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天人合一”和“清靜無為”的莊子是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他是道教的主要創始人。生活在戰國那個紛擾不安的時代，當他看到了諸侯國為了爭奪一席之地而大動幹戈，荒野棄屍遍布，生靈塗炭但又無力製止時，他躁亂的內心深處充滿著對當時世態的悲憤與絕望。“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他的一些哲學觀點有著退隱、不爭、率性的表象，不難看出莊子是一個對現實世界有著強烈愛恨之人。莊子的一生都把名利淡薄於身外，修身養性，清淨而無為。

莊子的一生潔身自愛，過著清貧隱居的生活。他致力於他所喜愛的領域之中，繼承並發揚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可以說莊子是驚世駭俗的哲學大家，更是一朵才華橫溢的文學奇葩。“莊周夢蝶”的典故我們並不陌生，沉迷於自己的理論體係的他分不清夢境和現實的差距。我們也知曉他與時人惠子“安知魚樂”的精彩辯論。莊子的寓言有著神奇的想象，並且充滿著很是縝密的哲理，文筆更是生動細膩，行文也是揮灑自如。他有著自己處世的態度，現實的慘淡早已使莊子安然地放下，從而大徹大悟用另一種方式來幫助世人超脫。莊子的生活極其貧窮困頓，卻毅然決然地鄙棄榮華富貴、權勢名利，斷然拒絕入仕為官，用盡全力在亂世之中保持了獨立的人格，追求逍遙無恃的精神自由。

莊子的一生可謂過得清貧但卻逍遙自在，這與他所生長的環境和所崇尚的學說有著密切的關係。他並非無視民之疾苦，但深感自己力單勢薄，倒不如自得其所，在思想上有所建樹。莊子雖然學識淵博，卻一生都不願意入仕，即便有人來求召他，他也斷然拒絕。傳說有一天，莊子正在濮水邊垂釣。楚王所委派的二位大夫前來聘請他說道：“吾王久聞先生賢名，欲以國事相累。深望先生欣然出山，上以為君王分憂，下以為黎民謀福。”然而莊子卻持竿不顧，淡然說道：“我聽說楚國有隻神龜，被殺死時已三千歲了。楚王珍藏之以竹箱，覆之以錦緞，供奉在廟堂之上。請問二大夫，此龜是寧願死後留骨而貴，還是寧願生時在泥水中潛行曳尾呢？”二大夫回答說：“自然是願活著在泥水中搖尾而行啦。”莊子說：“二位大夫請回去吧！我也願在泥水中曳尾而行哩。”《史記》對這一段也有所記載：“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子卻答道：“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厚。”可見這一段故事並非僅是傳說。莊子對人生已經達到了大徹大悟忘我的境界，他知道所謂的名與利、權與勢在死後都會變得煙消雲散，去爭取這些外在的東西都是毫無意義的。相反人生在世時，這些名利還會給人帶來無謂的糾結和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

莊子因世道之汙濁，才退隱；也是因為有了黃雀在後的經曆，他才變得與世無爭；更是他發現人生有太多的不自由，所以他才強調率性。莊子就是以他獨特的率性而凸顯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為愛得熱烈，才導致他恨得徹底，他認為出仕為官一定會戕害人的自然本性，還不如在貧賤的生活中自得其樂，這無疑就是對現實情形過於黑暗汙濁的一種強烈的覺醒與反思。他達到了精神上的逍遙自在，比起名利他更加重視內在德行的修養，他的思想也為後世人的釋然而做下了理論的鋪墊。

莊子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紛擾的戰國時期，也為他釋然的品性奠定了社會基調。曆史上“顏回將之衛”、“葉公子高將使於齊”、“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都講了統治階層人際關係的複雜與險惡，特別是君臣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鉤心鬥角是一場勞累的遊戲，那些算計猜疑都讓那些執著於仕途的人們耗盡了自己的精力，有的甚至賠上了自己的一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莊子既能洞悉世事，又怎會自尋煩惱，使自己的精神痛苦呢！他所期待的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德行充足的莊子，生命中自然地流露出了一種自足的精神的力量。他在躁動的年代難免有一種躁亂的心境，然而躁亂之後他卻能夠另辟蹊徑，貢獻出他在思想上的造詣。不慕名，不貪財，心懷坦**地終其一生。他曾經當過蒙邑的漆園小吏，生活雖然拮據，但是他並沒有因為貧困而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請，說明他在道德上是一位非常廉潔、正直，有相當棱角和鋒芒之人。沒有人會記得莊子貧窮的破衣爛衫，記住的是他在思想上所作出的貢獻，他超脫的氣節以及他留給後人的文學經典。他以他的自由之身換回了思想的千古流傳。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如莊周般參透人生獲得大徹大悟，也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遵循無為之思想，但是在為人處世上應該進退自如，“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莊子並非是消極處世的，“在避世的生活中，尋找某種新的人生意義”是莊子的追求。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也應該本著這樣的態度，修身養性，淡薄得失，“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超脫於欲求意外，保持一顆平常之心才能夠有所作為。

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漢·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