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人和女人”這個基本問題上強詞奪理，否定這裏深不可測的對抗和永恒敵意的緊張狀態，也許在這裏夢想同等權利，同等教育，同等要求和責任：——這是頭腦簡單的典型標誌。就是一位在這危險地段表現平淡無奇的思想家——在本能上的平淡無奇！——，她也可被視為可疑，甚至可被視為背叛和泄露天機：因為，也許她對一切生命的、也就是未來生命的基本問題，都將是“吃虧的”，並且沒有能力達到深沉。男人卻相反，他擁有深沉，不論其精神，還是其欲望，都擁有親善的那種深沉。有能力嚴格和強硬，並且輕而易舉地與之混淆，總是能夠一味對女人作東方式的思維——他必須把女人視為占有物，視為可以金屋藏嬌的財產，視為以先天役使性為目的的某種東西。並且以她實現自我完善——他必須在這裏置身於亞洲式的龐雜的理性中，置身於亞洲式的本能優越性中，一如古希臘人做過的那樣，這些亞洲式的最佳的遺產和弟子，眾所周知，他們從荷馬時代直至培裏克勒斯[80]時代，以與日俱增的文化和力的廣泛性，也一步一步地、更為嚴厲地對待女人，簡言之，變成了更東方式的了。這是何等必然，何等合乎邏輯，又何等符合人的合意性：願人們好生思考一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