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5月，有一天晚上，我從鄉下回到縣委，我得到了西南局辦公廳來的電話，要我回去參加“**”。當時我想，豐產田的科學試驗才取得了豐收的初步成績，我不想離開。對於“**”，當時我的理解，那不過是在文化界又搞什麽“運動”的事。這樣的“運動”，過去已經搞過不少次了，無非又是把知識分子拿出來梳理一下。比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拔白旗，捉胡風分子，反右派，反右傾，如此等等，所見多矣。現在在報紙上正在批吳晗寫的《海瑞罷官》，不知吳晗撞在什麽人的筋脈處，得罪了什麽人，對他展開聲勢如此之大的批判，一定是大有來頭的，不然怎麽會有通知下來，一直到縣上也要搞批判呢？但是我沒有想到會發展成後來那樣規模的“**”。當時我想，這個“運動”既然在縣上也要搞，我就留在縣裏參加好了，我已經下放在這個縣裏作縣委副書記了嘛。
我當晚就打一個長途電話回去給我們西南局的常務書記。我說明理由後，他馬上同意了。第二天晚上，我忽然又收到西南局辦公廳來的電話，說仍然要我回西南局去參加。我說昨晚上常務書記不是同意我不回去了嗎？回答的是：“政委說了，要你回來參加西南局機關的**。”哦，作第二把手的常務書記說的話也是算不了數的，第一把手說的話才算數，曆來如此。不過我還想抗旨，扳一下道理，我說：“我既然已經調到縣上任縣委副書記，組織關係也已從西南局轉下來了，我已不是西南局黨組織的黨員，按照組織原則，我理應在縣上參加嘛。”回答的還是：“政委說了，你是帶職下放，一定要回來參加本機關的**。你回來時，把你的黨的關係也帶回來。”哦，組織原則也算不了數了，政委說的就是金口玉言，就是組織決定。我知道這才是我們這裏的常規，不能不服從的。
這晚上我想了一晚上，總想不通。我在這裏幹得好好的，為什麽一定要我回去？過去因我的妻子重病在北京住醫院，我想暫時不到鄉下來，並且經過書記處研究，排名單時也是把我排到下一年下鄉的。可是不行，政委一句話，一定要我下去搞“四清”，我隻得下去。到了那裏，還是他的一句話，就把我下放到這個縣裏來當縣委副書記。我下來了，把妻子從北京搬回成都住院，隔幾個月我回去看看，我以為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得知後，也不滿意，叫人帶指示給我，加以糾正。後來我橫下心來，什麽也不管了，到基層搞科學種田，給社員辦點好事吧。正辦得有點眉目，現在卻又叫我回去參加“**”。並且要我回去的時候，把組織關係也帶回去，好像要把我調回去的樣子，這是什麽道理？我想了很久，沒有想通。
快天亮了，我忽然想起，下放以來，我發現一些在我身上發生的令我不解的事情。比如我偶然發現我收到的信裏的信紙是倒插進去的。這樣的事，在解放前，是常事。那時偷偷檢查信件的人總是從長型信封的下一頭小心拆開，檢查完信後，仍從這一頭把信紙裝進去，加以封好，寄發給收信人。當時我隻要一看到這樣的裝法，就知道這封信是被檢查過了的，仔細看看信封封口，果然發現拆過又封好的痕跡。我現在在鄉下收信時，偶然發現同樣的事。起初我不相信，這恐怕不過是我的多疑。但是後來發現在我身上發生不隻一樁的怪事，傳聞有人密告我有什麽重大嫌疑。我終於想通了。大概是那些把階級鬥爭的眼睛擦得雪亮的人們，在我的身上發現了什麽，要趁這次搞“四清”運動的機會，把我也好好清一下吧。
這沒有什麽，解放後十幾年，我已經經曆過不少的“運動”，接受過不隻一次的審查，身正不怕影子歪，再清查一回算不得什麽。但是一想到，看樣子我又要當“運動員”了，我想在鄉下搞科學種田的願望，大概沒有可能實現了，感到十分抱憾。
我早上起來，馬上把行李收拾幹淨，並且去拿我的黨員關係。辦事的幹部們很奇怪，問我：“你為什麽把行李全收拾了，並且把黨員的正式關係也拿走，難道你不想回來了嗎？”
我說：“不是我不想回來，是我回不來了。”
大家莫名其妙，我不想再說什麽，第二天早上坐上車，當天晚上回到了成都。