美學的，而曆史的原則是邏輯學的。在藝術中，直觀是本質的，而曆史學如果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拋棄直觀性，把直觀性轉變為概念。我們可以把美學的基本問題表述為關於普遍直觀的可能性問題，而曆史邏輯學的基本問題則是關於個別概念的可能性問題。②藝術與曆史學對個別性的要求不同。藝術作品不從個別性方麵去理解直觀，藝術借助於美學必須確認的手段，把直觀提升到普遍性的領域；個別性正是曆史學所追求的。③藝術與曆史學對真實性的要求不同。藝術作品的本質不在於它的相似程度或理論上的真實性，一部小說的審美價值並不在於它與曆史事實的一致性；真實性是曆史學所必須遵守的，曆史學家的敘述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是真實的。藝術是創造的，可以對現實進行改造；曆史是對現實的重現。由此可見，藝術的活動是與曆史學家的個別化方法直接對立的。“既然曆史學必須表現一次的、特殊的和個別的事物，那它如何能夠成為科學呢？”[38]“個別化的概念形成是可能的嗎？”[39]
“個別化的概念”這是不是一個用語的矛盾？因為我們擴大了“概念”這個詞的口頭習慣用法。李凱爾特認為：“隻要人們了解到概念化和普通化不可能完全一致，那就可以認為這種擴大是正當的。因此，應當找出概念——特殊和個別是它的內容——的指導原則。”[40]李凱爾特認為，對於曆史的文化科學來說，並不是所有個體事物都具有本質的意義。隻有那些具有文化意義的事件才是曆史科學研究的對象。區分開文化和自然並賦予事件以意義的標準是“價值”。作為李凱爾特曆史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價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正是借助於“價值”這個概念，李凱爾特賦予曆史以科學的性質。“價值”的重要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①價值是區分自然和文化的標準。價值是文化對象所固有的，因此我們把文化對象稱為財富，以便使文化對象作為富有價值的現實同那不具有任何現實性並且可以撇開現實性的價值本身區別開來，自然現象不能當成財富因其與價值沒有聯係。如果撇開文化現象所固有的價值，每個文化現象都可以被看作是與自然有聯係的，而且甚至必然被看作是自然。李凱爾特認為，自然與文化的這種區別可以作為專門科學分類的基礎，並以此來反對通過自然和精神的對立所做的科學分類。他提醒人們應當在概念上明確區分“精神”存在，即心理上的評價活動同價值及其有效性區別開來。“‘在精神價值’中重要的並不是精神，而是價值。因此，不要再用心理來劃分文化和自然。”[41]②價值是區分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的標準。③價值是曆史學家選擇曆史事實的唯一標準，“隻有借助於價值的觀點，才能從文化事件和自然的研究方法方麵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區分開。隻是借助於這種觀點，而不是借助於一種特殊的現實，個別的‘文化概念’——我們現在也許可以這麽說——的內容才變得易於理解，而這種內容是與普遍的自然概念的內容不相同的。因此，為了使這種區別的特性更加清楚地顯現出來，我們必須明確地把曆史的、個別化的方法標誌為與價值聯係的方法，反之，自然科學是一種對規律的或普遍概念的聯係進行的研究，它不研究文化價值，也不研究它的對象和文化價值的關係”[42]。總之，隻有通過文化所固有的價值以及通過與價值的聯係，可敘述的、曆史的個別性概念才得以形成，曆史學的科學性才得以確立。
那麽，李凱爾特通過“價值”概念果真確立了曆史的科學性質嗎？柯林伍德對此的評價是，李凱爾特的價值理論看起來似乎是對實證主義的一次反擊，“曆史學則被看作不僅是知識的一種可能的和合法的形式，而且還是現存的或可能存在的唯一的真正知識。但這種revanche[報複]不僅沒有能對自然科學做到公正，它也誤解了曆史。李凱爾特……把曆史看作是個體事實的堆集，它們被假設為與自然事實之不同僅僅在於它們是價值的載體。但曆史的本質並不在於它是由個體事實所組成的，不管這些事實可能是多有價值，而是在於從一個事實導致另一個事實的那種過程或發展”[43]。
在前麵幾個問題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對“價值”這一範疇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理解和批判。作為曆史科學性質的基礎和前提的概念，“價值”概念本身應當是一個經得起推敲的、科學的概念。但是，李凱爾特的“價值”不能提供這種可能性，這個“價值”“決不是現實，既不是物理的現實，也不是心理的現實”，它是個“應為的東西”，因而是一個超驗的、反科學的概念。這樣一個概念賦予曆史的能是科學的性質嗎？
卡西爾一方麵強調曆史學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麵對曆史學的科學性問題持騎牆態度。他說：“沒有曆史學，我們就會在這個（人類文明——引者注）有機體的進展中失去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藝術和曆史學是我們探索人類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沒有這兩個知識來源的話，我們對於人會知道些什麽呢？”[44]
在卡西爾看來，曆史研究方法上的二元性並不會損害曆史學家的工作，也不會破壞曆史思想的統一性，物理的方法、解讀符號的方法、直觀的方法，這些方法在邏輯上無所謂一種優於另一種，也無所謂“科學”與否。他說：“如果我們采納康德的定義，認為就‘科學’這個詞的本來意義而言，它隻適用於其確定性是無可置疑的那一部分知識，那麽十分清楚，我們不可能有一門關於曆史的科學。”並引用布克哈特的一個悖論來說明問題：“曆史學是一切科學中最不科學的學問。”[45]
這種觀點顯然不正確，曆史學作為一門人類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的學問，不可能是純粹的幻想，它有一個怎樣實現其科學性的問題。回避這一問題本身就是一種不科學的態度。我們認為，那些正確運用曆史學研究方法揭示了曆史發展的動力、方向及規律的曆史學是科學的；反之，任何一種片麵運用曆史學研究方法、歪曲社會曆史發展動力及規律的曆史學，或者把曆史規律性或曆史動力問題排除在曆史學研究之外的曆史學都是不科學的。
[1]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38.
[2]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8.
[3] Rex Martin，Historical Explanation：Re-enactment and Practical Inference（Co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21.
[4]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8頁。
[5]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8頁。
[6]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9頁。
[7]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1頁。
[8]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1頁。
[9]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7頁。
[10]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7頁。
[11]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
[12]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8頁。
[13]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
[14]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頁。
[15]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5頁。
[16]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6頁。
[17]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9頁。
[18]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9頁。
[19]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頁。
[20]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98頁。
[21]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01頁。
[22] 《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582頁。
[23]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上卷，第28頁。
[24] 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上卷，第29頁。
[25]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6頁。
[26]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5頁。
[27]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6頁。
[28]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3頁。
[29] 參見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6頁。
[30] 韓震：《西方曆史哲學導論》，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1頁。
[31]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頁。
[32]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頁。
[33]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中譯本序，第9頁。
[34]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3頁。
[35] 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洪謙：《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4頁。
[36]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2頁。
[37]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9頁。
[38]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0頁。
[39]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白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4頁。
[40]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笫71頁。
[41]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6頁。
[42] 李凱爾特：《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77頁。
[43] 柯林伍德：《曆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43～244頁。
[44]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頁。
[45] 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