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夏天，我從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長的崗位上，下放（這是一個在我們的官場中特有的政治名詞，恰如中國曆史上封建王朝裏的“謫貶”、“流放”、“編管”以致“充軍”是差不多的意思）到南充作縣委副書記，已經一年半了。在這一年半中，我從擔任生產大隊“四清”工作組組長到公社“四清”工作隊隊長，直到擔任一個區的“四清”工作團團長，天天就是搞階級鬥爭，在基層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七鬥八鬥，總想把“四不清”弄成“四清”，但是越想弄清，卻越弄不清，而基層幹部的心鬥散了，社員的生活也越來越困難。我感到很苦惱，再這麽鬥下去，恐怕我就要從“不太受歡迎的人”變成“太不受歡迎的人”了。
我不知道到底這是基於什麽樣的事實和理論，解放以後，搞了這麽多年“運動”，階級鬥爭還沒有搞夠。最近這些年來，還要把反對修正主義的鬥爭作為我們國家的頭等大事，黨的中心任務。我曾聽說，我們黨內正有一些理論家，創立了什麽“革命中心東移論”，起勁兒地在樹立所謂世界革命的“第三塊裏程碑”。並且自告奮勇地以我為中心，把全世界反對修正主義的大旗扛起來。又不知道基於什麽樣的事實和理論，說我們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革命家的手裏，而是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裏。並且警告，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們身邊，“不鬥則修”，“不鬥則垮”。而且認定，基層幹部總是沿著“懶、饞、貪、占、變”的危險道路滑下去，有“變修”的危險。因此決定，首先在我國農村分期分批地進行“四清”運動。在全國調集了幾百萬幹部，經過訓練，浩浩****地開到農村去，幾乎每一個生產隊都有一兩個幹部。我就是那時候被派下去的。
解放以前，我搞地下革命工作，經常在鄉下跑，對農民在水深火熱中的痛苦生活深有了解，他們熱切希望的就是如何叫自己過人的生活。當時為了把他們發動起來，和反動派進行鬥爭，求得自身的解放，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們搞地下工作的，都懷抱“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決心，和他們一塊戰鬥，曆盡千難萬險，犧牲了無數的同誌，才終於迎來了解放。當時我曾作過一首《歸故園》的七律詩：
江湖浪跡十餘年，
風雨黎明歸故園。
壯誌未酬悲白發，
河山零落哭黎元。
激昂雞唱將明夜，
慷慨劍嘯欲曙天。
七尺堂堂安所用，
誓將熱血薦軒轅。
解放後我搞工業和科學工作，大半時間在城市裏工作，下鄉少了。這次我被下放當了縣委副書記，下農村搞“四清”運動。我下去住在農家裏，和農民（哦，自從公社化後，農民改叫社員了）同吃同住同勞動。我才驚異於我們誠心誠意為群眾謀幸福，幹了這麽十幾年，搞“土改”，搞“合作化”，後來還搞“公社化”。但是不知怎麽搞的，他們的生活還是這麽苦。有的社員真可說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我坐車下來時，在路上就看到一些麵帶菜色，衣服襤褸的農民。而我卻穿著整齊的四個兜的官家製服，一路上在招待所吃著豐盛的夥食，很不是味。解放前農民所夢想的，我們對他們描繪的幸福生活，除開在政治上說是翻了身外，經濟上的富裕生活並沒有實現。我感到很慚愧。現在我下放做一個縣官，古話叫作“牧民官”，隻有真心誠意地給他們作牛馬，辦點實事來報答他們，讓他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我心裏才過得去。因此我作了一首七律詩來表述我的心情：
欣聞放作牧民官，
得意春風馬蹄歡。
路遇襤褸羞袞服，
野驚菜色恥豐餐。
早知厚祿當危懼，
豈得高官便苟安？
發奮從茲當牛馬，
敢期父老盡開顏。
但是這回我們下來幹什麽呢？我們下來是搞“四清”運動，抓階級鬥爭的。我們向社員宣傳，社員生活之所以苦，就是因為階級鬥爭沒有抓好，就是因為站在他們頭上的基層幹部，許多已經變壞了，簡直成為解放前騎在他們頭上的保甲長了。因此我們下來的任務，就是幫助社員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我們下來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基層幹部都“趕上樓”去，就是奪了他們的權，然後一個一個地清查，一個一個地“下樓”，宣布“解放”。這樣的鬥爭，一搞就是幾個月，真是鬥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好像到處都有階級敵人和走資派一夥在進行反革命活動。有的基層幹部被鬥得死去活來，下不了台。我已經是努力對他們進行鬥爭了，可是開起匯報會來還說我的階級鬥爭的弦繃得不緊，常常要準備接受“右傾”的批評。
就這麽鬥來鬥去，搞了快兩年，說的是隻要抓好革命，就能促進生產。也許真是因為我抓革命沒有抓好吧，生產總是沒有促上去。就是我的那些“左”得可愛的左鄰右舍，好像也沒有搞好生產。其實大家心裏雪亮，由於基層幹部許多還沒有被“解放”，沒有資格抓生產，有的被“解放”了，不想再犯錯誤，也縮手縮腳，怕說是“以生產壓革命”，不敢再抓生產。社員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他們對於國家“修”不“修”，越來越不關心，甚至反感。他們率直地對我們說：“先把我們的肚兒饋圓了，再說別的吧。”
我聽信了社員的呼籲，先把生產抓上去，把他們的肚兒饋圓了再說。我從我原來主管的中國科學院西南分院調幾個農業專家來，一塊下到東觀區的鄉下去蹲點，搞“科學種田”，他們準備作兩年五熟的豐產田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