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勵西方民主產生並確定其形式的多種影響中，很難確定哪一種影響最重要。在研究這一時期的學者看來，任何一項對這些影響的考察似乎都是不完整的。人們隻希望能命中最顯著的影響。

我們已經或多或少地改變了自己對希臘民主製的看法，而對希臘人爭取獨立的鬥爭所表示的同情充斥著我們浪漫的、理想化的曆史。我們現在比以前更加明白，要理解處在一連串僭主或強盜輪番掌權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的人對民主的感情有多麽困難。尤其是在雅典，婦女和奴隸的遭遇根本不予考慮。持有武器的男子才有投票權，這個範圍雖然已經是最大的了，但仍舊是有限的。一部分人是自由民，其他人是奴隸，而希臘人對這種不協調並不感到有什麽不妥。如果希臘人的哲學家的教導確實曾經喚醒過他們的特權階級意識，那麽在此之前還有很長一個時期。因為希臘獨立和自由的暴風驟雨般的實驗，城邦國家的統治，並沒有提供充分的凝聚力使之能在城邦之間的妒忌和鬥爭，以及城邦內部黨派之間的紛爭中生存下來。但不管怎麽說，它所表現的經驗、悲哀和劇變確實呈現出一種與東方專製主義對立的民主理想，一個令人無法完全遺忘的美夢。此外，這個美夢後來在柏拉圖的不朽之作《理想國》中得到表述，而它已成為此後2500年來一切烏托邦的標準和範型。

無論《理想國》有多少社會主義的性質，——柏拉圖是一名貴族，如果當時有貴族的話——其主導思想仍是每一個人對國家所具有的價值，以及把個人自由交付給共同利益。這在某種意義上達到了始於阿那克薩戈拉，繼而由普羅泰戈拉給予強調，而在蘇格拉底那裏獲得實踐基礎的那種個人主義的頂峰。柏拉圖非常厭惡當時的民主製，因為這種民主製隻是產生民眾暴亂和政治欺詐的肥沃土壤，蘇格拉底受審尤其證明了這一點。但這種厭惡感非常奇怪地推動著柏拉圖去構思一種理想的新的社會秩序。斯多葛學派追隨柏拉圖繼續堅持個人的主權和平等權利，斯多葛學派後來的信徒把保存著早期羅馬民眾主權的理想殘片收集起來，將它們寫入羅馬典章作為西方政府的法律基礎。他們的主導觀念就是人的精神尊嚴、人對其環境所具有的至上性，既適用於奴隸也適用於自由人。基督教來了，把關心弱小社會成員的學說納入了宗教。哥特人的入侵——威脅著要徹底摧毀已有的社會秩序——給個人權利和對自由的強烈熱愛增添了新的解釋。凡此種種都成了為實現民主製而進行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