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和評價20世紀中國史學，目的是為了發展21世紀中國史學。研究的深入，評價的恰當，是發展21世紀中國史學的學術前提之一。古人雲：“彰往而察來。”把過去看清楚了，對未來的目標就更加明確，更加有信心。這裏，就有關研究和評價20世紀中國史學的問題，講幾點認識。
一、研究史學 反觀曆史
大家知道，曆史和史學是辯證的關係：首先，一定條件下的曆史運動，必然要影響到這個時期的史學，包括曆史思想、曆史編纂、史書內容及其與社會的關係。其次，這樣的史學因其與時代的密切關係，因而不能不為世人所關注，不能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現實中的人們的思想、情緒和行動的選擇。因此，我們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固然是要研究史學自身的發展道路及其得失，為當今和將來中國史學的發展提供各方麵的借鑒，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們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也可以通過史學的麵貌去反觀20世紀的中國曆史，進一步認識產生這樣的史學的曆史條件及諸多社會原因，這無疑會加深人們對20世紀中國曆史的認識。如果這種理念是有道理的話，那麽，研究曆史的人不能不關注關於史學的研究，而研究史學的人也不能不關注關於曆史的研究。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要對梁啟超發表的《新史學》及其所產生的長久影響進行研究，就不能就史學談史學，而必須考察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如民族危機、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帝國主義企圖瓜分中國的狂潮等。我們要考察鄒容、陳天華、章太炎的史學思想，同樣也要考察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以及當時的改革思潮與革命思潮。我們考察李大釗、郭沫若的史學，不能不考察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張。我們考察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史學，無疑要考察抗日戰爭——中國人民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考察20世紀後半期的中國史學，當然也要從史學的曲折發展中去揭示新中國的曆史道路，等等。總之，通過對史學的研究，可以幫助人們反觀曆史，以史學獨特的內容和形式，進一步加深人們對曆史的認識和理解。
二、著眼全局 突出重點
20世紀中國史學因曆史變動的劇烈而呈現出非常複雜的狀態，又有各種新思想的產生和各種新材料的發現，以及研究方法的進步和不斷麵向世界潮流的趨勢。百年之中，名家輩出，成果累累，若要全麵研究，宏纖並舉，恐一時難以做到。因此，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比較恰當的方法，是著眼全局，突出重點。
那麽，全局是什麽？重點是什麽呢？依我的淺見，它們是：
（一）趨勢和規律
趨勢是指事物發展的大勢和動向。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可以初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麵：走向近代和走向科學的趨勢日益明顯，社會化和大眾化的趨勢不斷擴大，麵向世界的趨勢更加強勁。
走向近代的趨勢：梁啟超、王國維等史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走向科學的趨勢：李大釗、郭沫若等史家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社會化和大眾化的趨勢：這表現在把史學納入學校教育；近代新聞和出版對曆史知識和曆史學科的傳播；曆史通俗讀物的廣泛流傳；唯物史觀的普及。
自覺麵向世界的趨勢：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至今三次**。當然，在這個趨勢中，有一個傾向是值得注意的，即重視向外國同行學習，輸入他們的著作，而較少考慮輸出我們的著作，以便讓外國同行更全麵、更準確地認識中國史學。
規律是事物之間內在的本質聯係並在一定的條件下經常起作用。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是否有如下幾個方麵的規律性現象？
第一，史學受到時代的影響，又強烈地反作用於時代。這是中國史學上的一條基本規律，而在20世紀史學中反映尤為突出。前麵講“研究史學，反觀曆史”，也就是這樣的含義。
第二，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曆史，對曆史學的民族特色發揮著巨大的促進作用。自古以來，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尤其是自秦漢以後，更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先秦史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都是寫出了多民族的中國史。從司馬遷《史記》開始，寫出比較全麵的多民族中國史的麵貌，這成為一個優良的史學傳統。這個傳統，在20世紀由於曆史的發展、時代的變化而大大發揚起來，推動了對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曆史的研究，使中國曆史的內容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
第三，20世紀中國曆史的巨大變動以及曆史進程節奏的加快，致使20世紀中國史學麵貌呈現出錯綜複雜的特點，並且在一定的時期造成史學發展的艱難。
（二）思潮與流派
思潮是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思想潮流，流派是具有突出思想特征的學術派別。
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史學界有不同的概括，就主要思潮來看，是否以這三種思潮為主：一是“新史學”思潮，以倡導進化論為宗旨，這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史學上影響極大的思潮，在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史學中占了重要地位，而有些代表性著作在今天仍有重要參考價值。二是新曆史考證學思潮，以文獻與考古資料相結合研究曆史為特征，在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具有傳世的價值。三是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20年代產生，三四十年代得到很大發展，以倡導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為其宗旨，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主要方向，並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居於中國史學的主流地位。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具有自身的優勢和活力，但其受到政治的影響和幹預很大，其發展道路異常坎坷，教訓也十分嚴重。
20世紀中國史學流派，主要出現在20年代至40年代。這些學派都以突出某一方麵的學術要求和學術旨趣而影響一時。新中國成立以後，學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勵，但師友間的共同旨趣、師徒相傳的學術傳統還是存在的。關於學派的研究，目前還沒有十分得力的著作問世。我個人以為，運用傳統的學案體來撰寫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史學學案”，應當是可行的。至於新中國成立以後，是否有流派的存在，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三）史家與成果
這方麵可供深入研究的問題非常多，甚至還有一些空白至今沒有被人們涉及。可以說，這是一個廣闊的領域。關於這方麵的研究，我以為有幾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
第一，研究史家與成果，要同一定的趨勢和規律結合起來，同一定的思潮和流派結合起來，這種研究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啟發意義。
第二，研究史家與成果，要同研究史學的學術史結合起來，即同研究史學發展結合起來，以避免就事論事，同時避免在曆史評價上的偏頗。
第三，研究史家與成果，要著重研究史家與成果在史學上的創新，並恰當地表述其史學地位。
應當看到，目前史學界在研究20世紀的史家與成果方麵已經做出了許多成績；同時也應當承認，在這方麵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其中，既有關於曆史背景的認識問題，也有關於學術史的認識問題，甚至還有研究者的愛好及由某種愛好而滋生出來的情緒化傾向等。這種情況是難以避免的，但這並不是合乎理性的。
三、評價的尺度和方法
研究20世紀中國史學，離不開評價問題。這裏首先碰到的是評價尺度的問題，其次也有評價方法的問題。
評價的尺度是否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個總的認識，即看其是否在認識曆史和認識史學方麵有所創新，是否在某些方麵突破了前人的成就；同時，看其是否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個尺度，可以認為是堅持了史學的發展觀點以及史學與社會的辯證統一的觀點。
評價的方法同評價的尺度有緊密的關聯，但仍可以做比較具體的把握：
第一，是要看本質，看主流。任何事物都有本質的方麵和非本質的方麵，有主流也有支流，這是事物的複雜性所決定的。研究者的任務是要把本質方麵和主流方麵揭示出來，予以適當評價，同時也顧及到非本質方麵和支流方麵，並做適當的說明。這就是所謂全麵的看問題的方法。
第二，堅持曆史主義的方法。所謂曆史主義方法，就是不脫離具體的曆史環境來看待事物、分析事物和評價事物。中國古代史家強調“知人論世”的史學批評原則，同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方法論是相通的，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前些年，在史學評價方麵，出現了一種不顧及曆史條件而評論史家和史學的現象，這種評論不僅得不到正確的結論，也不利於史學批評的發展。
第三，辯證的方法。用通俗的說法，這個方法就是對事物作一分為二的看待，不要說好就全部都好，說不好就一無是處。在以往的史學批評中，尤其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即把階級分析方法用於一切領域的那個年代，這種片麵性是非常普遍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這種片麵性雖沒有過去那麽嚴重、那麽普遍，但有時又以改變了的形式存在於當今的史學批評中。這種改變了形式的一種表現，就是過去說是好的，現在說不好；過去說不好的，現在就說好。這是用一種片麵性去代替另一種片麵性，於史學批評無補，也不利於史學的發展。因此，在史學評價中，運用辯證的方法，是一個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
第四，謹慎對待和分析史學與政治的關係。20世紀中國史學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由於曆史變動劇烈，史學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客觀形勢的影響，尤其是受到政治的影響，這是事實，毋庸諱言。但是，綜觀20世紀百年史學，這種關係非常複雜，必須分別看待。這至少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史學家和他的曆史著作，因考慮到某種政治理念與客觀形勢的要求，采取簡單比附的做法，以古論今，在某些事實評價或價值評價上有失偏頗，但從本質和主流來看，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曆史學的品格。第二種情況是，有人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或借史學做文章，或以史學為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為的是達到一種政治目的。這是把史學作為政治工具來看待的，嚴重損害了史學獨立的品格。第三種情況是，有人出於政治野心，利用史學的旗號和術語，憑借政治的權勢，蒙蔽和欺騙人們，篡改曆史，鼓噪天下，以售其奸，這是披著“史學”外衣的政治，真正的史學已被踐踏在地。對這幾種情況做不同的看待，進行不同的分析和評價，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評價的方法還有多種，我以為這幾種評價方法是不應缺少的。
以上所講的三個問題，是研究和評價20世紀中國史學時都會碰到的問題。這些年來，在研究中有一些粗淺的考慮，不一定都對，在這裏提出來向史學界同行們請教。
[1] 原載《鄭州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本文是應《鄭州大學學報》“20世紀中國史學：評價尺度與評價標準（筆談）”之約而撰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