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討論的內容，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也是近來史學界特別關注的一個題目。受專業和學識的局限，我對這個問題很難講出有分量的見解。但是我認為，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史學工作者來思考和研究這個問題，以增強我們的曆史感和時代使命感，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正確方向，進一步明確我們的研究任務，以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一、中國史學在世紀之交的雙重任務
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麵臨著雙重任務：總結和開拓。總結和開拓是分不開的，總結是為了進一步開拓，這才是積極的總結；開拓也隻有在認真總結的基礎上進行，才可能是紮實的和有成效的。總結和開拓，都是為了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和進步，使它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就是：
第一，要花大氣力研究和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曆史，尤其是要研究和總結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學術成果和治學經驗。如果從20世紀20年代算起的話，那麽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有70多年的曆史了。這是20世紀中國曆史學最大的變革和最大的成就。因此，科學地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曆程，不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發展中經曆的曲折，以致它所遇到的挑戰和考驗，對當前的和今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與開拓來說，都是寶貴的財富，都具有啟迪和鼓舞的作用。從史學工作的要求來看，這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的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20世紀的中國史學，湧現出一批史學大師。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也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顧頡剛、陳垣等，他們的治史經驗和學術成果，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寶貴遺產。盡管他們的曆史觀和方法論並不相同，甚至存在著根本的差別；他們的治學旨趣和研究領域亦各殊異，學術成果的表現形式也各具特色。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貴自得之學。他們對中國史學遺產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詣，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也十分了解當時外國史學發展的趨勢，但他們不泥古，也不盲從，而潛心於繼承和創新，各成一家。對於這些，我們是應當認真地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的，並以此作為進行新的開拓的借鑒。
第三，繼續加強研究和推進史學同社會的密切關係。豐富的中國史學表明，大凡經得起曆史檢驗因而具有長久生命力的史學名著，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時代的脈搏和社會的要求。在這方麵，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學風和成果，堪稱典範。20世紀，中國曆史經曆了偉大的革命性變革。他們的成果，既是曆史科學上的豐碑，也記錄了革命變革的呼喚。太史公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令人感奮的體現。中國史學的進一步開拓前進，就要研究這方麵的經驗，推進這方麵的工作。
二、關於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產的初步認識
對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產的研究和認識，是需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深入探討才能做到的。本文所提出的隻是一些初步認識。
（一）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趨勢
通觀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曆程，於錯綜紛繁之中，大致可以看出這樣的軌跡：
——“新史學”的提出及其影響。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梁啟超繼上年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之後，又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著名的長文《新史學》。前者著眼於撰寫“中國史”的構想，後者著力於從理論上批判“舊史”。作者自稱“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創立“新史學”。這兩篇文章，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家批判傳統史學，為“新史學”開辟道路的標誌。
梁啟超的“新史學”，討論了曆史撰述的性質和範圍、曆史哲學和史學的社會功能、史學與“他學”的關係、對“中國之舊史”的批判等史學上的重要問題。其理論價值在於：以近代學術觀念闡述了史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了中國史學近代化之理論上的模式；提出了有關的新概念、新範疇，如廣義之史、狹義之史、局部之史、全體之史、公理公例等；對傳統史學提出了批判性的總體認識。這些新的理論，在20世紀初至五四運動前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新史學”事實上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和發展。從1924年李守常（大釗）出版《史學要論》到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標誌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並在曆史觀和方法論上，把中國史學從近代化階段推向科學化道路，顯示出了在多種學派齊流並進中的主流作用。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有直接的關係，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等在這方麵都有傑出的貢獻。李大釗所著《史學要論》，是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寫成的史學理論著作，也是20世紀中國史學上中國學人撰述的最早的史學理論著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又是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進程有直接的關係的，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在這方麵都有傑出的貢獻。郭沫若所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用唯物史觀寫成的中國古史著作；其後，郭、範、呂、翦、侯等史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年代，在社會史、通史、思想史方麵，都有重要的著作問世，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一股強大的潮流。
——新曆史考據學派。在“新史學”興起的浪潮中，新曆史考據學派亦開始萌生。它的特點，不是以批判“中國之舊史”為目標，而是一則借用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一則繼承18世紀乾嘉時期考史學派的傳統，提出了許多闡釋中國曆史專題研究的新成果。早在1921年，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即付梓刊行，成為20世紀新曆史考據學派的先驅。王國維用“二重證據法”，以達到“古史新證”的目的。他對於考古學上的新發現表示出極大的重視，認為這是推動了新學問的出現。陳寅恪、陳垣是繼王國維之後的最有成就的兩位新曆史考據學派大師。前者以詩文與史事互證見長，後者以探求史源、區分類例為宗，在考據和撰述上都取得了豐富的、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在曆史考據方麵，由“疑古”走向“考信”的顧頡剛，在古史考辨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績，他主辦的《古史辨》，曾經產生很大的影響。陳寅恪、陳垣、顧頡剛，都是跨越20世紀前期和後期的史家，為新中國的史學工作做出了許多貢獻。
——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廣泛傳播和“影射史學”的泛濫。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大地上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新中國的指導思想，唯物史觀在中國各族人民中開始普及，這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條件。從1949年至1966年，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翦伯讚、侯外廬等都紛紛寫出了新的著作，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述中國曆史、中國思想史等方麵，做出了新的貢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廣泛傳播，還突出地表現在各級學校的曆史課程和各種曆史研究機構，都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馬克思主義史學廣泛傳播的重大成就，使越來越多的史學工作者自覺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作為研究曆史的指南；其中，一批又一批年輕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迅速成長起來，這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連續性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1966年至1976年，中國發生了“**”，國家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等都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四人幫”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使學術界成為這場“革命”的鋒芒所向，而史學界又首當其衝。繼之而起的是“儒法鬥爭史”的泛濫和“批儒評法”的橫行，曆史被歪曲和篡改，史學被“四人幫”糟蹋成為用來搞政治影射的工具，完全失去了它的崇高尊嚴和科學價值。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所遭受到的最大損失。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永遠記取。當然，即使在這樣的年代裏，一些真誠的史學工作者並未放棄自己的學術信仰，堅持為史學工作的複興而默默地耕耘。
總的來看，這是一個為史學發展積蓄了寶貴經驗和教訓的時期。
——新時期史學的繁榮和當前史學發展趨勢。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特別是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中國曆史進程的改變，中國史學逐步進入到一個新的繁榮時期。政治上的思想解放，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史學上一些“禁區”的被突破，極大地鼓舞了史學工作者的熱情，史學界所積蓄的“潛能”一下子被釋放出來，化作無數的鴻篇巨製。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又一個春天。
這個時期，曆史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增多了，曆史學的專門刊物增多了，史學工作者隊伍的人數增多了，這都是史學發展的標誌。從深層次來看，史學工作者的視野擴大了，這表現在對學科理論、方法的關注，對國外史學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的關注，以及對史學相關學科發展的關注；曆史研究領域擴大了，如在重視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同時，開始重視文化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民族史與宗教史的研究、地方史與區域史的研究、考古學研究與曆史學研究的結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與國別史、地區史的研究，等等，而對於曆史人物的研究則尤其活躍，還有一些規模宏大的曆史研究項目，在這個時期開始啟動，其中有的已經完成。從80年代開始出版的《中國曆史學年鑒》，真實地記錄了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軌跡。
這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有兩點是十分突出的。一個發展趨勢是：史學工作者經過對50年代以來史學發展道路的反思，經過對當代外國史學發展狀況的初步了解，並認真地考察了當代中國曆史運動對史學發展所提出的要求，從而在理論、方法、研究課題的價值取向、研究的手段與模式等方麵，都有比較深入的思考；可以預料，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將有一批麵貌一新的、有影響的新成果問世。另一個發展趨勢是：史學發展在客觀上受到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當史學更多地接觸到社會層麵時，便出現了高雅與平庸混雜、通俗與媚俗並存的局麵，這有勢使之然的一麵，也有學風不正的一麵。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必須清醒地看到這種趨勢所帶來的正麵影響和負麵影響。
（二）20世紀中國史學的基本成就
——理論、方法論研究的成就。在曆史理論方麵，20世紀中國史學有兩個重大的轉變，一是從樸素的曆史進化觀點向近代進化論的轉變，一是從進化論向曆史唯物論的轉變。前一個轉變始於19世紀末葉，康有為在西方進化論的影響下，結合中國傳統的公羊三世說，創立了曆史進化論。其後嚴複譯述《天演論》，西方的進化論進一步廣泛流傳。至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新史學》，明確提出曆史撰述要寫出人群之進化現象並求得公理公例的原則，從而使曆史進化論在史學領域中獲得了具體的表現形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章太炎、孫中山闡述了革命在曆史進化中的重要作用，把曆史進化論又向前推進一步。後一個轉變是更重要的轉變，這是因為曆史唯物論克服了曆史進化論的種種局限性，向人們提供了科學地認識人類社會曆史的曆史觀和方法論。1919年至1920年，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史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文章，強調“吾儕治史學於今日的中國，新史觀的樹立，對於舊史觀的抗辯，其興味正自深切，其責任正自重大”[2]。他說的“新史觀”即唯物史觀，並對其內容與價值做了闡述。其後，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過程中，史學家們對唯物史觀有十分豐富的闡述和運用，同時也有一些專門性質的研究論著問世。翦伯讚的《曆史哲學教程》（1939年）一書，係統論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這同他在60年代發表的著名論文《對處理若幹曆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家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相互補充，反映了作者對唯物史觀的深刻理解。80年代，侯外廬總結自己數十年治史的理論和方法，揭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理解和執行唯物史觀的心跡與實踐。[3]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1989年），反映了幾代史學工作者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曆史做出理論說明的真誠的努力。這樣的著作還有不少，不能一一列舉。近20年來，史學界關於史學自身的理論研究，也有新的起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曆史撰述的成就。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曆史撰述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1982年編製的1900—1980年《八十年史學書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統計，這81年中出版曆史類著作大約12400餘種，平均每年出版曆史類著作約150種左右。另據《中國曆史學年鑒》的統計，1979年曆史類著作的出版約170餘種，而1994年曆史類著作的出版則增加至約750種，足見近十幾年來曆史類著作出版數量增長的迅速。[4]曆史撰述上的輝煌，並不隻是指出版數量之大而言，主要還在於它們涉及廣泛的曆史領域，其中有許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科學水平，反映了20世紀中國史學的新發展。對此，林甘泉先生最近所撰《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學》一文，已有中肯的和比較詳細的論列[5]，本文不再贅述。
——曆史編纂學的成就。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曆史編纂學上經曆了重大的曆史性變革。首先，在曆史編纂思想上，注重於揭示曆史發展的進程及其內在規律，揭示人民群眾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和社會生產力作為推動社會曆史前進的根本動力等。在曆史編纂內容上，在傳統的紀傳史、編年史、典製史、紀事本末史的基礎上，開創了各種專史的研究和撰述，如經濟史、政治史、民族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文學史、史學史、藝術史、風俗史等，從過去的著重於朝代興亡為主要內容而發展到對社會製度、社會生活、意識形態方麵的關注。在曆史編纂形式上，章節體的出現和廣泛運用，一方麵是它能在容納曆史信息上有很大的回旋餘地和靈活性，一方麵也便於廣大讀者的閱讀和理解，這是舊的史書體裁所不及的。當然，單一的章節體也會使多樣的曆史編纂形式變得單調起來，並且也不能完全適用於表現紛繁複雜的曆史麵貌和曆史進程。近20年來，隨著新綜合體的創立，史學工作者開始注意到充分繼承、發揚傳統史書體裁的優點，促進了宏大的曆史撰述工程的進行，這在中國通史、清史、太平天國史、民國史的撰述中尤為突出。
——曆史文獻學的成就。20世紀的中國史學在文獻學方麵的成就，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對新發現的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二是對傳世的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三是對明清檔案的整理和研究。新發現的文獻，有甲骨文字、商周金文、侯馬盟書、秦漢簡牘帛書、敦煌寫卷、吐魯番文書、碑刻墓誌等。其中《甲骨文合集》這一巨型工程的完成，以及關於敦煌寫卷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都引起了全世界學者的關注。這些新發現的曆史文獻，進一步豐富了中國曆史的內容，更加突出地展現出中國古老而燦爛的文明。對傳世的曆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其犖犖大者，如30年代《廿五史補編》的出版，50年代《中國近代史料叢刊》、《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等的編輯、出版，50年代開始的對《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清史稿》的點校、出版，以及近十幾年來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統一規劃下所展開的大規模的曆史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在保存和利用曆史文獻方麵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人們研究曆史提供了便利條件。明清檔案的清理和利用，對於推進明清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當然，對於20世紀曆史文獻的整理，尚待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這對21世紀曆史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近十幾年來，關於曆史文獻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出版了不少專著，探索和認識也在不斷深入。
——研究和繼承中國史學遺產方麵的成就。史學的發展，離不開對自身的反省和繼承。20世紀初，中國史學著眼於對自身的反省和突破；60年代以後至今（其間，“**”10年例外），著眼於反省和繼承。沒有突破不能發展，忽視繼承也不能發展。“新史學”的倡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和發展，對傳統史學起了突破的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得以廣泛傳播之時，史學家們有可能比較冷靜地來思考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於是在60年代出現了中國史學史研究開始興起的局麵。“**”結束以後，中外史學史的研究更加發展起來，並且有專業學術季刊《史學史研究》的創辦和在國內外的廣泛發行，以及數十種有關史學史論著的出版，許多高校曆史係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全國的和教委的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也有一定數量的中國史學史課題。這種“史學尋找自己”的熱情，必將進一步推動史學的發展。
——研究和借鑒外國史學有益成分的成就。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就其整體來看，都是同研究、借鑒外國史學的積極成果，尤其是理論和方法方麵的積極成果相聯係的。這在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現了三次**。最近，於沛先生有專文進行評論。[6]這三次**，雖產生於不同的年代，引進的內容也有很大變化，但卻出現了驚人的相似之處，即由簡單搬用到認真辨析，再到具體對待。其中經驗和教訓，都是很深刻的。於文總結了三條“規律性現象”，是值得重視的：第一，“外國史學理論在中國的引入和傳播，從來不曾脫離中國社會發展的廣闊的曆史背景。”第二，“外國史學的引入和研究，從來是和中國史學建設聯係在一起的。”第三，“引入和研究外國史學理論，要立足於中國史學堅實的基礎上。對其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同盲目地排外、否定一樣，都將對中國史學帶來嚴重的危害。”這幾點認識，可以引起人們深入的思考。從整體來看，20世紀中，中國學人對外國史學的研究與借鑒，成績是不小的；從發展水平來看，以第三次**為例，我同意這樣的評價：“目前，西學之引進正處在轉折點上：一般性的介紹與表層的移植已經過去，但真正獨創性的深入地研究的時代尚未到來。”[7]
——考古發掘和考古學研究的成就。20世紀，是中國近代考古事業從起步而走向輝煌的世紀。近百年中的許多震驚世界的考古新發現，足以使中國學人重構自西侯度文化、元謀人文化至夏文化間的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而且也極大地豐富了文明時期中國曆史的內容，更加顯示出中國文明的悠久和燦爛。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產極其重要的部分。
——普及曆史知識、進行曆史教育的成就。中國史學有注重通俗化的優良傳統，這對於普及曆史知識、進行曆史教育有重要的意義。“新史學”的倡導，也包含有這方麵的目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尤其重視這一工作。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的史論和史劇，在這方麵有突出的貢獻。1948年，翦伯讚在《關於曆史知識的通俗化問題》一文中指出：“本國史知識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為我們可以通過科學的曆史知識來肅清各種封建的、買辦的、個人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舊思想，並且我們可以由曆史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而加強對中國民族進步方向的信心與認識。”[8]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關於普及曆史知識、進行曆史教育的基本觀點。新中國成立以後，這項工作有了廣泛的開展。吳晗在60年代主編的《中國曆史小叢書》和《外國曆史小叢書》曾一度成為史學界、知識界、讀書界關注的事情，成為大眾所關注的事情，堪稱進行這項工作的典範，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頌。新時期以來，這方麵的工作的範圍更加擴大了：如曆史文獻的今注今譯，圖與文相結合的曆史讀物的增多，各種通俗的曆史人物傳記的出版，等等，使這一領域顯得格外活躍。其中，一定會有經得起大眾和時間的考驗的產品流傳下去，而媚俗和平庸之作，必然會被曆史所淘汰。
20世紀中國史學的成就還有許多具體的表現。以上所舉八項，都是比較重要的方麵，它們是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產的主體。
（三）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思潮
20世紀中國史學思潮紛繁、複雜，對於它的研究、認識，實為從思想上、觀念上總結20世紀史學遺產所必需，更是明確21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方向所必需。關於20世紀初中國史學思潮和新時期中國史學思潮，已見有專書、專文論述[9]，但總的來看，這方麵的討論和研究還很不夠，是應當引起注意的。
思潮，主要是指一種思想傾向。史學思潮主要是指史學觀點上的某種傾向。但就廣泛的意義上講，史學方法上的不同，有時也會造成史學思潮上的歧異。這些都是相對而言的。這裏，我們是否可以從宏觀上來看待20世紀中國史學的主要思潮，以便把握它的基本思想脈絡。這就是：
——早期“新史學”思潮，以曆史進化論為指導，活躍於20世紀初，在批判傳統史學、引進外國史學、推進中國史學的近代化方麵，有重要的曆史功績。但是，早期“新史學”思潮有兩個明顯的局限性：一是它在理論上沒有提出對客觀曆史的科學的說明，以及人們認識和研究曆史的科學的方法論；二是沒有提出係統的、有影響的中國曆史論著，留下足以代表這一思潮的主要遺產。
——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三四十年代獲得重大發展，五六十年代在中國廣泛傳播，經過“**”10年的曆史性考驗後，八九十年代進入了健康發展的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是在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思潮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同中國的現實、中國的曆史、中國的史學相結合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本質特征和民族風格的，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以追求科學性與實踐性相統一為史學發展的目標，在中國史學發展中占有中流砥柱的作用，代表著、反映著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前途。當然，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在發展中，也留下了嚴重的教訓：一旦把理論當作教條並以其去剪裁曆史，那就不僅曲解了曆史、損害了史學，而且也使理論失去了指導的作用和科學的價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必須記取這一嚴重的教訓。
——新曆史考據學派思潮，以重視治史方法、進化史觀和新史料的發現相結合為基本特征，濫觴於20世紀初，在20年代至40年代獲得豐碩成果。1945年，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引論中，概括了這一史學思潮的特征：
後期史學的麵目，是頗為新穎的，它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過去人認為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曆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曆史的觀念。……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一方麵可以補充過去史籍的不備，一方麵卻又決定了後期史學的途徑。
他說的“後期史學”，即指20世紀前期而言。我以為，這一段話，大致可以反映出新曆史考據學派思潮的主旨。
——“當代新史學”思潮，這主要指新時期以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借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是當代歐美史學發展中提出的新的理論和方法，探討對社會曆史做跨學科研究或對社會曆史做某一層麵的研究為基本特征的史學思潮。這一思潮的健康發展，將推動中國史學對外國史學的借鑒，有利於中國史學的發展。這裏，應當注意的是：對外國史學的新理論、新方法的借鑒，應取分析的和慎重的態度。分析並不意味著保守，慎重亦並非拒絕。
三、學風建設和21世紀中國史學的前景
走向21世紀的中國史學，麵臨著許多曆史性的任務。為了迎接這些新的任務，迎接新的挑戰，史學隊伍素質的提高，是一個迫切的問題。沒有高素質的隊伍，便不會有高水平的研究和出色的成果。
現在，使人感到憂慮的是，史學隊伍的學風建設荒疏，在有些問題上反映出不良學風的嚴重傾向。學風問題是根本性質的問題，不端正學風，不提倡和建設起優良的學風，我們的曆史科學以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要去攀登21世紀的高峰，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學風建設，首先是指導思想方麵的問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曆史學在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的突破，是反省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教條主義式的搬用，因而造成了曆史研究中的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這種反省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由此而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可以看作是20世紀中國史學在科學化道路上的又一次升華。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問題的另一個方麵是，中國史學在走向21世紀的過程中，能不能堅持正確地運用唯物史觀作為研究曆史的指南，能不能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不斷地進行理論上的創新，從而不僅在思想認識上而且在科學研究的實踐中糾正以往的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把對於唯物史觀的運用推進到更高的、更科學的新階段，這是中國史學能不能在21世紀創造新的輝煌的關鍵。這裏，有兩個認識上和實踐上的症結。第一，糾正對於唯物史觀的簡單化、公式化的搬用，並不是由此證明唯物史觀的根本原則不可以用來指導研究曆史，更不是證明研究曆史必須脫離唯物史觀的指導。所謂“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最終還是要明確什麽是“正”、什麽是“源”，並把這個“正”、這個“源”堅持下去。第二，糾正對於唯物史觀的簡單化、公式化的搬用，使曆史研究者的思想得到解放，從而能夠在唯物史觀的總的原則的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並善於吸收當代國內外各個學科在理論、方法論上的新的進展，以豐富唯物史觀的內涵。處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工作者，在對過去的反思進行反思的時候，有必要進一步明確這些問題。
其次，是尊重學術史上的積極成果，尊重當代人的論著所提出的積極成果。這是後人對前人所做的探索應取的態度，是個人對社會應取的態度。現在有的研究者，不考慮具體的曆史條件而對前人的成果橫加指責，甚至全盤否定，這種非曆史主義的治學態度和批評方法，有時還受到讚揚和吹捧；現在也有的研究者，明明是參考了、借鑒了前人或今人的研究成果，而在自己的論著中不作說明、不注出處，以至故意向讀者加以隱瞞，從而把自己裝扮成某個觀點、某種見解的提出者、首倡者。這兩種情況，都嚴重地幹擾了學術研究的正常秩序，都在助長著不良學風的泛濫。糾正這種不良學風的傾向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提倡進行開拓性、創造性研究。在曆史學界，這些年來，出版了不少論著，發表了許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很出色、很優秀的成果；也有一些是重複地做著前人做過的文章，甚至也重複地做著當代人做過的文章，而又沒有新的創意，這對於通俗讀物來說，未為不可，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是應當努力避免的。這裏，是不是有一種平庸的學風在滋長呢？這種情況不改變，中國的曆史學要創造21世紀的輝煌也是很困難的。
學風建設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麵，如對於現代漢語的規範性使用，對於文風的重平實不尚浮華，對於克服治學上的浮躁情緒等。所有學風上的問題，都直接同提高史學工作者隊伍的素質有關，都同走向21世紀的史學的發展方向、發展水平有關，應當引起各方麵的關注。
總之，隻有加強學風建設，我們才能走出目前存在著的一些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各種誤區，使當代史學得以更加健康的發展，得以邁出更大的步伐，走向世界，走向21世紀。
21世紀的中國史學，在研究方向上，一方麵要有利於學科建設的發展，一方麵要努力使之有利於促進改革開放的發展，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有利於促進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要懂得些中國曆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10]。
21世紀的中國史學，要努力探索和改進曆史研究的模式，使之更加科學化和多樣化，更加富於社會啟示意義。
21世紀的中國史學，要造就出一批能夠同世界各國史學家對話的新型的史學家。這些新型的史學家，應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中國學問的根底，應對世界曆史和外國史學有相當的了解，應在專精的基礎上努力向通識發展，應具有較高的古代漢語的修養、現代漢語的表述水平和外國語水平，應善於同外國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因此，我們應當有一種探索造就新型的史學人才模式的自覺意識。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教授把“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史學工作者，稱為“探索的一代”[11]。是的，這是跨世紀而展宏圖的一代史學工作者，希望在他們當中能夠湧現出一些這樣新型的史學家。
[1] 原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5期。本文發表時，題為《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論綱）》，今從標目體例上考慮，乃刪去“論綱”二字。
[2] 李大釗：《史觀》，《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頁。
[3] 侯外廬：《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1頁。
[4] 這些數字，包括譯著、重印書和考古著作在內。
[5] 林甘泉：《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學》，載《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6] 於沛：《外國史學理論的引入和回響》，載《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 張廣智：《超越時空的對話：我國新時期引進西方學術文化的若幹思考》，載《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
[8] 翦伯讚：《關於曆史知識的通俗化問題》，《翦伯讚史學論文選集》第二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頁。
[9] 分別參見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王學典：《新時期史學思潮的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
[10] 鄧小平：《振興中華民族》，《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8頁。
[11] 向燕南：《世紀之交的史學回顧與前瞻——訪中國史學會會長戴逸先生》，載《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