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素質”是針對運動員的身體而言的，相應地，道德是針對人的頭腦而言的，這也許是解釋“道德”之意涵的最簡單直接的方式了。如果道德是一種素質，那麽善的道德就是內在於人的好的素質。具體解釋如下：善的道德是一種精神意向或指向，意味著你可以從機械中獲得極大的裨益，以最大的效果實施打擊，並以最少的壓力承受打擊，而且可以堅持最長的時間。正如隻要有哪怕是一瞬間的緩和就會對任何一種形式的和平生發出殷切的渴望一樣，也正如看似放大了人本身的缺陷——直到這種放大看上去比敵人的打擊更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的敏感性一樣，善的道德就是戰鬥力、忍耐力，以及用於抵禦諸如害怕、氣餒、疲頓和厭煩等紛至遝來的精神影響的力量。概言之，善的道德就是永久的回歸能力。
接下來的問題是，善的道德與良好的精神狀態或者熱誠並不相同，無論從何種情形來看，它都不可能是清晨心神愉悅的樂觀精神，也不可能是取得勝利後歡呼雀躍的激越心情。同時，它也與心理學家詳細研究的所謂“大眾”情感主義沒有任何共同點可言。在戰爭的早期階段，善的道德尚不易察覺，大多數對它的探究試驗都是基於這樣一個問題，即，對戰爭的厭倦情緒是怎樣侵蝕你的心靈的？
去年從美國到歐洲的人們都可能切身感受到，長期處於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的民族思想與剛剛踏上疾馳的戰車的民族思想迥然相異。在戰火連天的歐洲大地上，所謂“大眾心理學”在自相矛盾中走向自我毀滅的窮途末路，也沒有了高揚的旗幟，一般飲食場合所播放的音樂也並非都是雄赳赳的國歌（如果允許播放的話），不僅如此，即使一些巴黎電影院播放《馬賽曲》，也沒有什麽人站起來或跟著唱。更嚴重的是，人們由於在炮火的隆隆聲中待得太久而變得麻木不仁，報紙上所報道的暴行激不起人們絲毫的憤怒，甚或哪怕是幾句寥寥的評論——他們已經習以為常了。簡言之，連人的本性中最樸素的情感也耗盡了，更確切地說，他們已經將這種情感看作知識與行動之間截然清晰的聯係方式。由於這種對情感的機械式處理，人們發現，可以用一種不確定的方式控製人的精神或情緒變化的步伐。這正是戰爭的可悲之處，即使贏得了巨大的進步，士兵們也要極力避免自己陷入過度的喜悅之中；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瑪恩開始進駐的又一個勝利消息傳來時，我們才會看到這樣的命令：
巴黎，請克製狂喜。
在戰壕裏，也是同樣的情形，甚至更為嚴重。所有關於戰爭的冒險精神、憧憬幻想，還有緊張的情緒反應都消逝了，人們在所寄身的環境中，緊迫地控製著嚴格可靠的能源，並近乎機械地做著必要的事情。他們根本不會試圖想要冒險，苦難、拖延、單調和傷痛也已經不值得大驚小怪了，而是淪為沉悶的每天例行的工作。而恰恰是在此時，道德顯露出了另一個更加至關重要的維度。也就是說，在人與人之間，以及作戰雙方之間，開始顯露出實質性的差別，這些差別在訓練營裏是察覺不到的。
為行動所做的適時的準備，是道德中的積極因素，其關鍵不在於好與壞的分別，而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持久力、勇氣、精力和創造力，這些因素是可以從零開始變化，沒有極限地不斷攀升的。也許最重要的分水嶺——已經在各種千鈞一發的時刻彰顯出它的重要性——就在於到底是願意進攻還是願意防守，也在於進攻和防守的不同心態。這就是順從與進取之間的差別，也是願意居於同伴或領導者之下的忠誠與認定自己有能力勝任領導者的堅定信念之間的差別。
在任何一個大的組織裏，人們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係列的，在心理學上被稱為“入境”的狀態。說明如下：首先，對於人的思想來說，相較於對思想自身的篤信而言，它更傾向於根據衝動和暗示來進行思維活動。其次，對於軍隊中的每一個成員來說，他們通過一係列自身無法掌控的事件來確立其在隊伍中的地位，而且必須這樣做下去，因為他們無退路可循。舊政權的所有軍隊總是秉持這樣一條原則：“無論如何一定要將人放到環境中去，因為環境會使他們留下來而不潰散，而自我保護的天性會使他們持續戰鬥下去。”這條原則揭示出人性的張力：我們可以指望那些被無論什麽樣的環境卷入的士兵在死亡的邊緣奮力搏擊。但是，單憑這種精神去構築戰爭顯然是不充分的，領導人戰死，以及極端缺乏民主的紀律，這些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我們的國家或軍隊越少擁有這種精神越好。真正有價值的道德是能夠構築戰爭本身並擺脫一切羈絆的道德。
從另一個方麵來看，道德中的一個不太活躍的因素——嚴陣以待，與積極準備行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這一道德要素時常是一種更難以秉持的美德。尤其是在完全無法預測將要發生什麽樣的事情的時候，耐心對於那些躍躍欲試、心急火燎的人們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進一步來說，急躁冒進，擅自違命行事，在要求大規模撤退的時候抗令不從，諸如此類的表現甚至屬於道德的對立麵。這表明，對於這類人來說，除非用和緩的或阿諛奉承的言語來刺激他們接著前進，否則很難將他們穩住。這樣的思想狀態會使發號施令的軍官陷入一種嚴重的窘境，甚至作出根本不可能實現的進攻決策。［3］
道德的性質無法用心理學實驗的方法來加以檢驗。目前的一些暫時可行的心智測試手段，隻能用來判斷一個士兵到底有沒有當兵的前途，而無法檢驗那些最關鍵的道德要素。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最大的差異性就在於耐久力的不同，但是耐久力是無法在實驗室裏被檢測出來的，除非個別情形。一場戰役或運動的最終結果要看剩餘的一些人在背水一戰的情況下的表現，但是，這種被逼到絕路上的、臨危授命的“當下”情況不可能在實驗室裏被人為地製造出來，無論使用多麽嚴格的方法。另一個證明實驗室手段之局限性的例子是，在強硬果斷的領導人的影響力的感召下，士兵所迸發出來的威力是不可限量的——任何人的價值在偉大的領導力的魔法作用下會發生數十倍的增長。顯而易見，在實驗室的極度沉悶的環境下，我們無法檢測到單個人的爆發力到底有多麽強大。
然而人是可以立即感受到道德的性質是什麽樣的，並清楚地知道道德的表征及其大小：一個排對新增任務的應變能力，一個營在突圍時對未加解釋的拖延的接受程度，或者一個人對層出不窮的戰時命令的服從情況，等等。人的性格稟性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麵得以顯現：對命令自願接受的快慢；對越來越嚴酷的要求——或者隻是個動議的接受方式；購買債券和支付額外稅收；在小的享受方麵自願地克製的結果；克服內部分歧所作的部署；對戰爭工作道路上的障礙的態度；加在公司員工身上的壓力所產生的並不顯著的結果；對人的清醒而公正的判斷；在沒有什麽人的遠見能夠完全規避錯誤的情況下，允許準備工作出現稍許偏差。
還有一些細微的征兆向我們進一步展示道德的更多方麵，那就是人的情緒的征兆，還有在情感資源被踐踏的情況下所作出的反應。這正是駐紮在阿爾薩斯的德國政府官員所采用的聰明辦法。在戰爭開始後的頭幾個月裏，他們想要檢驗一下當地居民的忠誠程度。因此，他們到處走動，詢問居民們對“輝煌勝利”的看法。官員們所表達出來的熱忱的態度或者對熱忱的渴望，隻是為了掩飾謹慎的嘴巴絕口不提的秘密。誠然，對於領導者來說，情感流露的瞬間，最容易因泄露秘密而遭受攻擊。領導要麽聽取人民的意見，要麽疏遠他們。而當道德正處於低潮時，人們已經失去聽從命令的耐心，正如一個不受歡迎的演員，在表演感人的一段情節時被觀眾的噓聲轟下台是最危險的一樣。俄國人的情緒向我們明白無誤地表達著這樣的信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再也不會害怕建立自己的政府了！”在一些納粹德軍占領區，德國軍官強行要求男人向他們行禮——也要求婦女向他們行禮。［4］據說，他們還要求人們在行禮的時候必須要麵帶“順從和欣然”的表情，為什麽一定要帶著“順從和欣然”的表情呢？因為這是道德的象征。敬禮動作所傳達出來的精神要比實際情況多，德國軍官似乎認為，隻要他們成功地控製人們的禮節，就意味著成功地實現了用暴力手段壓製人們的精神的目的，道德在被強製服從的精神中得以體現，強烈的自由意誌將活潑與尊嚴的感覺加到對人的要求之上。
這樣，對於熱愛自由的人們來說，即使是最刻板的軍隊生活也會成為他們的一種可見的自由的模式。無論命令多麽神通廣大，在人的靈魂深處最終總有一種感覺並不是靠命令得到的，而隻能以給予的方式獲得。戰爭動員的有效與無效之間的所有差別就在於，政府或命令能否成功地將這種自由的貢獻加到人們規定的職責上。
不過，一種善的道德的最佳表現是，各個等級的軍官在說出真相時所體會到的自由的感覺，無論是針對將來工作的艱巨性，還是參與過程中的失敗。
當看到德軍的最高命令將朝向瑪恩的“撤退”說成是奪取“新的高地”時，我們可以解讀出這個標誌著其野心的苦心孤詣的用語背後隱藏的真正含義是，他們對自己民族道德的恐懼。大家知道，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家將自身的感受看作一劑苦口良藥；通常情況下，發生困惑的是政治家的道德，而非公眾的道德。在接近1918年3月21日的幾天裏，關於英軍五十師的災難性的噩耗頻頻傳來，因之，英格蘭和加拿大的招募新兵的規模陡然激增，由此可見，聲明和審查的工作必須謹慎小心。人類的頭腦對事物具有理解力並試圖預見未來，而在戰爭所帶來的巨大的偶然性麵前，它卻變得困惑了，主要是害怕離真理越來越遠。
原因是，事態發展的趨向所體現出來的第一個征候是，企圖從外部操控道德，那麽任何事情由於立即獲得了目的性而被承認，然而從事實的角度看，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任何一個宣稱要援助道德的機構，任何一種決意重新振興搖搖欲墜的或沉睡的道德的運動，都將部分地（我沒有說完全地）挫敗自己的意圖，因為上述針對道德的舉措實際上立即在它所故意指向的受益者旁邊建立了一種保衛和審查的機製。舉例來說，對於三個人的意誌狀態而言，道德的演變隻能依靠人自身，以及人對自己的數字的反應。而德國人認為，靈魂可以通過科學管理而加以控製，這樣的想法從根本上就錯了。
實際上，道德越是善的，從功利主義的價值角度來看，道德就越神秘莫測，難以捉摸。不可否認，在果敢的、毫不猶豫的宣言的影響力當中確實存在一些不可思議的東西，而這一宣言的提出是為了扭轉局麵以加強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其有能力作出犧牲或應對緊急事件。沒有人能觸及一個軍隊或國家的道德源泉的最深處，因為就連軍隊或國家自己也找不到一條公正合法的依據，以證明人們處理他們篤信的問題的可能性。曾經有一些時候，人們似乎特別嗜好承受痛苦，從他們自己的行為來看，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折磨人的命運莫過於有機會麵對死神，或者承受非人的壓力。這一思想狀態不是自發地存在的，而是道德的極致體現，隻有當機遇撥動了人的神經，從而激起超現世的人類意識和潛意識時，這一思想狀態才會出現。通常情況下，它隻出現在領袖所發布的命令中，因為領袖本人願意迎接他分配給後繼者們的任務所帶來的挑戰。這就是艾爾弗雷德將軍的神奇之處：他向上司主動請命與丹麥作戰，事實上，他沒有任何作戰的把握，有的隻是他頭腦中對前景的想象力——
看，天空正在布滿陰霾，
海水也在盈溢。
對所有具備更大意圖的戰爭來說，道德是一種信仰；道德的邏輯就是莊重而深邃的人類信念的邏輯。正是基於這個原因，道德——不同於動機的公正——是永無止境的，除非戰爭的目的被完整無缺地保存在毫不偽裝的人類的道德感中。這就是在事物更深的層麵上為更好的正義觀念的優勢積累所做的準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