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法典建立之後，使歐洲走向民主製的下一個偉大推動可能出於自由城市的成長，時約公元10世紀末。基督教當時已經呈現下降態勢，在它最有活力和動力的地方已經出現這樣一種信仰，千禧年標誌著基督時代的終結和世界末日的到來。這一信念引起大規模地釋放奴隸。因為這個世界就要終結，再擁有奴隸不會有什麽好處。也還因為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都教導說，奴隸與主人有一種宗教上的平等，在現世承認二者間的平等就能解除在來世獲得拯救會遇到的麻煩。這樣一來就使得歐洲社會最有能力的成員擺脫了他們的主人——熟練工人、商人、匠人。這些人聚集起來進行自保和貿易，行會製度在歐洲的技藝和管理中開始具有重要性。在行會中，每一加入該會的匠人都與行會保持一致，各種行會聯合起來組成政府。這樣一來，在民主方麵就產生了一種更加廣泛、更加成功的努力。大量的財富和力量湧入自由城市，使它很快就被其他力量當作獨立的國家來對待，並在歐洲人的心靈中點燃了民眾主權的理想，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法產生的作用。盡管由於有組織的政黨、幫派、僭主的出現，使這些城市政府遭到挫折，就像希臘的城邦國家一樣，但一種更加廣泛的自由理想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