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了東觀區委，一進門就看到四根立柱上寫的四條顯著的“四個第一”的大標語：“政治工作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我的心裏就倒抽了一口冷氣。這裏說的幾個都是政治第一，生產是連第二也沒有，看來生產是排不上號的。我帶了一批人馬來，卻是想來抓生產的，能行得通嗎？
我和區委書記說了，準備到這裏來搞兩年五熟的豐產試驗。在基層搞工作和群眾天天打交道的同誌，就是和浮在上層天天搞政治鬥爭的領導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群眾的冷暖疾苦，也懂得群眾心裏在想什麽，吃不飽肚子誰的心裏不慌？他們聽說是來搞豐產試驗的，一說就通了，並且願意大力支持。我很高興，可是不大放心地指著那大柱頭的大標語，說：“你看你們寫在大柱頭的大標語，不見生產二字，你敢和我們一起抓生產嗎？”
他不無幾分神秘得對我說：“寫歸寫，說歸說，幹歸幹嗎。叫社員吃飽肚子，有什麽幹不得的？報上也是說的抓革命，促生產嘛。”
這樣我才放心了。可是天天在那裏進出，那幾條標語總是紮眼，不免有幾分膽戰心驚。因為這幾條標語是大有來頭的。這幾條標語是韜光養晦了若幹年後，忽然風雲際會，乘風而上的林彪元帥發明、而又得到最高統帥首肯、中央有文件要大肆宣傳和執行的。所以當時凡是顯眼的大柱頭上，幾乎都寫上這四條標語。
自從有名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被打倒，林彪元帥接掌軍委大權後，就大張旗鼓提倡學習毛澤東思想，發明了“十六字真言”，現在又提出這“四個第一”。我們這些搞宣傳工作的，自然都應該深信不疑，並且要努力身體力行的。我們說話、寫文章，都要貫徹“政治掛帥”，“思想先行”這種精神。其他的芸芸眾生，如何看法，那就難說了。我們所麵對的這些鄉下的社員，那覺悟就低得可怕，老是在我的耳朵邊叫嚷：“肚兒餓了要飯吃，哪管別人修不修。”我們不得不提倡的“早讀”也頗受抵製，不以為然。這些人沒有知識，倒也罷了，但是一塊下放來和我們一同搞“四清”進行“鍛煉”的一個大學畢業生，也常常對於“政治掛帥”表示懷疑。他跟我到這裏來抓“科學種田”，一進區委大門，見到柱頭上赫然寫著的“四個第一”，便在一旁冷笑。
我問他：“你笑什麽？”
他說：“這四個第一，在邏輯上是不通的。任何一組事物，隻能有一個第一，其餘的便是第二，第三，第四，怎麽能四個都是第一呢？沒有第二第三第四，哪來的第一昵？”
我聽了他的這番高見，大吃一驚。好家夥，他倒敢派林帥的不是了，這還得了？但是我聽起來又感到確有道理，我們過去竟然連想都沒有想過。我是愛護這個青年的，不想叫他吃虧，便問他：“你在大學裏是學的哲學吧？”他點一下頭。我勸他說：“學哲學的就是喜歡鑽牛角尖。告訴你，你以後千萬不要在人前鑽這樣的牛角尖了。”
可是他不聽，後來他對也是寫在大院裏的牆上的另外三條標語，也向我表示過同樣的不以為然。那三條標語是我們的第一把手的發明。他提出全省工作要做到“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簡稱為“三個一”。他發明的這“三個一”，在四川上上下下雷厲風行。這自然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要到處宣傳，努力執行的了。我們這位未來的哲學家看了卻不以為然，對我大發議論，他說：“這‘三個一’在哲學概念上也是不通的，是形而上學的。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個樣’的，任何社會的人都不可能是‘一條心’的，人的思想千差萬別，有先進，有落後，不可能完全扭成‘一股勁’的。”
我聽了不覺嘿然，這個青年又在鑽牛角尖了。我告誡他：“你硬是要不撞南牆不回頭嗎？”
當時第一把手提出這個口號時，本來宣傳部門就有不同看法，和這個青年說地差不多。而且當時全國學術界正在毛主席的發動下，用“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批判楊獻珍的“合二為一”的觀點。但是我們的第一把手曆來都是“我說了算”的，十分威嚴，哪個敢去說他一個不是？於是都千口一聲地擁護“三個一”，有的還在黨刊上寫文章加以發揮。第一把手自然以為他是絕對真理在握了。這個青年在這裏敢於大發議論，我真有點替他擔心，而且自己也怕有包庇之罪，便警告他：“你知道這‘三個一’是哪個提出來的？”他說：“不知道。我是在這牆上看到的。”我告訴他這是哪個大人物提出來的，他不再說話，卻撇著嘴。
他不相信“三個一”，倒也罷了，基層幹部卻是要在社員中宣傳和執行的，然而他們對於這“三個一”又不甚了了，越傳越走樣，執行起來也就容易走樣。“一個樣”倒容易明白，好執行，叫社員按一個規定的時間播種，按一個規格插秧，這都辦得到。不管老社員多麽有意見，不管他，按上級規定的辦，沒有錯。對於“一條心”和“一股勁”，卻理解成為“一條繩”或“一股繩”了。於是有人匯報工作時告訴我說，竟然有的隊長督促社員點玉米時，從坡上拉一條繩子下山，要社員順著一條繩點下來。我說：“你是在說笑話吧？”他說真有這樣的事，我隻能搖搖頭。鄉下的事，難說。
那個時候全國正在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省裏最近才開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從報紙登出來的那些代表們的精彩的發言，叫人不能不相信林彪元帥的話，毛澤東思想隻要一“吃透”了，就會叫人產生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就可以出現奇跡。隻要熟讀毛主席的著作，就可以爆發“精神原子彈”，產生無窮的力量，自然就可以多打糧食了。我們向社員宣傳這個道理。他們卻不大相信，說“我肯信吹一口氣，說幾句空話，田裏就長出糧食來了？”
他們見短識淺，竟然敢於藐視在中國可說是第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的林彪同誌，竟然不相信他的那些“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的十六字真言。我們卻是不敢不相信的。眼見他取代了那個敢於去和偉大領袖扳彎彎道理的國防部長彭德懷，當了國防部長，立刻就把解放軍變成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深得毛主席的信任，一天天走近毛主席那金碧輝煌的寶座，很可能成為接班人。眼見他的金口玉言，也快要成為“一句頂萬句”了，誰敢不信？從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足見他對於毛澤東思想“活學活用，學用結合”得好。既然在國家大事上能夠“立竿見影”，發揮了神奇的作用，在我們搞科學試驗的一塊小田裏，為什麽就不靈，產生多打糧食的效果？於是我們也用了林帥的靈丹妙藥，搞“天天讀”毛主席的書。
我們規定，生產隊的每個識字的社員，每天早上都要讀《老三篇》中的一篇，或者讀幾段我們結合實際挑出來的幾段《毛主席語錄》，才能吃早飯。不識字的社員也要陪讀，坐在那裏聽。我們蹲點的幹部和生產隊的幹部首先帶頭讀，堅持不懈。別的地方出那麽多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他們都能活學活用，都能立竿見影地在生產上產生奇跡，我們這裏為什麽就不行？
我們堅決貫徹執行“天天讀”的製度。可是明顯看出，那些社員大半都是奉命行事，沒有認真讀。看他們的嘴巴是在動，也好像念念有詞，卻是那樣懶洋洋的，好像還沒有睡醒似的。有的青年發牢騷：“天天這麽念早經，還不是隻喝到兩碗湯湯稀飯，要能吃到幹飯，這個早經我就念。”
這思想多不開竅，怎麽把讀毛澤東著作說成是在念經呢？我嚴厲批評了，還是沒有起色。相反地，我們請來的農業專家講授農業技術課的時候，雖然他們在開講時，也很注意“政治掛帥”，在講課前一定要念幾段有關的《語錄》。青年們對於背《語錄》，興趣好像不大，而對於那些技術知識，卻聽得津津有味，並且跟著專家們下大田去照他們說的作。結果在麥田裏套種玉米，硬是成功了，玉米苗生得很茁壯。專家們在初步總結時，也說是毛澤東思想敢於創造的威力，我也表示相信。但是青年們卻在一旁暗笑，好像不怎麽相信。他們隻相信，這是“科學種田”的結果。但是不管它，隻要搞成功了，社員生活稍好一點，他們高興，我這個當官的能給老百姓辦成一件好事，沒有枉吃國家俸祿，於心稍安就好了。我覺得這比在那高級機關辦公室裏團團轉，整天就是忙於公文、會議，搞不完的階級鬥爭和各種莫名其妙的“運動”，要舒心得多了。
在這安靜的鄉村裏，我能和科學家討論自然規律，和老農民研究豐收辦法，是多麽的自在，多麽的快活呀。不是早有一句聖言：“與天鬥爭，其樂無窮，與地鬥爭，其樂無窮”嗎？我們請科學家下鄉來幫忙，和自然進行鬥爭，叫田裏多打糧食，叫老百姓的肚兒充實一點，這豈不是天下一大樂事嗎？我再也不想卷入那官場的是是非非裏去，再也不想去享受“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那種快樂了。再也不想沉入那些空對空，在名詞和術語中打圈圈的理論學習，特別是那些誰也說不清道不明的世界革命“反修防修”的沒完沒了的國際爭論了。就讓我在這個鄉角落裏給老百姓辦點實事，自尋其樂，終此一生吧。
但是我知道在我們的國土上，“一日晴，二日陰，三日風和雨”的大氣候是一時不會改變的。我是被“階級鬥爭”趕到這鄉下來的，我在這裏搞的也是“階級鬥爭”，捉了一年多的“走資派”，一直沒有捉出一個名堂來。現在我在鄉下搞試驗田，說我隻抓生產，不抓階級鬥爭的惡評，早已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我在這裏構築的一個日暖風和的安樂窠，其實不過是陶淵明式的“小桃源”的夢想，遲早是會破滅的。
果然，天不從人願，我“人在鄉下走，禍從天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