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第二模式的顯著特征——即承認倫理學術語中除情感意義
外還有豐富多樣的描述意義 除了一些可以留待以後解決的細節問題之外，關於分析的第一模式我們已經討論過了。現在轉而討論第二模式。
在第四章第二節的開頭部分，我們已經解釋了兩種模式之間的差別，因此，這裏隻需對此做一個簡短的重述。因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倫理術語是模糊的，所以必須用兩種分析模式來解釋。當一個術語含義模糊的時候，在它嚴格的描述意義和它所暗示的東西之間就不可能有明顯的區別。如果一個分析者為了使日常的討論清晰明白而進行這樣的區分，他最好不要堅持認為進行這種區分的方式隻有一種，從而將所有的其他方式排除在外。重要的是理解日常生活用語的靈活性，可以“自然”地指出它們的意義種類，而不能堅持說某種意義應該為它們所具有。第一模式僅僅論述了許多可能的分析中的幾種分析，在這些分析中，描述的對象被限定於說話者的態度，至於其他內容，都隻是“使人聯想到的而不是句子本身所意味的”。但由於人們很容易給倫理術語指定更複雜的意義——他們常常堅持認為存在著這些意義，從而引起需要加以著重闡明的問題——所以必須設計出第二模式來研究這些意義。兩種模式都認為倫理學術語在情感上是能動的，因為在其他情況下［13］，不存在特殊的語言學或方法論問題。同時兩種模式都強調態度上的分歧。因此，第二模式的顯著特征僅僅在於它提供了一種附加的描述意義，結果使得方法論更為複雜。
下麵的話代表了一種一般的形式，而對道德判斷的任何第二模式分析都是這種形式的具體例證。
“這是善的”這個判斷，除了“善”這個術語有一種讚揚的情感意義，使之可以表達說話者的讚成並傾向於引起聽眾的讚成外，它就隻還有這樣的意義，即指出“這具有X、Y、Z……性質或關係。”
下麵幾點應該加以注意：（1）像通常一樣［14］，對情感意義必須給以分別研究以確定其典型特征，而不是用定義術語來加以保存。（2）在第一模式中非常重要的對說話者的指稱，現在沒有給予任何明顯的注意而被置於一邊了，盡管由於情感意義的出現還可以使人聯想到它。人們當然可以用適當的內容來代替一個變項（如“X”），從而使其得到保留，但由於這會引入某個指稱術語（如“我讚成”中的“我”）的複雜問題——其性質在第七章中已經給予了充分的注意——所以，我們不搞這種代替，這樣問題反而會簡單些。（3）上麵的說明與其說是“善”的定義，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完整的定義組的形式圖式，因為除非變項被普通詞匯所取代，否則就不存在定義［15］。既然第二模式要解釋很多定義，在這些彼此不同的定義中變項被不同的常項組所取代，因此，我們所要求的東西也正是一個圖式。除“善”之外的其他術語圖式，可以用同樣的方式給出，不需要再做單獨論述。
哪一類定義可以作為第二模式的例子呢？也就是說，可以用什麽樣的常用術語來取代這個圖式中的變項呢？並不是任何代替都是可以允許的，否則，“善”就可能與語言中任何一個既有讚揚又有描述意義的術語成為同義語。雖然“善”的意義是模糊的，但還不至於模糊到這個地步。我們的語言習慣相當穩定，能夠將某些“不自然的”描述意義排除在句子之外，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因此，適用於第二模式的圖式是不完全的，還必須有一個限製性從句，確保用常項來代替“X”“Y”“Z”等是在一定界限範圍內進行。我們希望“善”的不同描述意義之間的界限是可以變動的，因此它們根本不可能超出這個界限。然而，對於目前的任務，我們隻要提到有這個界限就行了，並不想努力具體說明它們是什麽。隨著工作的進行，忽略它們的理由就會越來越清楚。同時可以看到，指定“善”（也同樣適用於任何模糊術語）的“自然”意義，它們之間的界限是相當朦朧不清和容易變化的，即使以一種粗略的方式也很難加以具體的說明。而且，即使這樣做了收獲也不會很大，因為混亂的產生並不是因為人們不注意這些界限，而是因為人們沒有注意到在界限之間還存在著許多可能的意思。
日常用法之間的不確定界限無疑是非常寬泛的，足以容納大量的第二模式定義。例如，假若一個人說：“我說一個大學校長‘善’的時候，意思是說他是一個勤奮的善於管理學校的人，他誠實而恰當地施展了自己的才能，並且所具的知識和遠見足以贏得廣泛的尊敬。”這樣就用“善”這個簡單的字眼說出了大量的內容。但是否能把這些話當成“善”的嚴格定義呢？對此我們無疑是遲疑不決的。雖然對於一個既定語境和既定的相互交談目標而言，我們可以很樂意地說它是一個定義。也就是說，我們既承認這個術語具有某種狹隘的、暫時的含義，又承認它對於其他目標來說需要具有完全不同的其他意思。模糊術語的一個主要功能，正是在必要時能夠適用於這個或那個不同的特殊目標。必須承認，“善”的某種特殊含義，它們一旦被從其他詞語中單獨挑選出來，一旦脫離了它們賴以存在的活生生的語境，就會顯得多少有些古怪；正像如果“中年男子”一詞被定義為“44歲到58歲之間的男子”時，我們會感到古怪一樣。模糊術語的定義，幾乎總是在努力使其意義暫時減少一些模糊性。隻要思想中沒有確定的意圖，那麽，模糊術語似乎就是變幻莫測的。但是對於必須在這裏進行研究的“標本式”定義來說，如果我們允許在分析中加上一些人為條件，在想象中再現詞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實際情境，那麽這種古怪性就會消失。
存在著很多可能的定義，它們比上述定義更為抽象。在這些定義中，有些指稱規範理論家常常加以推薦的廣泛目標。例如，如果我們記得情感意義的特征就可以定義說，“善”具有“有助於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意思。這個定義將使如下原則變成一個分析原則，即：“任何東西隻要能夠導致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善的。”如果它是產生某種對立意見的根源，那麽，這種對立意見絕不可能立足於純粹的語言學基礎之上。以同樣的方式，“善”可以用“綜合利益”“廣泛的愛”“生存”等術語來定義。容許“善”具有這麽多的含義，似乎是太輕率了，它事實上已經引起了許多爭執。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注意語言學的規則，想到語言具有極大的靈活性，那麽，上述定義顯然都可以被認可，並且至少對於複雜範圍的語言來說，上述的任何含義都沒有使該術語超出其模糊界限。當一個規範性原則變成一個大家所接受的學說時，“善”這個術語就可以由於習慣而最終暗示著它，而以明確地指稱這一原則來定義“善”，也絕不是不自然的。術語的模糊性總是使這種做法成為可能。誠然，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拒絕一個即使已經得到語言認可的定義，有時也是很有理由的。一個語言學承認的定義，對於某些目的卻是無效的。倫理學必須對這種目的給予仔細的研究。但隻要我們注意日常用法的指令，“善”的許多意思在有些情況下還是同樣可能的。
在下麵幾頁，必須始終強調這個一般的論點：第二模式承認存在著大量的各類意義，（其數量之大可與第一模式相媲美），它也提供了較多的內容。但這一切最終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規範倫理學的性質。第二模式既沒有使倫理學的內容更豐富，也沒有使之更貧乏，更沒有因此而增加或者減少其“客觀性”。第一模式所引起的全部思考，在這裏又重新出現了，而分析的任務僅僅在於透過新的語言外衣去辨別它們。也許這在開始時並不明顯，但隨著描述意義的不斷增加，對於道德判斷就可以更直接地使用經驗和邏輯方法，道德判斷也就似乎更加服從於關於證明和有效性的通常思考。然而，我們將看到，如果沒有對達到道德一致性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產生什麽影響，它就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
第二模式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揭示了倫理學的“新內容”，而在於它揭示了語言的複雜性。而它的主要意義，恐怕在於使人們注意到這樣一種定義，這種定義雖然為人們普遍運用，但卻很少為人們所研究。人們通常是把定義作為科學、邏輯學和數學的內容來加以研究的，並著重注意這些學科在怎樣闡明普遍概念或創造方便的公式。因而，人們可能會認為，定義對於倫理學也有相似的功能，從第二類型所承認的許多定義中選出一個確定的意思，純粹是出於描述上的考慮而這樣做的。實際上，這種情況非常少見。定義常常是第二位才考慮的問題。倫理學定義包含著相互結合著的描述意義和情感意義，因此，常常用來調整或者強化態度。選擇一個定義也就是要求一個原因，隻要被定義的詞具有強烈的情感色彩。對於第一模式來說，態度是由道德判斷來改變的；對於第二模式來說，態度不僅被判斷所改變，而且被定義所改變。因此，分歧的態度既可以由道德術語的矛盾斷言所表明，也可以由關於其意義的矛盾觀點來表明。態度分歧引起的爭論可以充滿整部辭典。正是第二模式定義的這種特性，使人們重新進行第一模式已經提出的全部思考。
分析的下一步工作，將從研究所謂“勸導性定義”開始，這種定義常常按習慣包含在第二模式之中。既然這種定義在道德上不是中性的，既然分析必須努力保持這種中性態度，因此現在的工作既不會為任何一個定義辯護，也不會排斥其他的定義。但以指出它們性質和功能的方式來研究它們的典型例子，這還是可能的。
注釋
［1］這裏使用的態度這個術語，與佩裏（R.B.Periy）所說的“興趣”具有同樣廣泛的含義，參見他的《價值通論》（朗曼·培林，1926），尤其是115頁。
［2］上麵所提出的全部例子中，除了具有態度上的分歧外，還潛存著信念上的分歧。任何不是人為勉強杜撰出來的例子，都難免如此。但是對於我們用這些例子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還是合適的。
［3］參見3頁（邊碼，下同）。
［4］參見21頁。
［5］《倫理學》（亨利·霍爾特，1911），100～102頁；《哲學研究》（哈考特·布雷斯，1922），333頁。在P.A.希爾普編輯的《G.E.摩爾的哲學》（埃溫斯頓和芝加哥，西北大學，1942）一書中，收集了本作者以《摩爾反對倫理自然主義的一些論據》為題目的文章，該文對上述論據和類似論據的東西作了詳細的評論。
［6］《修辭的哲學》，39頁。
［7］參見34、70頁及其後諸頁。
［8］參見69頁及其後諸頁。
［9］參見73頁。
［10］參見78頁其後諸頁。
［11］參見77頁及其後諸頁。
［12］參見第6章，特別是145頁及其後諸頁。
［13］例如83頁末尾的注釋。
［14］參見82頁末尾。
［15］我們規定，不管代替變項的句子是否出現在引號之中，都可以進行這種代替。
選自［美］C.L.斯蒂文森:《倫理學與語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姚新中、秦誌華等譯。
[1] 即一致。
[2] Working Models，在斯蒂文森的著作中，實際上就是一些定義。他之所以把這些定義稱為“工作模型”，是因為這些定義代表著他對一些道德概念的理解。按照這種理解去分析道德概念（術語）和命題的意義和功能，是其情感主義倫理學的基本內容。
[3] “good”，這個詞在下文中具有“善”“好”兩層含義，當用於道德情境時，把它譯為“善”，而用於一般價值情境時，譯為“好”，作為抽象概念時，一般視情況而定，也有譯為“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