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20）（節選）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1920）（節選）
一、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
在曆史上一直有四種主要的禁欲主義新教形式（就這裏所用的新教一詞的意義而言）：1.加爾文宗，指其在西歐、主要是17世紀的西歐有較大影響的區域所采取的那種形式；2.虔信派；3.循道派；4.從浸禮運動中分裂出來的一些宗派。這些宗教運動相互之間的界限並不十分清晰，甚至它們與那些宗教改革後的非禁欲主義的教會之間的區別也並非絕對鮮明。就循道派而言，此派18世紀中期從英國國教內部發展而來，其奠基人最初並無意創建一個新的教派，而隻是試圖在舊教會中喚醒禁欲主義精神。隻是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尤其是在其向北美大陸延伸的過程中，循道派才最終與英國國教分裂。
虔信派在英國，尤其在荷蘭，首先是從加爾文教運動中分裂出來的，初期它與正統尚存不甚緊密的聯係，而後經過不易察覺的蛻變，逐漸脫離了正統，直至17世紀末，在斯彭內爾[2]（Spener）的領導下，虔信派終於融入路德派。盡管教義方麵的調整不夠理想，虔信派畢竟始終是路德教會的一支。隻有由親岑道夫[3]（Zinzendorf）主持的宗教集團像循道派一樣，被迫組合成一個特殊的派係，這個集團處於摩拉維亞弟兄會中，曾不斷受到胡斯派[4]（Hussite）和加爾文宗的影響。加爾文宗與浸禮派在發展初期曾一度尖銳對立，但到17世紀後半期，兩派聯係甚為密切。甚至在17世紀初英國和荷蘭的獨立派各派係中，這個轉變也並不突兀，正如虔信派所示，向路德派的過渡也是一個逐漸的過程；加爾文宗與英國國教會[5]的關係同樣是如此，盡管無論從外部特征，還是就其最必然的擁護者的精神而言，英國國教與天主教的關係更為密切。不管是附和禁欲運動的大眾還是其最堅定的倡導者，都曾從根本上反對過英國國教的信仰基礎，這一運動被稱作清教[6]，即取這個詞十分模糊的最廣泛的外延；但即便這二者之間的差異也隻是在鬥爭的進程中逐步明朗化的。即使我們這裏對政府的組織等問題不感興趣，並基本不予考慮，事實並不因此而發生改變。教義方麵的不同，包括最重要的不同，如預定論和稱義論[7]上的不同，都是極複雜地交錯結合在一起的；在17世紀，這些差異，雖然不無例外，卻是經常地阻礙教會維持其內部統一的。首要的是，我們感興趣的各種道德行為在大相迥異的各派信徒中展現出相同的形式，這些派係或從上述四種源流中分支而來，或源於其中幾種的組合。我們將看到，大相徑庭的教義基礎也可以與相近的倫理準則相聯係；況且用以拯救靈魂的重要寫作手段，即主要是各派的詭辯概要法，隨著時間的推進也相互影響；因此這些派係雖然在實際行為上存在著巨大差異，我們仍然發現它們之間有著大量的相似之處。
我們似乎最好是完全不考慮教義基礎與倫理理論，而著重探討那些能夠確知的倫理行為，但這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禁欲道德的各種不同的教義基礎在激烈抗爭後消失了，然而與這些教義的原始聯係在後代非教條的倫理中遺留下重要的痕跡。況且，隻有基於對最初思想體係的了解，我們才能認識這種道德與來世觀念的聯係，而來世觀念曾絕對統治過那個時代最聖潔的人的靈魂。沒有這種籠罩一切的力量，那一時期也不可能有足以嚴重影響現實生活的道德覺醒。
自然，我們所關注的並不是當時理論或官方在倫理概要裏傳授的是什麽東西，無論這通過教會戒律、牧師職務和布道產生過多麽實際的重要作用。毋寧說我們隻對與此大不相同的另一些問題感興趣，即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所產生的心理約束力的影響，這些影響轉而指導日常行為並製約個人行動。而這些約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從它們背後的各種宗教思想的特點中衍生出來的。那時的人們熱中於抽象的教義，甚至這種熱忱本身也隻有當我們了解了這些教義與實際宗教利益的關聯時才能理解。因此，對教義做點考察是必不可少的，盡管這對於不搞神學的讀者來講似乎索然無味，而對於神學家來講，卻又過於草率而未免失於膚淺。當然，我們隻能以各種理想類型的人為的單純性樣式來著手呈現這些宗教觀念，這些理想類型是充分完善的，但又是在曆史中難得見到的。因為，正如人們不可能在曆史實在中截然劃分各種界線一樣，我們也隻能企望通過對其最首尾一貫的邏輯形式的研究，來理解這些觀念的獨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