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察人類社會時，哲學與曆史學所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徑庭的：一個要研究普遍規律，一個隻關心個別事實。哲學往往把情境細節、個性和特殊性擱置起來，忘記了人們特定的時空聯係，把紛紜複雜和變化多端的人類曆史硬塞進預先製定的圖式之中。根據曆史學的觀點，一切事物都要根據時間、地點、背景和環境的相對關係來進行敘述、判斷和評價。曆史學對特殊性和個性的關注，往往鼓勵了片麵化的觀點，並因對時空情境的注意而打開了相對主義的大門。因此，巴勒克拉夫指出：“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曆史學的單一性，崇尚‘為研究過去’而研究過去，割斷了曆史學與生活的聯係，否認從過去的經驗中進行概括的可能性並且強調事件的獨特性，不僅割斷了曆史學與科學的聯係，也割斷了曆史學與哲學的聯係。”以致他引用別人的話說，“我們越是探求特殊性當中有無窮無盡的意義，特殊性當中的一切就越是顯得毫無意義”[18]。
可是，經過一個世紀的互動、論爭和磨礪，至少一部分哲學和一部分曆史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性質都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方麵，曆史主義方法在哲學之中的傳播，動搖了形而上學的僵硬外殼，使那些往往作繭自縛的哲學家意識到真理的生成性和流動性。學術界對哲學家的要求似乎大大降低了，哲學家不再是永恒正義和普遍真理的守衛者，反而成為命題和話語的分析者，成為曆史主義和情境主義的奴隸，甚或像尼采所預言的那樣成為個人桀驁不馴的欲望、偏見和意誌的化身。尼采早就說過，哲學是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的“專製的欲望本身”，是“最具精神的權力意誌”。[19]由於我們無法獲得超驗的真理，所以“與其談論哲學理論的真實性”，不如“考慮這些理論的繁殖力、解釋能力和開放程度”，[20]另一方麵，人們“對曆史學家要求得更高了，要求他們不僅僅是記敘曆史，而且要善於上升到理論”[21]。年鑒學派的興起，就是曆史學對這種要求的反應。
然而，從敘述史向更具理論解釋力量的科學曆史學的發展，動搖了原本講故事的曆史的許多前提和假設，使其失去了原本的自信。當曆史學把牢靠的元敘事變成了理論的假設時，它本身似乎比講故事的曆史還更加接近於話語的文學形式。可見，後現代主義哲學的挑戰並不是毫無意義，既然曆史學與語言有不解之緣，那麽忽視語言在曆史之中的作用，就不是接近了客觀真理，而是增加了它的主觀性，即因忽視了已經存在的主觀性而造成雙重的主觀性。我們研究了曆史的話語和文本，似乎增加了主觀的環節，但是我們實際上比原來更接近客觀真相。伊格爾斯甚至得出謹慎樂觀的結論：“在嚐試用新方法研究人類曆史廣泛的多元性時，當代曆史學術已向更接近啟蒙時代的思想邁出了一步，這一思想就是：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都值得曆史的理性研究。”[22]可以說，懷疑是認識進步的結果，知識的進步也以懷疑為前提。要想得到火，必須忍受煙。
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哲學和曆史學的差別並不妨礙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實際上，曆史學與哲學的相互作用從來沒有中斷過。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是哲學的曆史學化和曆史學的哲學化的雙向對流過程。盡管這種互動有時也許會導致某些消極後果，但雙方從互相影響之中獲得的好處要遠遠大於不利的因素。
對哲學來說，曆史學的成果能夠產生以下積極影響：①曆史學對事物在時間中變化的關注，給哲學理性注入了曆史主義的視野和方法，使其不再作繭自縛，不再過分留戀各種所謂永恒不變的形而上學性質；②曆史學對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研究，不斷擴大著哲學家們的視野，或按康德的話說，曆史學的綜合判斷不斷豐富著哲學的分析判斷，使思想家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③曆史學對特殊現象和個別性的探索，可以當作唯我獨尊的哲學觀念的解毒劑，使哲學家變得謙遜和寬容。
換一種角度看，哲學研究的深入，也能夠對曆史學產生積極的效應：①哲學對事物的普遍性的研究，不僅能夠幫助曆史學家拓寬思路，而且有助於他們更深刻地認識特殊現象，如著名曆史學家赫伊津加（Johan Huizinga）就認為，“隻有依靠抽象才能區別具體，特殊隻存在於‘一般’的框架中”[23]；②哲學所特有的批判意識和懷疑精神，可以推動史學家嚴格審視自己的假設性前提（元敘述話語），不斷超越自己研究範圍所帶來的局限性；③哲學的反思方法，有助於史學家思考多種現象的本質內容，通過考察各民族的特殊性，發現人類生活共性的或規律性的東西。
曆史學和哲學的互動和交流，在“曆史哲學”中得到集中體現。曆史哲學是在曆史學與哲學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交叉學科，因此曆史哲學本身有一個學科認同問題。一方麵，曆史哲學從一開始就力圖實現這樣的目標：深化曆史認識，使其達到哲學的理性層次；為哲學找到曆史根基，使其具有變化生成的形態。當曆史學趨向普遍性時，它事實上就成了元史學，從而變成了某種哲學。當意識到事實“不支持任何一個已經預想好的‘理論性’框架”[24]時，哲學的普遍性隻能是曆史性的生成，這樣，哲學也屬於曆史的範疇。由此，我們認為，曆史哲學的學科不僅是能夠成立的，而且還能夠為曆史學與哲學的發展帶來新的動力。
另一方麵，曆史哲學也因自身的構成而保持著無法消除的內在張力。就如勞倫斯·斯通所說的，“曆史哲學受到雙重要求的製約：在曆史方麵，不能無視曆史特殊的特征（或者這些特征是什麽的問題）；在哲學方麵，可以認為曆史學科是能夠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認識相比較的”[25]。在受雙重製約的同時，曆史哲學也遭受來自方向相反的批評和嘲弄。如果它為了減輕來自一方的壓力，那麽必然引來另一方更嚴厲的攻擊，甚至是唾棄。曆史學和哲學畢竟有不同的興趣和方法：一方麵，曆史學家即使通過思想反思事件時，往往也隻是對曆史解釋的分析感興趣，因為這種分析有助於辨別曆史解釋是否合理，是否充分，他們對一般理論和規律則持敬而遠之的態度；另一方麵，哲學家往往隻關心曆史解釋中所表現的普遍理論或一般性問題，或許隻把曆史解釋看作是一般解釋的實例，忘記了解釋和意義自身的生成性和曆史性。實際上，與一切概念一樣，“曆史”和“哲學”也必須服從生成的變化。然而，內在的張力和矛盾，與其說是個破壞性的因素，不如說是個激發思考的源泉。在曆史哲學的矛盾發展中，曆史學和哲學都可以從中找到對自己有益的啟示。
總而言之，無論人們是否願意，在西方學術界，曆史學和哲學的互動還要繼續下去。過去，雙方在互動過程中都得到發展，從而形成實際上的互惠關係；現在，雙方的互動對任何一方來說，仍然是極為有利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未來，為了各自的發展，雙方應當繼續保持對話。因為，對雙方的發展來說，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各自學科的特性，而是雙方的對話和相互影響。對話，既是哲學話語的傳統存在形式，也是曆史性的生成方式。
[1]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372.
[2] 傑弗裏·巴拉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頁。
[3]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London/New York，1987），p.5.
[4] 德裏達：《聲音與現象》，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31頁。
[5] 高概：《話語符號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6] 保羅·利科：《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頁。
[7] 田汝康，金重遠：《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頁。
[8]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London/New York，1987），p.74.
[9] 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301頁。
[10] Haskell Fain，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Princeton，1970），p.209.
[11] 張京媛：《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3頁。
[12] 田汝康，金重遠：《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頁。
[13] 波林·羅斯諾：《後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
[14]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The Free Press，1992），p.51.
[15] 德裏達：《結構，符號，與人文科學話語中的嬉戲》，王逢振，等：《最新西方文論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頁。
[16] 伊格爾斯：《曆史研究國際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
[17] 帕爾默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墮落成話語”是其一部著作的書名。見Descent into Discourse：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Philadelphia，1990）.
[18] 傑弗裏·巴拉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頁。
[19] 尼采：《善惡之彼岸——未來的一個哲學序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頁。
[20] 雅克·施蘭格：《哲學家和他的假麵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頁。
[21] 伊格爾斯：《曆史研究國際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頁。
[22] 伊格爾斯：《曆史研究國際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頁。
[23] F.R.Stern 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1956），pp.298-299.
[24] 羅傑·佩恩：《新經濟社會學中的曆史學與社會學——一篇尋找研究方法的論述》，肯德裏克，等：《解釋過去，了解現在——曆史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
[25] 伊格爾斯：《曆史研究國際手冊》，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